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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856年尼泊尔强迫西藏签订的《西藏与廓尔喀条约》，西藏每年向尼泊尔交纳贡金1万尼币，直至1952年被中央代表制止，方停止向尼泊尔交纳贡金。中国与尼泊尔虽在1955年建交，而真正废止前述不平等条约则是通过中央政府与尼泊尔政府谈判签订协约实现的。1956年8月至9月，中尼两国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就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进行谈判，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58]（简称《中尼协定》），同时两国代表团团长互换了照会。该协定与照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规定尼泊尔撤退在拉萨以及其他地方的武装卫队，互设领事馆，友好通商和正常来往朝圣等，从而废除了尼泊尔的在藏特权，为发展全面友好的中尼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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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外国在藏特权，签订平等友好的《中印协定》《中尼协定》，既实现了《十七条协议》规定的“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的历史任务，也充分保护了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的权益，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使西藏各阶层人士认识到了祖国的强大和温暖，增强了对祖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积极支持了西藏反分裂队伍的信心和决心。因此，当《中印协定》签订后，西藏噶厦、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都向毛泽东主席致电，祝贺《中印协定》签字，从而为西藏的繁荣发展和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创造了良好的国际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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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期，西藏工委再次击败了伪“人民会议”残余分子的骚乱阴谋，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和1955年3月9日的《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适时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顽固坚持“西藏独立”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西藏上层反动势力，不但极力抵制《十七条协议》的内容，而且反对依据协议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首先，陪同达赖喇嘛进京的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和达赖喇嘛副经师赤江·罗桑益西在返藏途中，分南北两路到理塘、甘孜一带，煽动当地土司、头人和活佛，反对民主改革，发动武装叛乱，声称叛乱不成，可以退到西藏，并可受到达赖喇嘛的赐福与支持，这就成为1959年西藏全面叛乱的祸源之一。其次，伪“人民会议”分子阿乐群则等人，再次跳将出来，在1955年9月15日向西藏工委提交了《前后藏、康区人民意见书》，公开叫嚣“西藏独立”，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遭到西藏工委有理有力的批驳。11月17日，西藏地方政府发出布告，宣布伪“人民会议”非法，严惩首恶分子，要求参加该组织的多数人痛改前非，并决定逮捕阿乐群则，严厉打击了伪“人民会议”分子的嚣张气焰。1956年2月，一批民族分裂分子又在拉萨街头散发反动传单，诬蔑人民解放军，反对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西藏工委的支持下，达赖喇嘛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彻底清查这一反动事件，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排除了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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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22日，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陈毅副总理亲自宣读国务院的命令，并代表国务院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印鉴授予主任委员达赖喇嘛。陈毅副总理在大会讲话中指出：“1951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和人民解放军的进驻西藏，使西藏民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了祖国各民族平等友好的大家庭里来。从此，祖国大陆上的领土得到了统一，祖国西南的国防得到了保障。”充分肯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及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伟大历史和现实意义。他强调：“今天，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了，这是西藏民族团结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又一次光辉的胜利。”[59]希望西藏各界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为契机，进一步做好西藏各方面的工作，为早日成立西藏自治区而努力奋斗。遗憾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并未等来《十七条协议》的进一步贯彻落实，没能等到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反而等来了西藏上层反动农奴主的武装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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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平息封建农奴主发动的武装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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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10日，西藏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全面武装叛乱。这是西藏地方政府中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图谋“西藏独立”、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而发动的。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平息叛乱。平叛斗争从1959年3月开始，到1962年3月结束。叛乱发生后，中共中央为西藏制定了“边平叛、边改革”的总方针，西藏工作的中心从过去八年执行《十七条协议》转变到平叛、改革的新时期。