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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十八军党委发出昌都战役政治命令，要求部队恪守政策纪律，团结藏族人民，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精神，严格节约粮食，保证“战役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全胜”，“为西藏人民立下第一功”。9月中下旬，各参战部队按既定部署，陆续向战役出发地域开进。十八军参战部队分别由甘孜向邓柯、德格等地徒步开进。甘孜距离金沙江边约300千米。干部战士平均负重70市斤（35千克），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长途行军。各部队深入思想动员，严密组织，发挥干部、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保证了部队的持续行进能力。30日，中共西藏工委发出《关于解放昌都战役工作指示》，明确要求参战部队干部战士进入西藏后，认真贯彻执行对待藏军、西藏地方各级政权和藏族上层、群众以及财政经济等各项具体政策，以实际行动同西藏人民见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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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发起了从1950年10月6日至24日的昌都战役，实施强渡金沙江和大迂回包围的战役部署，克服高原作战的种种困难，以完全一边倒的优势，先后打了20多仗，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计有5个代本（团）全部，3个代本大部。1个代本起义。[138]共俘代本以上高级官员20余名，俘获在藏军中服务的英国人福特、柏尔及印度人2名。[139]经过昌都战役，藏军的主力被消灭，并促使余部投诚。[140]通过进军西藏和昌都战役，人民解放军赢得了胜战之师的威名，在西藏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藏族民众称解放军为“新汉人”。昌都战役的胜利，使中央以打促谈、以打促和的意图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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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藏地方政府的“和”“战”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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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战役之前，西藏地方政府就决意拒绝和平解放，昌都的解放证明了西藏地方势力原先所有抵抗的设想不切实际，地方精锐武装的不堪一击，顷刻崩溃。昌都败仗的消息极大地震动了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多次召集高级会议商讨对策，最终选择了和平谈判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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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和”与“战”之间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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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央发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之后，全国各族各界予以热烈响应。青海、甘肃、四川、西康各地的知名人士在民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希望西藏地方当局认清形势，以和平方式配合中央完成统一祖国大业。经中央和西南、西北军政机关批准，一些人士组织了劝和团入藏，以劝说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和谈。1950年春，密悟法师（又称清志法师，藏名巧吉多杰）[141]率领一支劝和团从成都启程，后被阻止于金沙江边。随后，甘孜白利寺大活佛格达率领的进藏劝和团赶到，过了金沙江，但密悟法师一行还是没过去。青海的劝和团于1950年5月组成，由达赖的哥哥当才活佛任首席代表，青海黄南州的活佛夏日仓呼图克图、大通县的活佛先灵任代表。于7月份分两路自西宁和同仁起程，8月在柴达木盆地的大河霸会合，一同赴藏。劝和团到达那曲后即被扣留，迟玉锐等4人被押往山南软禁。[142]夏日仓、先灵活佛也遭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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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率领一支劝和团由甘孜启程赴藏。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是一位出身贫苦的爱国活佛，红军长征路过时曾任博巴（藏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与朱总司令建立了深厚友谊。为了使西藏早日和平解放，格达活佛致电朱总司令，要求去拉萨促进和谈工作。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情深表嘉许。[143]格达活佛一行7月24日到昌都，广泛接触僧俗各界人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解放军进驻甘孜地区后的真实情况。格达活佛的言行引起在昌都的分裂主义分子的仇恨，在格达活佛喝的茶中投毒，格达中毒后于8月22日圆寂。[144]这些史实，证明了在新形势下建立统一国家的进程中，西藏地方亲帝分裂势力执迷不悟，拒绝和平，幻想凭借地理天险以及境外势力的支持，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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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昌都战役之前，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就蓄意要武力对抗中央，连续召开了官员大会讨论两大问题：一个是怎样武装阻止解放军进藏；另一个是要向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派出“亲善代表团”，向这些国家宣布“西藏独立”，乞求这些国家给予支持和军事援助。[145]在官员大会上主战的意见基本上一边倒，这中间不排除有一部分官员是迫于权势而表态的。在那样一种形势下，阿沛·阿旺晋美力排众议，提出反对打仗、主张和谈的意见。