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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沛·阿旺晋美于1950年8月28日到达昌都后，向噶厦报告：“部分县仅七八户尚存糌粑，其余皆以圆根为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148]他建议是否先通过与汉人接触，不要一上来就兵戎相见。可噶厦官员仍将西藏的前途和生灵当赌注。[149]10月解放昌都的战役打响后，藏军难以抵抗进攻，仅数天解放军便兵临城下。10月18日阿沛下令西撤，途中派人与解放军联系投诚，阿沛·阿旺晋美以及投诚的藏军高级军官均受到优厚的礼遇。事后，阿沛·阿旺晋美主动联络了40多位官员联名给达赖写信，并派亲信昼夜兼程送往拉萨，禀报了昌都之战的失败经过，以及投诚后藏军官兵受到的良好待遇。信中最后说：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希望和平解放西藏，要求噶厦速派和谈代表进京，并保证在达成协议之前不进军西藏。中央对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西藏政教事业及贵族利益，保证不受影响。对上述各项，阿沛本人和在昌都的40多名僧俗官员完全可以担保。[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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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20日、25日，噶厦接连召开有高级官员和三大寺堪布（住持）参加的会议。会上意见分歧，争论激烈。原不赞成对抗的人，在会上提出追究早先代表团未能去北京谈判的责任。[151]认为中央提出的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由中央管理西藏对外事务，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三条原则，至少前两条是可以接受的，主张另派代表去昌都同人民解放军谈判。另一些人则主张调整防务，继续对抗，企望印度政府的“调停”与联合国的干涉。他们强调“拉萨危在旦夕”，要达赖喇嘛出走，藏政府外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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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与主战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只好求“神”决断。这是西藏统治集团用宗教形式解决复杂政治问题的一种方式。10月26日，在罗布林卡达赖寝宫内，乃琼、噶东两神汉（巫师），请他们“透露神意”。噶东神在作法时，忽然口吐白沫，两眼发白，指着达赖喇嘛说：“让他为王！让他为王！”当时在座的摄政达扎脸色惨白，神色异常。随后，噶厦召开会议，公布了巫师的预示和达扎辞职的请求，并请达赖喇嘛亲政。这样，执政十年的摄政达扎不得不下台，还不到执政年龄的第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提前于1950年11月17日亲政。摄政达扎的下台，标志着西藏上层集团中的亲帝势力遭到挫折，达赖亲政使得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出现希望。但分裂主义势力仍然掌控着西藏地方实权，还寄希望于外国势力的干涉。[152]分裂主义势力在昌都遭到失败的严酷事实面前，不得不改变以武力对抗的做法，于12月17日以官员会议形式决定：一面派出堪穷土登列门、四品官桑颇·登增顿珠并与阿沛·阿旺晋美一道去昌都，同人民解放军谈判，行缓兵之计；一面由达赖喇嘛携主要官员前去亚东，准备随时逃往印度，企图重演40年前十三世达赖喇嘛外出的故伎。12月19日，达赖指定孜本鲁康娃·泽旺饶登、大堪布（寺庙总主持人）本珠仓·洛桑扎西为司曹（代理司伦），留守拉萨，称为“拉萨噶厦”；而达赖率领索康等30余名官员出走亚东，称为“亚东噶厦”，并将藏政府的300多驮金银财宝运往锡金。英国人福克斯[153]携电台随同达赖一行到达亚东。此前，印度驻拉萨代表处代表黎吉生已于9月返回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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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昌都和洛隆、边坝、丁青、波密地区的相继解放，噶厦经多次密谋，一面向昌都派出谈判代表，向解放军进行试探；一面诱劝达赖喇嘛出走亚东，观察事态发展，或与中央合作，或伺机逃往印度。1951年1月27日，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二人到达边坝，受到解放军的热情接待。从边坝到昌都，两位代表又受到沿途驻军和群众的热情欢迎与接待。2月5日，两代表抵达昌都，呈递了十四世达赖于1950年12月17日写给王其梅的信。信中除了叙述其亲政等情况外，主要是说明“根据昌都总管噶伦阿沛及其下属的报告，此处已派出和谈办事人员”。同时，十四世达赖还写信给阿沛·阿旺晋美，抛出了与解放军谈判的“五项条件”，并要阿沛·阿旺晋美作为谈判的主要代表，根据五项条件同解放军进行谈判。这五项条件的基本内容是：第一，西藏没有帝国主义势力；第二，归还过去和现在汉政府占领的西藏一切地方；第三，如西藏遭到外国侵略时，请汉政府帮助；第四，要求已经进驻康区和阿里的军队撤出；第五，不要轻信站在汉人方面的人的谣言。显然，这五项条件与几十年前西藏地方政府和国民政府协商时所提的条件大同小异，他们不知道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区别，还在用老一套办法对付新诞生的中央政府，还在顽固坚持“西藏独立”立场。西藏地方这次派出代表与解放军谈判，实质上是带有试探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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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藏地方决策派出代表团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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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世达赖一行于1951年1月2日到达西藏南部边境重镇亚东，立即将其驻印度的商务代办和所谓“负责汉地事务”的官员夏格巴·旺秋德丹[154]等人召回亚东，听取其在国外“求援”情况的汇报。夏格巴·旺秋德丹等人报告了美国、英国、尼泊尔和印度政府对西藏的态度。亚东噶厦认为，美英及印度等国都不愿意损害其国家利益，在支持“西藏独立”问题上讲得多做得少，颇感失望；而中央人民政府军事上又很强大，无法对抗，昌都一战加剧了噶厦的政治危机，中央提出的和谈条件是很宽容的。进退维谷的噶厦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在中央的感召下，只得面对现实，准备同中央和谈。官员会议最后决定，正式派出代表去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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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十四世达赖派人到印度新德里，请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转呈他致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愿意和平谈判的信件。2月1日，袁仲贤复信达赖，转达毛泽东主席对他亲政的祝贺，说明中央人民政府欢迎他速派代表赴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达赖收到袁大使的信后，大受鼓舞，因为历来达赖喇嘛亲政，必须有中央的认可。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祝贺，使其感觉得到了合法承认。2月18日，达赖和亚东噶厦做出决定，除阿沛·阿旺晋美等三名代表由昌都经甘孜、康定、重庆直接赴京外，增派藏军司令凯墨·索安旺堆、译仓秘书长土丹旦达为谈判代表，并由达赖的姐夫尧西（亚谿）·彭措扎西等任翻译，由亚东经印度前往北京参加谈判。凯墨和土丹旦达转道印度途中，在新德里曾拜见印度总理尼赫鲁，转交了达赖给尼赫鲁的信件，请求印度总理对西藏与中央的谈判给予指导并作个中间人。尼赫鲁告诉他们，要承认西藏是属于中国的，西藏的外交要由中国统一管理。如果不承认这两条，就没法谈判。