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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做好了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谈判的一切准备,并在谈判中事事商量,耐心解释,最终在1951年5月23日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实际上,《十七条协议》是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历史关系为依据,全面发展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新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今后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走向,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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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西藏反动势力竭力污蔑或否定《十七条协议》之外,达赖喇嘛本人对该协议也是将信将疑,并受国际反华势力和西藏反动势力否定协议与爱国势力赞成协议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一直摇摆不定。所以,《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很长时间,他才打电报给毛主席,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公布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电美国驻印度大使亨德森表示,以美国从政治、经济方面充分关注和大力支持“西藏独立”为条件,要求西藏重申其接受《十七条协议》是强加的,鼓动达赖喇嘛发表否认该协议的声明,或到国外“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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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政府的亲帝分裂分子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洛桑三旦等人,极力反对《十七条协议》,力主达赖逃亡国外。代理噶伦扎西林巴·钦绕旺秋及三大寺代表赞同《十七条协议》,主张达赖喇嘛即刻返回拉萨。双方争执不下,最后通过卜卦,结果亦是拥护《十七条协议》和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但对中央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半信半疑的达赖喇嘛并不想立即返回拉萨,而是滞留亚东观望。为避免达赖喇嘛经受不住帝国主义和民族分裂分子的蛊惑而逃亡国外,促使其尽早返回拉萨,以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中央人民政府赴藏代表张经武仅带领3名随员,1951年6月13日从北京出发,绕道印度,并于7月14日抵达亚东。7月16日,张经武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身份,向达赖喇嘛递交了毛泽东主席致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和《十七条协议》手抄本,并劝告达赖喇嘛尽快返回拉萨,以协助贯彻落实协议内容。8月8日、17日,张经武、达赖喇嘛先后返回拉萨。9月9日,十八军进藏先遣支队抵达拉萨,3天后阿沛·阿旺晋美也返回拉萨。9月24~26日,噶厦召开300多人参加的僧俗官员大会,讨论了《十七条协议》的正本,针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攻击、污蔑阿沛等和谈代表向汉人出卖了西藏的言论,阿沛·阿旺晋美以历史事实进行了逐条批驳,并表示“愿以全体和谈代表的身家性命担保,签订协议完全是为了达赖喇嘛和全藏人民的利益”。[33]9月28日,中共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代表毛泽东主席向达赖喇嘛送礼,并再次与其亲切交谈。10月24日,达赖喇嘛终于向毛主席发出了拥护《十七条协议》的电报。两天后的26日,毛主席即复电表示“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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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到十四世达赖喇嘛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拥护该协议,其中既有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这样的亲帝反动势力对协议的阻挠和破坏,也有像阿沛、三大寺代表那样的爱国统一势力对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的支持,而最为关键的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对《十七条协议》的态度。十四世达赖喇嘛处在上述两大势力影响下,对中央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将信将疑,对《十七条协议》的贯彻落实犹犹豫豫。这虽反映了十四世达赖喇嘛既不想失去维护封建农奴制和“政教合一”政治体制所拥有的无限权力与荣耀,又不得不面对中央人民政府以强大武力为后盾的祖国统一和人民解放事业的矛盾心态。