他说，大家都知道，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央政权对西藏行使主权管辖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西藏的问题只能同中国政府之间来解决。[146]他认为同共产党打仗，无异于以卵击石。国民党800万军队，还有美国精良武器支持，尚且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而把西藏男女老少都动员上战场，也不足百万，武器更不如人，因此，采取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不失为上策。阿沛·阿旺晋美完全是从历史的、现实的、客观的角度独立思考后才提出反对意见的。[147]噶厦的主战派人数虽多，却做出了让主和的人担任防守昌都的决策。时任昌都总管拉鲁·次旺多吉任期未满，要求卸任，而在拉萨的3个噶伦虽然强烈主战，但都不愿去前线。结果孜本（财政官）阿沛·阿旺晋美被提升为增额噶伦，出任昌都基巧（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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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沛·阿旺晋美于1950年8月28日到达昌都后，向噶厦报告：“部分县仅七八户尚存糌粑，其余皆以圆根为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148]他建议是否先通过与汉人接触，不要一上来就兵戎相见。可噶厦官员仍将西藏的前途和生灵当赌注。[149]10月解放昌都的战役打响后，藏军难以抵抗进攻，仅数天解放军便兵临城下。10月18日阿沛下令西撤，途中派人与解放军联系投诚，阿沛·阿旺晋美以及投诚的藏军高级军官均受到优厚的礼遇。事后，阿沛·阿旺晋美主动联络了40多位官员联名给达赖写信，并派亲信昼夜兼程送往拉萨，禀报了昌都之战的失败经过，以及投诚后藏军官兵受到的良好待遇。信中最后说：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希望和平解放西藏，要求噶厦速派和谈代表进京，并保证在达成协议之前不进军西藏。中央对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西藏政教事业及贵族利益，保证不受影响。对上述各项，阿沛本人和在昌都的40多名僧俗官员完全可以担保。[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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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20日、25日，噶厦接连召开有高级官员和三大寺堪布（住持）参加的会议。会上意见分歧，争论激烈。原不赞成对抗的人，在会上提出追究早先代表团未能去北京谈判的责任。[151]认为中央提出的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由中央管理西藏对外事务，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三条原则，至少前两条是可以接受的，主张另派代表去昌都同人民解放军谈判。另一些人则主张调整防务，继续对抗，企望印度政府的“调停”与联合国的干涉。他们强调“拉萨危在旦夕”，要达赖喇嘛出走，藏政府外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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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与主战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只好求“神”决断。这是西藏统治集团用宗教形式解决复杂政治问题的一种方式。10月26日，在罗布林卡达赖寝宫内，乃琼、噶东两神汉（巫师），请他们“透露神意”。噶东神在作法时，忽然口吐白沫，两眼发白，指着达赖喇嘛说：“让他为王！让他为王！”当时在座的摄政达扎脸色惨白，神色异常。随后，噶厦召开会议，公布了巫师的预示和达扎辞职的请求，并请达赖喇嘛亲政。这样，执政十年的摄政达扎不得不下台，还不到执政年龄的第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提前于1950年11月17日亲政。摄政达扎的下台，标志着西藏上层集团中的亲帝势力遭到挫折，达赖亲政使得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出现希望。但分裂主义势力仍然掌控着西藏地方实权，还寄希望于外国势力的干涉。[152]分裂主义势力在昌都遭到失败的严酷事实面前，不得不改变以武力对抗的做法，于12月17日以官员会议形式决定：一面派出堪穷土登列门、四品官桑颇·登增顿珠并与阿沛·阿旺晋美一道去昌都，同人民解放军谈判，行缓兵之计；一面由达赖喇嘛携主要官员前去亚东，准备随时逃往印度，企图重演40年前十三世达赖喇嘛外出的故伎。12月19日，达赖指定孜本鲁康娃·泽旺饶登、大堪布（寺庙总主持人）本珠仓·洛桑扎西为司曹（代理司伦），留守拉萨，称为“拉萨噶厦”；而达赖率领索康等30余名官员出走亚东，称为“亚东噶厦”，并将藏政府的300多驮金银财宝运往锡金。英国人福克斯[153]携电台随同达赖一行到达亚东。此前，印度驻拉萨代表处代表黎吉生已于9月返回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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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昌都和洛隆、边坝、丁青、波密地区的相继解放，噶厦经多次密谋，一面向昌都派出谈判代表，向解放军进行试探；一面诱劝达赖喇嘛出走亚东，观察事态发展，或与中央合作，或伺机逃往印度。1951年1月27日，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二人到达边坝，受到解放军的热情接待。从边坝到昌都，两位代表又受到沿途驻军和群众的热情欢迎与接待。2月5日，两代表抵达昌都，呈递了十四世达赖于1950年12月17日写给王其梅的信。信中除了叙述其亲政等情况外，主要是说明“根据昌都总管噶伦阿沛及其下属的报告，此处已派出和谈办事人员”。同时，十四世达赖还写信给阿沛·阿旺晋美，抛出了与解放军谈判的“五项条件”，并要阿沛·阿旺晋美作为谈判的主要代表，根据五项条件同解放军进行谈判。这五项条件的基本内容是：第一，西藏没有帝国主义势力；第二，归还过去和现在汉政府占领的西藏一切地方；第三，如西藏遭到外国侵略时，请汉政府帮助；第四，要求已经进驻康区和阿里的军队撤出；第五，不要轻信站在汉人方面的人的谣言。显然，这五项条件与几十年前西藏地方政府和国民政府协商时所提的条件大同小异，他们不知道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区别，还在用老一套办法对付新诞生的中央政府，还在顽固坚持“西藏独立”立场。