[155]西藏地方政府最终确定派出和谈代表，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的预判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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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签订《十七条协议》及和平大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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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经过昌都战役，西藏地方当局同意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中央人民政府也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并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进行谈判。1951年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正式开始。首先是预备会，经过多次协商，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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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满希望的谈判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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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西藏地方当局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代表团共5人，分两路进京。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等在解放军十八军联络部部长乐于泓的陪同下，于3月下旬从昌都出发；在亚东的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则转道印度、香港等地进京。1951年4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成员先后来到北京，参加谈判。4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会见了参加谈判的代表，并宣布了双方全权代表名单：中央人民政府方面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并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西藏地方政府方面指派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全权代表，并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在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赴京的同时，中央决定邀请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到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征询意见，以便解决好西藏内部的问题。[156]班禅及班禅堪布会议厅部分官员，由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范明陪同，于4月27日到达北京。随后，周恩来同班禅就和平谈判、民族团结、达赖与班禅的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4月28日，周恩来总理宴请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和谈代表，黄炎培、陈云、李维汉[157]、陈叔通、张经武、章伯钧、平措汪杰等参加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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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艰苦细致的谈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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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在北京市军管会的交际厅举行。开始是预备会，双方就谈判程序、步骤等问题进行协商，听取了阿沛等代表的意见。李维汉说：“我们是一家人，谈判可不拘形式，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他强调“谈判就是民主协商，就是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李维汉建议学习《共同纲领》和“十条公约”，以便更好地进行谈判。双方在谈判中，讨论“十条公约”的条文内容时充分交换了意见。李维汉就西藏代表提到的关于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改编藏军为人民解放军以及有关改革的问题等几条的具体含义做了细致解释。李维汉说，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各民族在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按照自己的情况，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不变，则是根据西藏目前的具体情况决定的。假使人民自己愿意有所变动，那由你们自己去做，中央是说可以不变动的。关于藏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问题，中央意见是逐步地做，和你们商量着办。对有关改革的问题，你们代表团建议改革由西藏政府自己起来改革，这样提法，我们同意。对此，西藏代表团对“十条公约”无其他意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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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谈判涉及班禅返藏问题时，西藏代表团一度产生误解，谈判几乎陷于僵局。班禅行辕对于十世班禅系中国中央政府认定的问题，提出了真实可靠的证据，使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无法否认，从而促成这一问题较顺利地达成协议。关于西藏解放后成立军政委员会问题，西藏代表认为，十条公约的第三条已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不变，达赖活佛的地位、职权不变的规定，现在又成立军政委员会，既管军又管政，这样就和过去历史上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李维汉解释说，军政委员会是中央的代表机关，代表中央指导西藏的军政各项事情的。设立军政委员会不是改变西藏的一切制度。西藏代表希望在协定中把军政委员会的组织、性质、职权及其与中央、地方的关系，做什么事情，什么人参加等等，都写出来。不然代表们在这里就有误解，将来带到西藏去后，可能引起更大的误解。中央代表团表示同意。[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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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西藏代表团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促成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李维汉针对西藏代表团人员的思想状况以及会上提出的原则问题，在5月16日做了长篇讲话，进行全面深刻的分析和详尽回答，从而消除了西藏代表的种种疑虑，推动了谈判的进程。由于双方在班禅的权力问题上的认识难以统一，5月19日下午，中央代表孙志远到西藏代表团下榻的北京饭店，同阿沛单独交谈，最后商定，协议中将要写的恢复班禅的地位和职权问题，是指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和职权，阿沛当即表示同意。这样，双方的认识基本统一。接着，十四世达赖复电西藏代表团：既然共产党政府已承认班禅灵童，如果我们不承认，谈判就要破裂。这表明达赖集团已经承认了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社会地位。西藏代表团当即表示同意这一条款。至5月20日，谈判内容已属于一些枝节问题，双方很快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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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达成的协议全文，由李维汉草拟，在草拟协议特别是将协议翻译成藏文的过程中，双方代表对协议条文的文字进行了推敲和润色，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为使译文准确无误，充分尊重西藏代表的意见，反复地进行藏汉文对译、字斟句酌，以求达到最准确的表达。