但是,这种矛盾的心态恰恰为国际反华势力和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所利用,并借助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政治影响和宗教地位,为实现维护封建农奴制和开展分裂独立活动的阴谋,掀起了一股股破坏祖国统一、进行民族分裂活动的浊浪,就《十七条协议》与中央人民政府及驻藏机构、驻藏人民解放军和西藏爱国统一势力展开了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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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围绕《十七条协议》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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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条协议》签订的翌日,即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主席不仅在中南海怀仁堂亲切接见了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的各位代表,而且在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发表了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讲话。毛主席指出:“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35]就在当天,毛主席还亲自致信达赖喇嘛,强调:“这个协议(即《十七条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36]要求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配合解放军和平进藏和贯彻落实《十七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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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十七条协议》的实现和巩固国防,5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了由毛泽东拟定的《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就进军部署、物质补给、修建公路与机场,以及和平进军中应注意的问题,都做出了明确指示。首先,根据“多路向心”的进军策略,部署十八军从西康进驻拉萨、丁青和工布地区,十四军一部从德钦地区进驻察隅地区,西北军区之骑兵支队从玉树进驻囊谦地区,由新疆入藏的骑兵部队前往阿里地区。其次,根据部队所属军区,十八军及十四军之一部由西南军区负责补给,骑兵支队由西北军区负责补给。再次,分别修建甘孜至拉萨、西宁至丁青等段公路,抢建甘孜机场及计划在丁青附近修建临时机场、在拉萨修建普通机场,以确保解放军和平进藏的物质运输。最后,毛主席再次提醒进藏部队注意:“此次进军系在和平协议下的战备进军,各部万勿以和平协议已成而松懈战斗意志与战斗准备,因协议虽然签字,但尚未付诸实施,同时帝国主义必会用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实现,因此应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的充分准备,同时必须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37]事实上毛主席早已估计到了解放军向西藏和平进军中,可能会遇到并不和平的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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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际存在的困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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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十四世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在美国蛊惑下随时都有可能出逃国外,导致《十七条协议》无法执行或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如前所述,美国通过夏格巴·旺秋德丹以及其他西藏反动分裂分子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保持着联系,蛊惑达赖喇嘛否认《十七条协议》和出逃国外,以作为自己在国际冷战格局中牵制中共的一颗“棋子”。同时,十四世达赖喇嘛因为年幼,并深受西藏上层反动势力的影响而思想不稳,确实存在随时逃亡国外的可能性。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当时逃亡国外,就会造成西藏“群龙无首”的状态,并为西藏上层反动势力煽动残存的藏军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进藏留下“口实”,从而导致《十七条协议》落空或增加该协议的执行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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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严酷的自然环境也是和平进军的主要困难之一。当时从中共中央到西南军区、西北军区,都认识到了进军西藏可能会遇到的种种困难情况。早在和平进军之前,毛泽东就于1950年8月23日致电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的李涛,请其询问并督促空军司令部,为进军西藏准备30架高空运输机及相应的驾驶员。[38]周恩来总理还亲自与西北局的汪峰等领导同志协商,通过天津、上海各地的皮革、军服等公司,为西北军区进藏部队提供充足的物资和装备。但是,十八军从四川雅安出发时,每人带了三四十斤大米、干粮,沿途行军,到甘孜后,部队就出现了粮荒。粮荒固然难克服,可自然环境更加难以忍受。据十八军老战士刘广润回忆:“青藏高原的雪山总是同冰河在一起。我们常常是翻一座雪山,就要蹚好几条冰河。这些冰河表面结着冰,冰下是湍急的流水。天那么冷,特别是早晨趟河,一脚下去,顿时一股寒流浸透全身。河面上用脚踩破或用棍子敲碎的冰,像刀子一样锋利。人和马在河里行走,腿被冰凌一划,立刻是一道血口子。干部战士趟过冰河,脚底都粘着碎石子,冰把脚底板和碎石子紧紧地粘在一起怎么也掰不下来。有时用劲一撕,竟连皮肉一起撕下来。”