西藏地方这次派出代表与解放军谈判，实质上是带有试探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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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藏地方决策派出代表团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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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世达赖一行于1951年1月2日到达西藏南部边境重镇亚东，立即将其驻印度的商务代办和所谓“负责汉地事务”的官员夏格巴·旺秋德丹[154]等人召回亚东，听取其在国外“求援”情况的汇报。夏格巴·旺秋德丹等人报告了美国、英国、尼泊尔和印度政府对西藏的态度。亚东噶厦认为，美英及印度等国都不愿意损害其国家利益，在支持“西藏独立”问题上讲得多做得少，颇感失望；而中央人民政府军事上又很强大，无法对抗，昌都一战加剧了噶厦的政治危机，中央提出的和谈条件是很宽容的。进退维谷的噶厦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在中央的感召下，只得面对现实，准备同中央和谈。官员会议最后决定，正式派出代表去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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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十四世达赖派人到印度新德里，请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转呈他致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愿意和平谈判的信件。2月1日，袁仲贤复信达赖，转达毛泽东主席对他亲政的祝贺，说明中央人民政府欢迎他速派代表赴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达赖收到袁大使的信后，大受鼓舞，因为历来达赖喇嘛亲政，必须有中央的认可。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祝贺，使其感觉得到了合法承认。2月18日，达赖和亚东噶厦做出决定，除阿沛·阿旺晋美等三名代表由昌都经甘孜、康定、重庆直接赴京外，增派藏军司令凯墨·索安旺堆、译仓秘书长土丹旦达为谈判代表，并由达赖的姐夫尧西（亚谿）·彭措扎西等任翻译，由亚东经印度前往北京参加谈判。凯墨和土丹旦达转道印度途中，在新德里曾拜见印度总理尼赫鲁，转交了达赖给尼赫鲁的信件，请求印度总理对西藏与中央的谈判给予指导并作个中间人。尼赫鲁告诉他们，要承认西藏是属于中国的，西藏的外交要由中国统一管理。如果不承认这两条，就没法谈判。[155]西藏地方政府最终确定派出和谈代表，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的预判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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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签订《十七条协议》及和平大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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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经过昌都战役，西藏地方当局同意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中央人民政府也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并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进行谈判。1951年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正式开始。首先是预备会，经过多次协商，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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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满希望的谈判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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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西藏地方当局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代表团共5人，分两路进京。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等在解放军十八军联络部部长乐于泓的陪同下，于3月下旬从昌都出发；在亚东的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则转道印度、香港等地进京。1951年4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成员先后来到北京，参加谈判。4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会见了参加谈判的代表，并宣布了双方全权代表名单：中央人民政府方面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并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西藏地方政府方面指派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全权代表，并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在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赴京的同时，中央决定邀请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到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征询意见，以便解决好西藏内部的问题。[156]班禅及班禅堪布会议厅部分官员，由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范明陪同，于4月27日到达北京。随后，周恩来同班禅就和平谈判、民族团结、达赖与班禅的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4月28日，周恩来总理宴请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和谈代表，黄炎培、陈云、李维汉[157]、陈叔通、张经武、章伯钧、平措汪杰等参加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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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艰苦细致的谈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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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在北京市军管会的交际厅举行。