这三年，在西藏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民主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百万农奴和奴隶，使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彻底覆灭，开创了西藏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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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平解放后农奴主的零星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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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的叛乱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长期进行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虽然中央历来主张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但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中央软弱可欺，在分裂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最终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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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藏上层反动势力策动邻省藏区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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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就号召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谈解决西藏问题。而以亲帝分子达扎摄政为首的上层反动集团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坚持分裂主义立场，拒绝和平谈判，陈兵金沙江以西，以武力对抗人民解放军。中央被迫进行了昌都战役，消灭了驻守昌都的藏军主力，打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签订了《十七条协议》。1952年春，以代理司伦鲁康娃·泽旺绕登、本珠仓·洛桑扎西为首的上层反动集团趁人民解放军刚刚进驻拉萨，尚未站稳脚跟之机，擅自调动藏军，支持伪“人民会议”分子，阴谋在拉萨挑起武装暴乱，破坏协议，赶走解放军。西藏工委、西藏军区根据中央指示，与西藏上层民族分裂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成功地制止了骚乱，迫使达赖喇嘛撤销了鲁康娃、洛桑扎西两人的司曹职务，西藏地方政府宣布解散伪“人民会议”，取得了反分裂斗争的又一次伟大胜利。但是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伪“人民会议”名亡实存。1952年之后，西藏地方政府孜本（统计官，四品俗官）夏格巴·旺秋德丹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直在印度鼓吹“西藏独立”，配合西藏的上层反动分子进行分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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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鉴于条件不成熟，中央决定西藏地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民主改革。但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并不满足“六年不改”，而是要永远不改革，实现“西藏独立”。随着西藏邻省四川、青海藏区开展民主改革，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感到改革虽能推迟，但终究不能避免。他们为了永远保住封建农奴制度，搞“西藏独立”，便不顾中央的多次劝告，先是策动邻省藏区叛乱，继而在西藏发动局部叛乱，终于在1959年3月10日，以所谓“保护达赖喇嘛安全”为借口，打着“民族独立”的旗号煽动群众、组织叛乱武装，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面武装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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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为了搞“西藏独立”活动，首先策动邻省四川藏区进行叛乱，破坏改革。1955年达赖喇嘛在内地参观之后返回西藏，途经四川藏区，伪“人民会议”分子阿乐群则赶到那里上书达赖，要求恢复伪“人民会议”，撤销对两司曹的处分，并在理塘召集甘孜南部地区20多个反动头人开会，确定在四川藏区搞武装叛乱，在拉萨搞政治斗争，互相配合争取“西藏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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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达赖去内地的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和达赖喇嘛的副经师赤江·洛桑益西也在甘孜地区策动叛乱，赤江对接见的当地喇嘛、头人说：你们要千方百计拖延和阻止民主改革，阻止不成就发动武装“起义”。有困难，拉萨可以帮助，要与外国取得联系，方能实现“独立”。在他们的鼓动下，1956年初，甘孜州刚进行民主改革时，理塘寺、巴塘寺就首先发动了武装叛乱。不久，恩珠仓·公布扎西、夏格·朗加多吉便在甘孜地区发动叛乱，反对那里正在进行的民主改革。理塘寺总管、康南叛乱分子首脑丁雍阿臣供认，他曾先后派人十多次到拉萨请示汇报。在甘孜藏区叛乱期间，达赖喇嘛的大知宾（四品僧官）帕拉·土登为登派人与叛乱武装保持联系，并以商队名义给叛乱武装运送武器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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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2月，西藏上层分裂主义集团还把策动叛乱的活动扩大到青海、甘肃，派出大批喇嘛到青海、甘南藏区，与当地的反动头人勾结发动叛乱，并对到拉萨朝佛的青海上中层藏族人士煽动叛乱。1958年青海省在平叛中从甘德县日乎寺，缴获了所谓“大藏族独立国”的文件，文件记载了玉树县百户孔庆才仁从西藏给扎西、才旺多吉等人写的信，信中说：“达赖指示不要搞合作化，政府一定要你们搞，就组织人马打。……我支持你们打共产党，打不赢就来西藏，我们后面有印度、美国支持。”[60]他们接到信后，便拟定了攻打各县政府的叛乱计划。在此后，恩珠仓·公布扎西等叛乱武装就是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支持下，又把叛乱活动扩大到西藏昌都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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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事实证明，邻省藏区的反动头人反对和破坏民主改革，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而西藏支持邻省藏区叛乱，破坏民主改革，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和妄图实现“西藏独立”的重要步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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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藏反动集团发动局部叛乱并使规模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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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策动四川、青海、甘肃藏区武装叛乱后，又挑起了西藏地方的局部叛乱。