[39]如果说冰河像一排排锋利的尖刀划伤了战士的身体,那青藏高原的雪山更像一根根银针刺伤了战士们的眼睛,直接影响部队的战斗力。据刘广润回忆:“那年月,部队的卫生条件差,大家的卫生保健知识也贫乏,根本不懂什么叫雪盲。离开玉树几天后,不少干部战士就喊叫眼睛疼,我也在其中之列。眼睛慢慢肿起来,痛得像刀剜一般,什么也看不见了。军医告诉大家,这就叫雪盲。有的连队,几乎一半的同志失明。行军时,战士们把绑腿解下来,大家牵着走。干部们焦急地说:‘这么多瞎子,遇上敌人怎么办?’连队为此还做好了应急准备。后来,在军医指导下,战士们想出种种预防雪盲的办法:有的把头发搭下来遮住眼睛,有的撕下一块军衣布把双眼蒙住;还有的用墨水把救急包里的纱布染成蓝色罩在眼睛上。休息的时候,大家摘下纱布,眼睛的四周是汗水粘下的蓝颜色,同志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简直哭笑不得!”[40]这些都反映了西藏严酷的自然环境对人民解放军进藏构成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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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如何尽快适应西藏民间的风俗习惯,对长期生活在内地的人民解放军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刘广润回忆道:“喝酥油茶,首先就是一大难关。那时我们喝的酥油茶可不是现在这个打法,连队用大锅烧上茶水,放一块酥油进去,用勺子搅几下,便成为酥油茶了。开饭前,大家排着队,一人喝一碗,作为纪律执行,喝少了还不行。开始,我们一喝就吐,有的同志甚至一闻到酥油味就吐。这时,部队干部站在茶水锅前带头先喝,并动员大家说:‘没有生活高原化,进军西藏就要成空话。我们战胜了千百万敌人,这一碗酥油茶就不能征服吗?’那些闻到酥油味就要吐的战士,捏着鼻子往嘴里灌,不久,部队都习惯了。”[41]同时,进藏部队还开展了学习藏话的活动,要求上至部队首长,下到一般士兵都要做到至少能说一般的生活用语。进藏部队还主动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如据刘广润回忆:“部队官兵每到一地,对藏族群众的经幡、经塔、神山、神树、玛尼堆和一切宗教建筑都加以保护;行军途中,不管是狂风暴雨,还是冰雹满天,部队从不进民房,不进寺庙。……有一天,三营营部的卫生员行军时把路旁的一只秃头鹰打死了,虽然当时在荒原上没有群众看见,但是,为了严格遵守民族政策,仍然给了他严厉的处分,用以教育全体干战。”[42]由此可见,解放军进藏部队严格尊重藏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主动适应藏族生活,克服内地人进藏的各种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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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虽然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但在川藏、青藏、康藏边境仍有帝国主义特务和国民党政府的散兵游勇,煽动各地藏族土司或头人,偷袭人民解放军小股部队,破坏解放军的后勤保障线,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1951年9月9日,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率领300多人的先遣支队抵达拉萨后,噶厦将这支部队安置在3个藏军代本营地之间,严密监视先遣支队的行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一些藏军则以吐口水、扔石头、撞膀子等形式挑衅解放军战士。因此,如何尽快使人民解放军在拉萨站稳脚跟,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和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就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进藏部队面临的首要任务。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各路进藏部队火速进驻目的地,同时在西藏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和生产自救工作,彻底清除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的在藏势力,以贯彻落实《十七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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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各路进藏部队火速和平进藏,完成保卫祖国西南边疆的战略安全任务。为策应张经武代表进藏工作和应对拉萨相对紧张的局势,1951年7月1日,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领十八军后续部队从甘孜西进。8月29日再从昌都出发,一路跋山涉水,克服高寒缺氧和补给困难,战胜雪山沼泽,于10月26日到达拉萨。当天就在拉萨举行了欢迎解放军大会,西藏地方政府噶伦阿沛·阿旺晋美、拉鲁·次旺多吉等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十八军军长兼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等人出席欢迎大会。11月15日,达赖喇嘛派基巧堪布[43]阿旺朗杰到进藏部队进行慰问。1951年8月20日,在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委支持下,范明司令员和慕生忠政委率领十八军独立支队1100多人,与詹东·计晋美率领的班禅行辕先遣队200多人,携带大批粮食物资,从青海香日德向西藏进发,一路渡过黄河源头沼泽地和长江源头通天河,翻越人迹罕至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历经千难万险,于12月1日抵达拉萨。12月20日,十八军进藏部队与独立支队在拉萨举行会师大会,表示为巩固国防、建设边疆而英勇奋战。由新疆入藏的独立骑兵师后续部队,在1951年6月29日进驻阿里边境地区的普兰宗,8月23日进驻阿里首府噶大克,解放了阿里全境。