除了大量的会下协商沟通外，谈判双方举行了6次正式会谈。谈判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西藏地方代表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不同意解放军进藏。中央代表认为解放军理应驻守国防，驻军不要西藏地方供给，不会增加西藏负担。经过三次谈判和多次会下协商，西藏地方代表接受了“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的条款。第二个问题，西藏地方代表担心对西藏原有的制度进行改革。中央政府代表仔细阐述了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解释说不改变西藏原有的制度，即使要变，也得由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决定。第三个问题，当中央政府的代表提出将班禅的地位、职权等问题写入协议时，西藏地方代表认为无权处理此事，表示难以接受，这是在整个谈判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阿沛·阿旺晋美2001年5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文献纪录片《西藏五十年》中回忆说：“过了几天，孙志远来找我，他说，我们应该恢复谈判。我们建议这样提，维持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彼此友好相处时的地位和职权。这样行吗？我说，这样的提法我们可以接受。”至此，谈判的所有大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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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皆大欢喜的谈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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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5天艰苦细致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一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和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聂荣臻、彭真等领导人参加签字仪式。参加签字仪式的还有班禅代表拉敏·益西楚臣、詹东·计晋美等。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都在协议上签字盖章。李维汉和阿沛在签字仪式上致辞，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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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判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得以圆满解决，奠定了新中国这一阶段对在西藏地区特殊情况下解决西南边疆国防问题的基础，从政治上解决了涉及国家长远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这次谈判本身体现了中央对西藏上层的宽广博大胸怀。一个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中央政府对一个战败之后仍有离心倾向的地方政府，采取和平谈判的办法，耐心教育并最后说服达成协议，这在世界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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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艰苦曲折的和平大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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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谈判并签订协议来决定西藏实现和平解放，是中共中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政治主张的体现，是继北平、湖南、绥远、四川、云南、新疆等地方和平解放之后的又一伟大实践。《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为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军西藏，实现西藏的完全解放、巩固国防奠定了现实的基础。《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对张国华说：“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并指示道：“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160]协议签订之后，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平解放西藏大进军。5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发布进军训令，人民解放军于1951年7、8月分路自西康、云南、青海、新疆等地出发，进行和平解放的大进军。6月29日，新疆军区部队到达阿里首府噶大克，8月28日，由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组成以范明[161]为司令员兼政委、慕生忠为副政委的第十八军独立支队，自青海的香日德出发向西藏进军。9月9日，十八军进藏部队先遣支队抵达拉萨。10月1日，云南军区部队进驻察隅。10月26日，解放军进藏部队主力先遣队在王其梅的率领下胜利进抵拉萨并举行了入城仪式。11月底，十八军一部开进日喀则和江孜。12月1日，由西北出发的十八军独立支队抵达拉萨与十八军主力会师。十八军于1952年1月和7月进驻山南、亚东等边防要地。人民解放军在和平进军的过程中，严格执行《十七条协议》，遵照朱德总司令的要求，[162]按照《进军守则》，“克服高山大川的险阻，消灭零星地顽固阻击……沿途尊重民俗不住民房、寺庙，为群众作了大量好事，被崇敬地称为‘菩萨兵’”。[163]通过各种形式的大量宣传，消除疑惑，赢得了藏族人民的信任，树立了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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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一年之久，进藏部队历经千辛万苦，战胜重重困难，克服人为和自然的重重障碍，按照预定部署，完成了和平进军西藏的任务，实现了中国大陆领土的完全统一，为保证《十七条协议》的贯彻执行、巩固西南国防和新生的国家政权、逐步在西藏各地开展工作创造了基本条件。人民解放军部队在进藏过程中受到极大锻炼，增强了政策纪律观念，磨炼了革命意志，培养了艰苦奋斗作风，提高了适应高原环境的能力，铸造了“老西藏精神”[164]，为长期建藏、保卫国防奠定了基础，后来成为西藏军民在面对艰难困苦，大是大非问题时的精神支撑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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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2月毛泽东提出解放西藏，到1949年9月宣布要完成解放西藏，再到1950年1月朱德明确指出用政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直至经过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以打促谈、以打促和，辅之以各个方面的工作，西藏地方政府最终派出代表团赴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签订《十七条协议》，1951年7月到1952年7月人民解放军胜利完成了和平进军西藏的任务，历时三年多。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世界局势变化多端，中国形势天翻地覆，西藏的命运由此开始改变，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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