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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息山南地区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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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叛乱发生后，驻藏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予以平定，但驻藏人民解放军要彻底平息全区叛乱，兵力不足。为此，中央军委在拉萨发生叛乱后，命令驻在兰州的五十四军军长丁盛组织指挥所（简称“丁指”）[78]，率该军一三四师和兰州独立野战第十一师立即从青藏公路入藏平叛，归西藏军区指挥；命令在北京开会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乘飞机返藏指挥；命令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黄新廷组织指挥所（简称“黄指”）[79]，率一三○师及一六○团沿川藏公路向昌都开进，参加昌都地区平叛；命令昆明军区四十二师一二六团从藏东南进至盐井地区，配合昌都平叛行动，截断叛乱武装外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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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叛乱平息后，“丁指”所率一三四师、十一师的部分军队，分别于1959年3月下旬陆续到达拉萨。西藏军区乘胜于4月4日开始挥师南下，兵分五路，直捣西藏叛乱武装的老巢山南地区。第一路向曲松、哲古方向进击；第二路分左右两翼迅速插向隆子宗、达马宗、错那宗一线，堵住叛乱武装向境外逃窜的道路；第三路从正面向泽当进击，以解山南分工委和驻泽当部队之围；第四路迫歼白地、浪卡子、打隆地区的叛乱武装；第五路作为机动部队，防止叛乱武装北越川藏公路逃窜。各路部队克服初到高原不适应气候等困难，紧密配合，广大藏族群众积极支援平叛斗争，修桥补路，捕捉散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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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0多天的战斗，先后攻占雅鲁藏布江以南、江孜以东、喜马拉雅以北、则拉宗以西30多个宗、谿的广大地区，歼灭了盘踞在这些地区的叛乱武装，使山南地区的所有边境全部处在人民解放军的控制之下，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以恩珠仓·公布扎西为首的叛乱武装卫教军，在达赖一伙出逃后即仓皇逃往印度。平定山南地区的叛乱，切断了叛乱武装同国外联系的主要通道，捣毁了恩珠仓·公布扎西长期经营的巢穴，为剿灭其他地区的叛乱武装，彻底平息全区叛乱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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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息西藏其他地区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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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山南地区的武装叛乱被平息之后，各路平叛部队乘胜前进，于1959年七八月份进剿聚集在纳木湖、麦地卡和昌都等地的叛乱武装。平叛部队东西夹击，将叛乱武装包围在藏北纳木湖以南地区，到7月底将这个地区的叛乱武装肃清。在纳木错地区平叛中，平叛部队除对持枪顽抗者予以打击外，对被裹胁的群众一律不捕不押，尽量避免伤害牲畜，不打乱部落生产单位，不干扰群众的生产生活，及时解救被叛乱分子裹胁的人民群众，在牧区平叛中严格区分叛与未叛的政策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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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歼麦地卡地区的叛乱武装，是藏北平叛的重要一役。麦地卡地区位于拉萨东北、黑河（今那曲）东南，1958年10月至1959年7月，由青海、康区、黑河等地窜到此地的叛乱分子有5000人左右，长期在这里残害群众、袭击青藏公路。从1959年8月下旬开始，西藏军区集中了约4个团的兵力，克服雨雪冰雹、空气稀薄、物资供应不上、人员背负过重等困难，迅速对叛乱武装合围，逐步缩小包围圈，经过7个昼夜的奋战和政治争取，终于歼灭了这股叛乱分子；到9月中旬，基本肃清了这个地区的叛乱武装；随后，又歼灭了青藏、川藏公路沿线的叛乱分子，保证了两条国防公路的畅通无阻，有力地支援了其他地区的平叛和改革。[80]昌都地区是西藏局部叛乱最早的地区，危害最大。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之后，这里的叛乱活动更加猖獗。为了拯救昌都人民，成都军区、云南军区进藏平叛部队与驻昌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到1959年10月底，在江达、拉多、类乌齐地区及盐井地区围歼几股主要叛乱武装之后，又先后平息了贡觉、察雅、左贡、洛隆、丁青等地的叛乱，结束了昌都因叛乱而造成的混乱局面。[81]但是，由于平叛部队初到高原，也出现了情况掌握不准、执行政策界限不清问题，西藏军区和“黄指”及时采取措施解决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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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959年的平叛斗争，基本上肃清了拉萨、山南、江孜、黑河的叛乱武装，平叛部队控制了全区主要城镇和交通干线，进驻边防要点，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保证了全区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1960年，解放军集中主要力量，对腹心地区几股大的叛乱武装发起进剿。在冰天雪地的严寒季节，平叛部队克服缺粮、缺氧等困难，对恩达、丁青、嘉黎地区，黑河、巴青、温泉地区，宁静（今芒康县）、三岩地区一些大股的叛乱分子，进行了6次大的战斗，全歼了这些地区的叛乱分子，歼灭了美帝国主义空投的藏人特务，缴获了空投的电台和武器弹药，粉碎了他们在西藏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梦想。到1961年，随着民主改革的基本完成，广大农奴得以翻身解放，铲除了叛乱活动的社会基础，在全区内彻底清除了残余叛乱分子，取得了平息叛乱的最后胜利。1961年10月10日，中央军委通报嘉奖所有参加平叛的部队。[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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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叛乱发生不久，美国记者艾尔索普就断言，西藏山高路远，共产党的军队很难进去，供应问题也解决不了，没有20万军队，叛乱是平定不了的。