开始是预备会，双方就谈判程序、步骤等问题进行协商，听取了阿沛等代表的意见。李维汉说：“我们是一家人，谈判可不拘形式，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他强调“谈判就是民主协商，就是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李维汉建议学习《共同纲领》和“十条公约”，以便更好地进行谈判。双方在谈判中，讨论“十条公约”的条文内容时充分交换了意见。李维汉就西藏代表提到的关于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改编藏军为人民解放军以及有关改革的问题等几条的具体含义做了细致解释。李维汉说，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各民族在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按照自己的情况，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不变，则是根据西藏目前的具体情况决定的。假使人民自己愿意有所变动，那由你们自己去做，中央是说可以不变动的。关于藏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问题，中央意见是逐步地做，和你们商量着办。对有关改革的问题，你们代表团建议改革由西藏政府自己起来改革，这样提法，我们同意。对此，西藏代表团对“十条公约”无其他意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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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谈判涉及班禅返藏问题时，西藏代表团一度产生误解，谈判几乎陷于僵局。班禅行辕对于十世班禅系中国中央政府认定的问题，提出了真实可靠的证据，使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无法否认，从而促成这一问题较顺利地达成协议。关于西藏解放后成立军政委员会问题，西藏代表认为，十条公约的第三条已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不变，达赖活佛的地位、职权不变的规定，现在又成立军政委员会，既管军又管政，这样就和过去历史上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李维汉解释说，军政委员会是中央的代表机关，代表中央指导西藏的军政各项事情的。设立军政委员会不是改变西藏的一切制度。西藏代表希望在协定中把军政委员会的组织、性质、职权及其与中央、地方的关系，做什么事情，什么人参加等等，都写出来。不然代表们在这里就有误解，将来带到西藏去后，可能引起更大的误解。中央代表团表示同意。[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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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西藏代表团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促成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李维汉针对西藏代表团人员的思想状况以及会上提出的原则问题，在5月16日做了长篇讲话，进行全面深刻的分析和详尽回答，从而消除了西藏代表的种种疑虑，推动了谈判的进程。由于双方在班禅的权力问题上的认识难以统一，5月19日下午，中央代表孙志远到西藏代表团下榻的北京饭店，同阿沛单独交谈，最后商定，协议中将要写的恢复班禅的地位和职权问题，是指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和职权，阿沛当即表示同意。这样，双方的认识基本统一。接着，十四世达赖复电西藏代表团：既然共产党政府已承认班禅灵童，如果我们不承认，谈判就要破裂。这表明达赖集团已经承认了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社会地位。西藏代表团当即表示同意这一条款。至5月20日，谈判内容已属于一些枝节问题，双方很快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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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达成的协议全文，由李维汉草拟，在草拟协议特别是将协议翻译成藏文的过程中，双方代表对协议条文的文字进行了推敲和润色，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为使译文准确无误，充分尊重西藏代表的意见，反复地进行藏汉文对译、字斟句酌，以求达到最准确的表达。除了大量的会下协商沟通外，谈判双方举行了6次正式会谈。谈判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西藏地方代表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不同意解放军进藏。中央代表认为解放军理应驻守国防，驻军不要西藏地方供给，不会增加西藏负担。经过三次谈判和多次会下协商，西藏地方代表接受了“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的条款。第二个问题，西藏地方代表担心对西藏原有的制度进行改革。中央政府代表仔细阐述了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解释说不改变西藏原有的制度，即使要变，也得由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决定。第三个问题，当中央政府的代表提出将班禅的地位、职权等问题写入协议时，西藏地方代表认为无权处理此事，表示难以接受，这是在整个谈判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阿沛·阿旺晋美2001年5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文献纪录片《西藏五十年》中回忆说：“过了几天，孙志远来找我，他说，我们应该恢复谈判。我们建议这样提，维持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彼此友好相处时的地位和职权。这样行吗？我说，这样的提法我们可以接受。”至此，谈判的所有大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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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皆大欢喜的谈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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