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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27日，十八军决定成立先遣支队，先行进至西康北部重镇甘孜开展工作。先遣支队于2月3日自四川省乐山出发，12日进抵雅安，对康藏地区情况进行调查研究。3月4日，十八军在乐山召开庆功誓师大会，表彰渡江作战以来的特等和一等功臣138名，并誓师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巩固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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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3月14日，十八军决定组成由军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率领的军前进指挥所（简称“前指”），指挥先遣支队进抵金沙江边，为主力进军做准备。军前指及由第五十二师师长吴忠、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率领的北路（即五十二师）先遣支队于3月29日自乐山出发，军前指于4月24日抵康定，五十二师先遣支队于4月28日到达甘孜，并以一部于5月16日进抵金沙江边的邓柯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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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前指途经雅安时，军先遣机关并入前指。由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该师（亦称南路）先遣支队于4月1日由四川省名山县出发，6日抵雅安后，由于补给困难，即奉命参加雅安至甘孜段公路的修复工程。公路修复过康定后，苗丕一率一部于7月9日自康定出发，8月2日抵巴塘。另一部于沿途设立兵站、囤积粮食后，于9月29日方进到巴塘，南北两路先遣支队进入康藏高原向金沙江边挺进，取得了在高寒地区行军、宿营、补给以及开展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并了解、熟悉了康藏地形、道路、气候、藏军布防等情况，为进军并和平解放西藏初步奠定了基础。雅安至甘孜公路于8月26日修复通车后，张国华率军机关大部乘汽车于8月28日自四川省新津县城出发，9月5日抵甘孜，展开为解放西藏东部重镇昌都的各项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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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各路进藏部队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从1950年春季开始先后向西藏开进。由云南方向进军西藏的第十四军组成的入藏纵队，4月初在丽江完成集结后开始进藏，7月上旬进驻云南德钦，并于10月6日到达门工东北一带，配合第十八军行动。为配合西南主力部队进藏，西北野战军决定由第一军组建骑兵支队进驻青海玉树，骑兵支队600多人于6月18日从青海西宁出发，行程900千米，7月24日抵达玉树地区。新疆军区决定由第二军组建独立骑兵师，进军阿里。1950年6月13日，独立骑兵师在于田组建成立，决定由第一团第一连担负先遣任务，首先进入阿里为后续部队进藏开辟道路。8月1日，骑兵师召开“进军西藏誓师大会”，王震到会勉励先遣连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把胜利红旗插上西藏高原，先遣连135人奉命出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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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勤保障和藏族人民的积极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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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军接受进藏任务后做了大量的后勤准备，遵照“进军西藏，不吃地方”[125]的原则，保障自身供给。至1950年8月底，从甘孜方向共向前运送物资11664吨：计被服装具2515.5吨、食品（干粮）577.7吨、武器弹药418.43吨、汽车材料60.7吨、汽车油料7090吨、卫生材料116吨、通信器材84.5吨、工兵器材639.5吨，另有银圆及人民币183箱以及其他物资162.42吨。所运到的粮食，除入藏部队及支援部队食用外，各地兵站尚有一批存粮。共支出人民币7673亿元（旧币），包括黄金三千两，银圆2611931元。为昌都战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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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已通公路的地段用汽车、马车运输外，还组织了群众用大批牦牛运输支援进军。军前指、先遣部队和支援司令部的主要领导，以很大精力对玉隆地区大头人夏克刀登[126]、德格土司降央白姆[127]、康南富商邦达多吉[128]等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动员藏族上层人士参与支前，组织藏族民工进行牦牛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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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华于1951年6月底在康定宴请邦达多吉，9月与夏克刀登同行至甘孜，宣传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民族宗教政策，协商动员组织牦牛运输等事宜。早在1951年3月初，解放军即与夏克刀登商妥，在玉隆召开附近头人参加的运输会议，动员群众继续大力支前，组织牦牛运输，以保证前方部队的补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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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局指示西藏工委暂时兼管康区部分地方工作，决定张国华、谭冠三和王其梅为西康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西藏工委、十八军向折多山以西的甘孜、德格、邓柯、炉霍、道孚、雅江、巴塘等县派出军事代表，在各县建立运输支援委员会，开展支前工作。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在甘孜至邓柯、甘孜至德格、东俄洛至巴塘的三条运输线上，出现了十万头牦牛支援运输的空前盛况。