[83]跑到台湾的国民党高参也预言人民解放军无法平定西藏的武装叛乱，但事实和他的预言相反，解放军只出动不到5万人[84]，在广大藏族群众的支援下，实际上只用了两年多就彻底平息了西藏叛乱，奠定了西藏民主改革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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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四节 西藏民主改革及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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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的民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百万农奴彻底埋葬封建农奴制度的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西藏的民主改革是从1959年到1961年，在彻底平息反革命叛乱的同时进行的，这是一场在共产党领导下，百万农奴轰轰烈烈的、自我翻身的解放运动。西藏民主改革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封建农奴主阶级的统治，解放百万农奴，变农奴主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劳动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废除僧侣、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新西藏。民主改革的顺利完成使西藏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实现了社会发展的飞跃，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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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藏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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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的社会民主改革在《十七条协议》中就有明确规定，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时，虽然提出了民主改革问题，但上层人士疑虑较多，有的公开反对。由于条件不成熟，中央决定“六年不改”（即1962年之前不进行民主改革），并说六年之后还要看当时的条件才能决定是否改革。但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要永远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妄图实现“西藏独立”，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在这个新的形势下，为了满足百万农奴要求翻身解放的愿望，中央在决定平息西藏叛乱的同时，提前实行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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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中央政府下令平息西藏叛乱后，立即解散了压迫西藏人民的地方政权及其所属的军队、法庭和监狱，废止了旧西藏法典及其野蛮的刑罚。同时中央还为西藏制定了“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要求在平息叛乱的斗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群众，引导西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西藏社会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央决定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受到了广大僧俗人民的拥护。周恩来总理指出：“顽固不化的西藏反动分子，自甘暴弃，选择了背叛人民背叛祖国的道路。他们这样自取灭亡，实际上反而替西藏的民主化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我们相信，从此西藏人民将逐步摆脱贫困落后的黑暗生活，走上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85]随着平叛的胜利，原西藏地方政府被解散，广大劳动人民强烈要求改革，他们说：“旧制度再不改革，我们就活不下去了。”曲水县吞巴谿卡的农奴三次派代表找平叛部队，要求帮助他们进行民主改革，还把谿卡的反动头人扭送到曲水县交给工作队处理。许多地方的农奴和奴隶自发组织起来，选出代表请军管会或政府派出工作队去领导他们进行民主改革。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和许多上层爱国人士都表示坚决拥护“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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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28日至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在通过的《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中指出，西藏现行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反动的、黑暗的、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只有实行民主改革，才能解放西藏人民，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为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西藏奠定基础。决议指出，“当前西藏的中心任务是：彻底平息叛乱，充分发动群众，在全区实行民主改革”。[86]在这次会议上，西藏各阶层代表600人列席会议，其中包括100名各地农民协会委派的翻身农奴，他们与党政官员和进步的贵族一起，共同商讨民主改革的大事，这在西藏历史上是第一次，说明西藏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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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的叛乱提前了民主改革的进程，百万农奴对改革的强烈要求势不可挡，形势发展很快，任务很紧，需要很快制定出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但是，西藏地方情况复杂，在农奴主阶级中有噶厦、贵族、寺庙三大领主，其中又有参加叛乱的和未参加叛乱的，有农业区和牧业区，有城镇和边境地区，这些都和内地几乎完全不同，有很大的特殊性。中央和西藏工委坚持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制定了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1959年3月22日，中共中央给西藏工委的指示中，就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政策问题作了一系列明确规定。4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西藏民主改革时说，对那些没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由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保证他们在改革后生活水平不降低。4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使西藏实现民族地方自治和逐步进行民主改革。