由云南入藏的十四军一二六团在1951年10月1日进驻察隅,10日,该团一部进驻科麦,建立西藏地区第一个国防前哨基地。[44]至1952年7月,解放军除进驻前述各战略要地外,还兵分数路先后进驻日喀则、亚东、隆子等军事重镇和边防要地。根据《十七条协议》规定,经中央批准,于1952年2月10日正式成立了以张国华为司令员、谭冠三为政委、阿沛·阿旺晋美为第一副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3月7日,中央决定张经武留藏工作,兼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副书记,统一领导和开展西藏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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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夯实党在西藏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党在西藏的统一战线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以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为主的上层统一战线;一部分是以发放布施、免费治病、创办学校、抗灾救灾为主的群众工作。1951年11月4日,达赖喇嘛按照《十七条协议》精神,邀请班禅到拉萨“友好相见,畅叙友情”。[45]班禅亦决定尽快返藏,遂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这次返藏以后,一定要在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与达赖佛紧密团结,共商一切,为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46]1951年12月13日,毛泽东主席复电班禅额尔德尼,称“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并祝你顺利地到达目的地”[47]。12月19日,班禅由西宁启程返藏,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特派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为代表前往西宁送行。1952年4月28日,班禅到达拉萨,张经武、张国华、范明、班禅行辕代表,以及噶厦的噶伦、三大寺堪布等人,热烈欢迎班禅返藏。班禅在拉萨停留了43天,4次会见达赖喇嘛,双方进行了友好会谈,并在中共西藏工委的帮助下,西藏地方政府方面与班禅行辕方面,就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及职权进行了认真的谈判,在6月16日签订了《西藏地方政府与扎什伦布寺拉让(即班禅堪布会议厅)谈判备忘录》,解决了班禅方面的乌拉差役、军粮负担和归还原属班禅宗谿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之间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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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央和西南局早就明确指出了在西藏上层开展统战工作的具体方针。1950年1月,刘伯承、邓小平接见领受进藏任务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时,指出:“要孤立顽固、抓紧中间、培养提高进步力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48]1952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必须积极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三大寺的统战,和在西藏一般的统战工作一样,仍应着重上层。任何上层分子,只要他们不是顽固的帝国主义走狗或蒋匪帮特务,我们都应争取。因此,现在我们的方针,不应该是以组织下层去孤立上层当权分子,而应该是从上层着手,稳住和争取上层,达到顺利地、逐步地、巩固地团结群众的目的。”[49]提出要重点开展西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8月16日,中央再次致电西藏工委,明确指出西藏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是“争取和团结达赖和班禅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50]10月27日,中央再次指示西藏工委,明确指出:“必须认识和估计到达赖的地位和影响,不仅在西藏地区,而且在整个西藏民族中都比班禅位高的事实。因此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和平统一西藏及和平解放西藏后我们在西藏地区的各项工作的政策,都不能不以争取达赖集团为首要任务。”[51]因此,根据中央对西藏统战工作的具体指示,西藏工委确立了以争取达赖和班禅集团为主的上层统一战线方针,努力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两大集团之间的和平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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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西藏工委领导对达赖、班禅及三品以上的官员和高级喇嘛,采取亲自做统战工作的方式,对四品以下的官员和上层喇嘛则由各地区分工委、军分区的领导亲自做统战工作。主要是通过拜访、请客、赠送礼品、联欢、庆祝重要节日等活动,联络感情、增加友谊、促进团结。