[129]人民的大力支持，使得昌都战役能够顺利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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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昌都战役，以打促谈、以打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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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当局为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积极备战。从外国运进大批军火和电台，用印度教官训练各地的藏军，至1950年上半年，印度交付西藏地方的枪支可装备1万多人。噶厦加强了藏军司令部并执行扩充“政教护卫军”的计划，将原有的14个代本（团），扩编为17个代本（团），并将其中7个代本全部和2个代本一部计4300余名藏军，以及3500余名民兵配置在昌都和金沙江西岸地区，企图阻止解放军从西康、青海和滇西北进藏。[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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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势力重演了先前各个地方旧势力错误判断形势与中央武装对抗的闹剧，纠集藏军主力在昌都一带对抗人民解放军。[131]中共中央审时度势，还是采用北平等地方和平解放的范式，以打促谈，以打促和，决定在藏东重镇昌都一线发起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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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的指示，1950年8月5日，张国华在西南军区研究昌都战役的作战会议上提出了若干问题和措施[132]，西南军区贺龙等责成张国华到前方切实了解具体情况后再最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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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军区于8月5日、14日连续向中央军委做了当年实施昌都战役的报告。毛泽东主席看到报告后，于8月18日电询西南局：“今年如能进到昌都当然是很好的，问题是：（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长道路是否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于空投；（三）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估计否。我们对于以上几点尚不清楚，请分析电告为盼。”[133]西南局于20日复电毛主席称：至昌都的公路尚待勘查，明年才能修筑；飞机在昌都空投是可能的，能否修筑机场尚无确切情报；藏军的战斗力“我们曾以两个连同敌人一个代本打了一仗，以一个排冲垮敌人一个代本”，加之藏军在昌都地区只有五六千人，且驻地分散，不易相互支援。因此“使用（十八军）四个团又两个营，加上玉树方面、察隅方面少数部队的配合，是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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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军区提出“在战役组织上，采取以我之主力使用于右翼（北面），迂回昌都以西，迫使敌军聚昌都而歼之”。此外，复电还提到在10月份结束昌都战役后，昌都留3000人，主力12000人后撤甘孜准备过冬[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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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新建立的人民空军按照中央指示，克服巨大困难，实施了对进藏部队的空投支援。在解放西藏的过程中，从1950年4月至1952年12月，人民空军在康藏高原开辟了25条航线，出动飞机1282架次，空投各类物资2326吨，空运人员1.8万人次。[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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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报告。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采取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时任印度总理）减少恐惧的方针。”[136]毛泽东的批示表明，以打促谈，以打促和，是发起昌都战役的一个重要意图。据此，贺龙、邓小平于8月26日正式下达《昌都战役基本命令》，确定“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之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打下明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要求十八军以主力一部并有青海骑兵支队加入，从右翼迂回昌都以西，切断藏军退路；其余各部分别从北、东、南三面向昌都攻击前进。以云南第十四军之有力一部，歼灭盐井之藏军，策应十八军行动。[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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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十八军党委发出昌都战役政治命令，要求部队恪守政策纪律，团结藏族人民，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精神，严格节约粮食，保证“战役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全胜”，“为西藏人民立下第一功”。9月中下旬，各参战部队按既定部署，陆续向战役出发地域开进。十八军参战部队分别由甘孜向邓柯、德格等地徒步开进。甘孜距离金沙江边约300千米。干部战士平均负重70市斤（35千克），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长途行军。各部队深入思想动员，严密组织，发挥干部、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保证了部队的持续行进能力。