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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种力量在地方和平解放中相似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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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平和平解放开启先例，无论是湖南、绥远、四川、云南、新疆还是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是一贯的，都是为了避免战争所带来的牺牲和痛苦而缩短战争的进程，都是为了在和平、民主、团结建国中顾及各方的利益尤其是中华民族的长远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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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并且强调：“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95]换言之，在取得军事优势之后建立新中国的进程中，中共中央仍然把“和平解决局部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针。有资料显示，即使是解放由国民党嫡系部队重兵防守的上海，中共中央也考虑过和平解决的方案。[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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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立面的局部或地方势力是怎样的状态呢？北平、湖南、绥远、四川、新疆和西藏的局部或地方势力都有着一个大致相同的典型过程，那就是地方势力中的反面力量初始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对新中国建立的必然前景根本就没有清醒的认识，继而大多数都试图组织武力对抗而且也在局部实施过军事抗拒行动，并在对抗之中寄希望于蒋介石卷土重来或外国势力的干涉。其中，由于进步力量敦促整个集团在保全利益的前提下考虑和平解放并与中央接谈，最终形成和平解放的结果。即使如此，不少地方在和平解放之后，仍然不稳定，不断发生小股对抗和武装袭扰的事件。北平的和平解放并不顺利，傅作义集团曾经就试图以天津、北平、绥远联动的战争形式保住局部的统治，而由于天津军事对抗失败才不得不“和平谈判”的。同时，在政治上也费尽心机，想借用“联合政府”的口号以制约中共，而且在和平改编过程中也有过一些问题。[97]绥远的和平解放过程实际上十分错综复杂，其中潜伏的军事、政治斗争因素很多。在其过程中，国民党广州政府的要员又到绥远进行了再策反，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于最终实现了和平起义，才有了一个好的结局。[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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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包括当时的西康和平起义的经历相当复杂，因新中国已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川作战围歼胡宗南部，刘文辉的部队策应发动了局部的起义，“和平解放”的范围虽然有限，但造成的影响很大，那就是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企图保住大西南，以川康为基地，等待反攻的梦想，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灭。同时，川西和西康起义，为后来和平解放西藏地区奠定了基础。[99]但四川在和平解放之后，仍然发生过局部反叛事件，匪患延续了若干年。[100]云南的和平起义，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滇，卢汉鉴于全国形势和四川的和平起义，才做出此决定。在此之前，卢汉曾公开声明坚决支持成立重庆“绥靖”公署，拥护张群为公署主任，又在起义之时放走了张群。云南和平解放后局部叛乱也是时有发生。[101]新疆的和平解放是在张治中前后花了很长时间做劝说工作，而陶峙岳、包尔汉在考察和对比国共战争形势之后才下了和平起义的决心，并于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宣布起义。在新疆的国民党嫡系部队有过几种武装对抗的打算，同时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试图里应外合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并在陶、包宣布和平起义之后，几种势力还联合发动了局部的武装叛乱。[102]新疆和平解放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过程才完全实现的。相比较之下，湖南的和平起义就显得平顺一些，程潜以个人的丰富阅历，比较清醒地认清了全国形势，特别是看到北平和平解放的范例，决定不派遣正式代表团谈判，以特殊方式设立机构，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支持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联合陈明仁组织并宣布和平起义，直接实现了湖南的和平解放。[103]湖南和平解放之后，湘西等地一度受到有政治色彩的土匪袭扰也是人所共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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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系列的地方和平解放事件中，西藏的和平解放更显得引人注目。通过史实考察，在西藏和平解放的全过程中，地方势力的表现与前述的大多数事件有着相似之处，即西藏地方势力初始就错误判断了国内外形势，还利用历史的老经验来分析新问题，认为他们的武装力量可以得逞，对新中国的前景根本就没有清醒的认识，继而组织武力对抗，在局部实施过军事抗拒行动，并在对抗之中寄希望于外国势力的干涉，最后因为武装对抗的失败，才在保全小集团利益的前提下考虑和平解放，签订了和平解放协议的。在和平解放之后，西藏局势错综复杂，后来陆续发生的局部对抗又远比前述的各个地方要严重得多。[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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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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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所采取的对地方问题和平解决的方式，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即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以军事加政治的办法圆满解决。史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对各个和平解放地区大致相似问题的处理上，体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在建国大业决策上的雄才大略和驾驭全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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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从构想到决策再到实施，前后经历了三年多的时间。1949年2月毛泽东即明确指出要解决西藏问题，1949年2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来访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话时就指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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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6日，毛泽东在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106]又一次明确了要解放西藏。同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媒体提出要解放西藏[107]，得到了各族各界的热烈拥护，班禅、格达等藏族知名人士也奔走呼吁，虽然过程艰难曲折，但为和平解放西藏造成了深远影响。[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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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从莫斯科致电中央及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对进军西藏问题进行了新的部署。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毛泽东主席在电报中强调，“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求西南局确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还对西南局组织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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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18日，朱德在政务院召开的西藏问题座谈会上说：“西藏问题最好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不得已时才用兵，要向西藏贵族、王公、喇嘛们说明我们的政策。”2月25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批复西南局的电报中强调：“我军进驻西藏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4月27日，周恩来在藏民研究班上讲话说：“西藏派出代表与我们商谈，我们是欢迎的……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目的是赶走英美帝国主义势力，保护西藏人民，使其能实行自治。”[110]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和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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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前夕，新生的共和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且十分严峻。