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期间，达赖的三哥、总堪布洛桑三旦就对金沙江以东藏区叛乱表示支持，并对江达宗大头人、宗解放委员会主任齐美公布说：“暴动起来是好事，达赖佛爷肯定支持。”[61]齐美公布从拉萨回到江达宗后，即于7月21日伙同江东德格土司管家俄马日郎上山叛乱，这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西藏地区策动局部叛乱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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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江达地区的叛乱活动不断蔓延，叛乱分子在川藏公路岗托至妥坝沿线袭击拦截过往汽车，抢劫物资，杀害解放军。到11月初，昌都解委会农牧处副处长、宁静大头人普巴本·泽旺多吉在宁静召开“十八头人会议”策动叛乱。会议决定：迅速集中人、枪，要求解放军撤出宁静、盐井，断绝宁静的对外交通、邮路，不卖粮草给汉人，并给噶厦写信，要求给以支援。1956年11月25日，以普巴本为首的叛乱分子60多人，突然袭击守卫澜沧江边竹卡溜索桥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杀害了指战员21人，制造了严重的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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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的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使叛乱活动进一步扩大和升级。1957年5月，从四川藏区窜到拉萨的叛乱头子恩珠仓·公布扎西、夏格·朗加多吉、甲马仓·桑培与伪“人民会议”分子勾结，在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和大知宾帕拉·土登为登的支持、纵容下成立了统一的叛乱组织“曲细岗珠”[62]，并募集资金给达赖喇嘛献“金宝座”。7月，叛乱分子以“四水六岗”名义向达赖献“金宝座”时呈送报告，请求达赖出面领导这个组织，让所有藏区都不进行民主改革，达赖不仅出面接受了“金宝座”，而且还亲自给500名“四水六岗”成员挂了哈达。接着，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支持“四水六岗”成立叛乱武装，炮制了“保卫宗教”“西藏独立”“反对改革”等反动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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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底，西藏地方政府大幅度调整区划和领导人员，让大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担任了宗本、基巧等要职。十四世达赖和噶厦中分裂主义分子的这些活动，直接支持和配合了反动组织“四水六岗”。噶厦还给三大寺和全区各宗、谿下令，要求组织反革命武装，支援“四水六岗”。到1958年3月，从邻省和昌都地区窜入拉萨的叛乱分子已达5000多人。4月上旬，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支持下，叛乱头子恩珠仓·公布扎西与三大寺、藏军代表，在一起密谋将各派叛乱分子统一组织在“四水六岗”之内，并结成同盟。6月，以恩珠仓·公布扎西、甲马仓·桑培为首的叛乱分子窜到山南哲古地区，召开了有27股叛乱武装头目参加的会议，正式打起叛乱武装的旗号并在山南哲古建立了武装叛乱根据地。聚集在拉萨的叛乱骨干，按照“四水六岗”的部署，分别向当雄、黑河、日喀则等地窜扰，进一步扩大了叛乱武装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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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藏各地叛乱不断扩大的严重形势，中央责成西藏地方政府加以制止，而他们却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6月的一个批示中就指出，“要准备对付那里可能的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那里的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问”。[63]7月11日，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应对噶厦严肃指出，他们对西藏地区的叛乱分子采取纵容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反动分子一定要搞叛乱，中央就一定要武装平息叛乱。7月18日，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会见十四世达赖，在向他通报了日益扩大的叛乱活动后指出：噶厦对叛乱武装采取纵容的态度是错误的，噶厦应改变态度。他们再次向达赖转达了中央对西藏改革和叛乱武装问题的方针，责成噶厦平息叛乱。噶厦无视中央和西藏工委的告诫和希望，继续支持扩大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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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运输畅通，经中央批准，西藏军区于1958年8月初对在川藏、青藏公路沿线的叛乱武装进行了第一次军事清剿，由于叛乱分子闻风而逃，部队没有穷追猛打，在当时的情况下，以自卫为主，也不可能彻底消灭叛乱武装。这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支持的武装叛乱已经蔓延到金沙江以西大部分地区，形势日趋严重。西藏地区的武装叛乱，一开始就得到了台湾国民党和外国反动派的支持，尤以美国中央情报局最为突出。1956年初，恩珠仓·公布扎西等叛乱头子，通过住在印度的达赖哥哥嘉乐顿珠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挂上钩，叛乱分子旺堆由美国安排到海外接受特务训练后，就被送回西藏组织叛乱。1957年嘉乐顿珠在旅居印度的藏人中挑选了6名青年到太平洋上美国管辖的关岛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4个月后，到秋天被送回西藏，每人都配备有小型机枪、手枪和电台。其中有两人和叛乱头子恩珠仓·公布扎西取得联系，并于1958年1月在拉萨罗布林卡同达赖的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密谈，帕拉并以达赖的名义给他们赠送了圣物。随后，这些美国训练的特务就与公布扎西的叛乱武装一起活动，并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保持联系。1958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又向西藏叛乱分子空投100支英制步枪、20挺轻机枪、两门55毫米迫击炮，炮弹1200枚，子弹4万发。同一时期，美国又经印度、尼泊尔、锡金等国偷运大批武器弹药支援盘踞在山南的武装叛乱。美国还在科罗拉多州海尔营地分批训练“康巴游击队员”达170人，把他们分批空运或潜回西藏，妄图在西藏“建立有效的抵抗运动”，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霸权面目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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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藏地区的全面武装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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