另外,西藏工委从1952年至1957年,多次组织西藏参观团、致敬团、国庆观礼团、宗教参观团、青年参观团、妇女参观团等前往北京及祖国各地参观访问,使藏族同胞感受到祖国现代化建设欣欣向荣的局面,增加对祖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可以说,中央及西藏工委的上层统战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西藏上层势力对《十七条协议》的疑虑,并为日后西藏工委与西藏伪“人民会议”的斗争,争取了一批西藏上层人士的积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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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藏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在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也通过发放布施、免费医疗、兴办教育和抗灾救灾等形式积极开展影响群众工作,赢得了广大藏族同胞的真心拥护。中央代表张经武刚到拉萨不久,带着高原反应就分别拜访四品以上官员,并向三大寺的僧众和拉萨街头的乞丐发放布施。进藏部队和随军医护人员一边进军,一边为沿途的藏族群众免费治病。1951年11月,进藏部队在拉萨建立了部队门诊所,免费为西藏贵族、官员、喇嘛和普通群众治病,影响很大。这些医务工作者被藏族同胞亲切地称为“毛主席派来的白衣天使”。1952年8月,正式成立了拉萨人民医院(后来的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1953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选派了125名专业医务人员赴藏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据统计,到1959年初,西藏共有62个医疗卫生机构,480张病床,近800名卫生人员。从昌都解放后成立西藏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小学——昌都小学之后,1952年8月15日,拉萨小学正式成立,当年即有600多名儿童入学。1956年9月1日,西藏历史上第一所普通初级中学——拉萨中学成立,从此开启了西藏现代中级教育的先河。进藏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还组建了文工队、电影队等,结合西藏当地的文艺形式,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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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西藏自然灾害面前更加显示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各族同胞的关心和支援。1952年藏北雪灾期间,刚刚成立不久的黑河分工委立即动员和组织当地头人和群众转移出灾区,并发放8.1万公斤青稞、3500公斤茶叶,贷款6.5万银圆,救济受灾牧民达数万人。[52]1954年7月江孜特大洪灾,导致170多个村庄被毁,6万多克土地被淹,1.7万多人受灾,闻讯后的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发电慰问,并拨出80万银圆和大批救灾物资,缓解了当地受灾群众的生活困难。一边是解放军官兵免费治病和抢险救灾,一边是西藏封建农奴主催粮逼租和严刑拷打,西藏人民心中的天平自然向共产党、解放军和中央人民政府倾斜,从而奠定了贯彻落实《十七条协议》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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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提出进藏解放军应坚持“生产与筑路并重”的方针,增强驻藏部队的物资自给能力,奠定了实施《十七条协议》的物质基础。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在解放军到达拉萨后,妄图通过不与解放军配合,不卖给解放军粮食和燃料,逼走或困住人民解放军。但是,人民解放军根据毛主席关于“部队进驻拉萨、日喀则后,应立即抽出兵力进行农业生产”的指示,从1951年11月开始,在噶厦指定的拉萨西郊河滩上开荒生产,仅用17天的时间就开垦出了2300多亩土地,奠定了后来著名的“八一农场”的雏形。进驻日喀则、江孜、太昭等地的部队也组织了开荒生产,从1951年冬至1954年冬,进藏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共开荒32250亩土地,修水渠20多千米,共收获粮食85.6万公斤、土豆76万公斤、蔬菜636.1万公斤[53],极大地缓解了驻藏部队和机关单位的粮油及蔬菜的供给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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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进藏部队的后勤补给困难和巩固西南国防,早在和平进藏之初,毛泽东就指示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据此,西南军政委员会、西藏军区、西北军政委员会等联系西藏地方政府通力合作,动员进藏部队指战员和西藏各族民工参与修筑从西康至拉萨、由青海至拉萨的公路,在1954年12月25日即毛泽东生日这一天,康藏公路与青藏公路同时通车至拉萨,从此结束了西藏没有正规现代化公路的历史,开辟了西藏现代交通运输事业的新纪元。据统计,1955年拉萨市场物价,比公路通车前的1954年平均下降了9.2%[54],这两条公路被藏族同胞们亲切地称为“通向幸福的金桥”。同时,这两条公路的修通,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强了驻藏部队后勤供给的保障能力,成为加强西藏与祖国内地联系的交通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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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息伪“人民会议”骚乱事件,为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赢得良好的政治环境。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与帝国主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和顽固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阿乐群则、桑多仓·洛桑根顿等人,纷纷跳出来,组织了一批流氓无赖,打着“人民代表”的旗号,在1951年11月下旬拼凑成非法的“人民会议”组织,反对改编藏军,拟订“请愿书”,要求人民解放军返回内地,阻挠和破坏《十七条协议》的贯彻执行,公开叫嚣“西藏独立”。