30日，中共西藏工委发出《关于解放昌都战役工作指示》，明确要求参战部队干部战士进入西藏后，认真贯彻执行对待藏军、西藏地方各级政权和藏族上层、群众以及财政经济等各项具体政策，以实际行动同西藏人民见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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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发起了从1950年10月6日至24日的昌都战役，实施强渡金沙江和大迂回包围的战役部署，克服高原作战的种种困难，以完全一边倒的优势，先后打了20多仗，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计有5个代本（团）全部，3个代本大部。1个代本起义。[138]共俘代本以上高级官员20余名，俘获在藏军中服务的英国人福特、柏尔及印度人2名。[139]经过昌都战役，藏军的主力被消灭，并促使余部投诚。[140]通过进军西藏和昌都战役，人民解放军赢得了胜战之师的威名，在西藏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藏族民众称解放军为“新汉人”。昌都战役的胜利，使中央以打促谈、以打促和的意图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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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藏地方政府的“和”“战”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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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战役之前，西藏地方政府就决意拒绝和平解放，昌都的解放证明了西藏地方势力原先所有抵抗的设想不切实际，地方精锐武装的不堪一击，顷刻崩溃。昌都败仗的消息极大地震动了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多次召集高级会议商讨对策，最终选择了和平谈判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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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和”与“战”之间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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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央发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之后，全国各族各界予以热烈响应。青海、甘肃、四川、西康各地的知名人士在民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希望西藏地方当局认清形势，以和平方式配合中央完成统一祖国大业。经中央和西南、西北军政机关批准，一些人士组织了劝和团入藏，以劝说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和谈。1950年春，密悟法师（又称清志法师，藏名巧吉多杰）[141]率领一支劝和团从成都启程，后被阻止于金沙江边。随后，甘孜白利寺大活佛格达率领的进藏劝和团赶到，过了金沙江，但密悟法师一行还是没过去。青海的劝和团于1950年5月组成，由达赖的哥哥当才活佛任首席代表，青海黄南州的活佛夏日仓呼图克图、大通县的活佛先灵任代表。于7月份分两路自西宁和同仁起程，8月在柴达木盆地的大河霸会合，一同赴藏。劝和团到达那曲后即被扣留，迟玉锐等4人被押往山南软禁。[142]夏日仓、先灵活佛也遭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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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率领一支劝和团由甘孜启程赴藏。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是一位出身贫苦的爱国活佛，红军长征路过时曾任博巴（藏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与朱总司令建立了深厚友谊。为了使西藏早日和平解放，格达活佛致电朱总司令，要求去拉萨促进和谈工作。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情深表嘉许。[143]格达活佛一行7月24日到昌都，广泛接触僧俗各界人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解放军进驻甘孜地区后的真实情况。格达活佛的言行引起在昌都的分裂主义分子的仇恨，在格达活佛喝的茶中投毒，格达中毒后于8月22日圆寂。[144]这些史实，证明了在新形势下建立统一国家的进程中，西藏地方亲帝分裂势力执迷不悟，拒绝和平，幻想凭借地理天险以及境外势力的支持，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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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昌都战役之前，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就蓄意要武力对抗中央，连续召开了官员大会讨论两大问题：一个是怎样武装阻止解放军进藏；另一个是要向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派出“亲善代表团”，向这些国家宣布“西藏独立”，乞求这些国家给予支持和军事援助。[145]在官员大会上主战的意见基本上一边倒，这中间不排除有一部分官员是迫于权势而表态的。在那样一种形势下，阿沛·阿旺晋美力排众议，提出反对打仗、主张和谈的意见。他说，大家都知道，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央政权对西藏行使主权管辖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西藏的问题只能同中国政府之间来解决。[146]他认为同共产党打仗，无异于以卵击石。国民党800万军队，还有美国精良武器支持，尚且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而把西藏男女老少都动员上战场，也不足百万，武器更不如人，因此，采取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不失为上策。阿沛·阿旺晋美完全是从历史的、现实的、客观的角度独立思考后才提出反对意见的。[147]噶厦的主战派人数虽多，却做出了让主和的人担任防守昌都的决策。时任昌都总管拉鲁·次旺多吉任期未满，要求卸任，而在拉萨的3个噶伦虽然强烈主战，但都不愿去前线。结果孜本（财政官）阿沛·阿旺晋美被提升为增额噶伦，出任昌都基巧（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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