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报告中指出：“目前我们国家的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已经成立。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后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战争已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只有台湾和西藏还待解放，还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若干地区内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111]，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做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又组织许多秘密的特务分子和间谍分子反对人民政府，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特务和间谍们又进行了破坏人民经济事业的活动，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暗杀手段，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收集情报。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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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还指出了国内内部矛盾的问题：“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工人和失业的知识分子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113]不久，更大的政治形势变化接踵而至：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14]，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巡逻，封锁新中国并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海攻占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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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国际义务，也为了新中国的安全，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中共中央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坚持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并在解放西藏的整个进程中始终不放弃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把握战略上的主动，努力争取获得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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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解放西藏的战斗及谈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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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中央政府即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115]并把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由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提出的“十条公约”[116]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从中央到西南局、西北局和进藏的前线部队，利用各种渠道，采用各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控制西藏地方政府权力的达扎·阿旺松绕等人，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调集藏军主力布兵设防，企图以武力对抗进藏部队。中共中央于1950年10月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并取得胜利，打开了解放西藏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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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进军西藏和昌都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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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西藏的决策必须通过积极稳妥的组织来实施，毛泽东对进藏部队的装备、供应、运输等问题都做了考虑[117]，更明确指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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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路进藏部队按照统一部署积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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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接到毛泽东1950年1月2日的电报后，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并于1月7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拟定第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并建议该军军长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1月10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致电中央同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藏的计划，由第十八军担负进军西藏主力的任务。毛泽东明确指示进藏部队，“务希于五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119]中共西南局及第二野战军，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紧张展开各项准备工作。1950年1月15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在重庆向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120]、政委谭冠三[121]及师的主管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进军西藏的指示，布置进藏工作。刘伯承指出，毛主席命令今年进军西藏，是因为现在国际斗争形势有利，要迅速向西藏进军，进藏部队应勇敢地担当此光荣任务。邓小平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并强调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原则是民族自治，团结达赖、班禅两派：“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这个指示后来被归纳为著名的“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进藏工作方针。十八军的军师级领导在会上接受了进藏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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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共中央报告进藏工作计划及西藏工委组成名单，建议西藏工委由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副政委王其梅[122]、副军长昌炳桂、参谋长陈明义、政治部主任刘振国和藏族干部政协代表天宝等7人组成，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刘、邓在电报中向中央提出了“自康、滇、青、新四省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同意刘伯承、邓小平关于进军西藏应采取“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并指示，刘、邓提出的由康、滇、青、新四省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望西北局和王震立即讨论并提出意见；同意西南局上报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并请西北局考虑是否还有其他人可以加入该委员会；此外，还“应有一支兵由云南至察隅，此点请刘、邓在陈赓占领云南后由陈赓计划并部署”。根据中央指示，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十八军在十四军四十二师一部的配合下，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为配合十八军行动，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决定，由第一、第二军组成骑兵支队和独立骑兵师分别从青海和新疆进军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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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军受领进军西藏任务后，立即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成立了研究室提供决策咨询[123]，普遍深入地进行了民族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西藏的民风、民俗学习，并制定了以民族政策为主要内容的《进军守则》。部队进入藏族地区，把模范执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当成重要准则严格遵守。公平交易、说话和气、不住民房、不进寺庙、不征用民工、不乱借群众之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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