他们的分裂独立活动,获得了司曹鲁康娃·泽旺绕登和本珠仓·洛桑扎西等人的默许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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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3月11日,伪“人民会议”组织武装包围中共西藏工委驻地,13日在拉萨市区公开散发和张贴“不准改编藏军”和“解放军撤出西藏”的所谓“请愿书”。4月1日,这批暴徒竟开枪袭击西藏地方政府派往北京进行和谈的全权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人,多次要求噶厦制止伪“人民会议”的非法活动。张经武也曾多次通知十四世达赖喇嘛,要求达赖喇嘛下令制止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但是,因为策划这起政治骚乱者并非仅仅是伪“人民会议”或两位司曹,而是“达赖集团中的大多数”因不满《十七条协议》所做的反应。因此,4月8日,张经武不顾个人安危,仅带着翻译和警卫员各一人前往戒备森严的布达拉宫,面见达赖喇嘛,要求他布告取缔伪“人民会议”,并惩办制造骚乱的首要分子。[55]最后达赖喇嘛也不得不承认“汉藏团结是一致的,武装骚乱是不对的”,但希望用和平方法解散伪“人民会议”。张经武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争取达赖喇嘛和中间派的支持,表示只要不再发起骚乱,除主谋者外,其他人一律不加追究。在张经武及西藏工委其他领导同志的严正要求和积极说服下,达赖喇嘛在4月27日下令撤销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司曹职务。5月1日,噶厦发出布告,正式免除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司曹职务,宣布取缔非法的西藏“人民会议”组织。[56]阿乐群则等人转入地下秘密活动,继续与祖国和西藏各族人民为敌,但在西藏,这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对《十七条协议》的活动基本上停止了,为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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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驱逐帝国主义在藏势力,废除外国在藏特权,统一处理西藏涉外事务,这既是《十七条协议》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祖国统一、领土主权完整和反对分裂的主要任务。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不仅粉碎了美帝国主义者试图将西藏建成东南亚地区反共战略“桥头堡”的美梦,而且俘虏了英国在藏特务福特,驱逐了部分在藏印度特务,为统一处理西藏地方涉外事务创造了条件。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1952年9月15日,以杨公素任驻藏外事帮办的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正式在拉萨成立,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统一处理西藏地方涉外事务,而西藏地方政府“外事局”在推诿拖延一年后,不得不于1953年9月宣布撤销。至此,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收回了西藏地方的涉外交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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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印度1947年独立后全盘继承了英国在藏特权,即继续享有在藏派出商务代表、驻扎武装卫队、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等帝国主义特权,中国政府在1950年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后,决定通过与印度政府协商谈判的方式废除印度在藏特权。1953年9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致信中国总理周恩来,亦提出中印双方谈判解决两国关系中的问题,自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1954年1月4日,中印两国代表团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在北京开始谈判,至4月29日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简称《中印协定》),同时互换照会。[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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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定规定:中印两国分别在对方国内三地设立商务代理处,互开边境贸易市场,取消印度在藏治外法权,同时自互换照会之日起6个月以内,印度必须撤走在江孜、亚东的武装卫队,并将印度政府在西藏地方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租借地以及12个驿站及其设备折价交给中国政府。1955年4月1日,中印双方派员将印度在藏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和12个驿站清点估价后,正式交给中国,同时印度政府将其在中国亚东占用的地皮交还中国政府,从此彻底废除了印度从英帝国主义手中继承的一切在藏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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