4月28日，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要求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根据宪法、根据西藏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特点，逐步实现西藏的民主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应当密切团结西藏各阶层的爱国僧俗人民，区别对待未参加叛乱的、被裹胁参加叛乱而迅速投诚的和坚决参加叛乱的农奴主，注意保护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文物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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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西藏工委在副书记张国华亲自主持下，于1959年4月下旬，讨论拟定了《当前平叛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十三项政策》）。草案规定了平叛改革中的方针、政策和步骤等一系列问题，对农区、牧区、寺庙、城镇的民主改革制定了不同政策。5月31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并认为所制定的各项政策都是正确的。中央指出，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要走两个步骤：第一步以“三反双减”[87]为内容；第二步以分配土地为内容。方案明令废除乌拉差役制度，废除高利贷，解除农牧民的人身依附，没收那些参加叛乱的上层反动分子、寺庙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土地，进行土地改革。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和多余的农具、牲畜、房屋，一律按照内地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实行赎买政策。中央的这些重要指示，是西藏民主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政策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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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民主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各分工委在解放军的配合下，派出干部到各宗接管旧政权，建立军管会或县区人民政府；派出工作队到农村发动群众，开展“三反双减”运动，在农村普遍建立农民协会。为搞好民主改革，西藏工委采取了先行试点的办法。1959年5月，西藏工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张向明、山南分工委副书记张增文分别率领工作队到拉鲁·次旺多吉在东噶宗的羊达谿卡和叛乱头子索康·旺清格勒、凯墨·索安旺堆在乃东宗的克松、凯墨谿卡，进行民主改革的试点工作，摸索开展“三反双减”运动的经验。随后，拉萨、昌都、江孜、塔工等分工委负责同志，也率领工作组到农村进行民主改革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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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以后，西藏工委指示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陆续开始了民主改革的第一步工作，民主改革运动随即在西藏高原逐步展开。农村在进行第一步“三反双减”运动之后，接着转入第二步土地改革；牧区开展了“三反两利”（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实行牧工牧主两利）运动；寺庙开展了“三反三算”（反叛乱、反封建特权、反封建剥削和算政治迫害账、算阶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运动。西藏的民主改革运动，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和内地省、市的支援，1959年夏，中央从北京、天津、陕西、甘肃、青海、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等省市调了3000多名各级干部进藏参加民主改革工作。刚从内地进藏的汉、满、蒙、朝、回各族干部，克服高寒缺氧、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适应等困难，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迅速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引导群众开展斗争。驻藏人民解放军在执行平叛任务的同时，还大力支援地方的民主改革，除输送880多名干部和老战士转业到地方工作外，还抽调5700多名干部战士组成工作队（组），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发动群众，开展“三反双减”运动。正在陕西咸阳西藏公学和内地其他院校学习的4000多名藏族干部和学员，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迅速返回西藏，投身到民主改革的激烈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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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1959年6月28日至7月17日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会议拥护中央对西藏民主改革采取的和平方针，认为在改革中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和自上而下进行协商、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方法是完全正确的。根据西藏农牧区的阶级关系、阶级剥削及生产资料占有情况，中共西藏工委制定了一套具体的政策、规定，颁布了《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方案》等4个文件，随后，又制定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的方案》《关于在民主改革中建立各级政权组织的指示》《关于当前牧区工作的指示》《关于牧工牧主两利政策的实施办法（草案）》《关于“三大寺”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寺庙民主管理试行章程》《关于执行赎买政策的具体办法》《关于执行赎买政策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等文件，西藏工委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规定都具有十分鲜明的符合实际的西藏地方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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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在民主改革中，制定的各项政策富有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坚持和平改革的方针，对未叛乱的农奴主、寺庙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给农奴主以生活出路，享有公民权利；在群众诉苦的日子中，一般采用背靠背的方式；对上层爱国人士一律保护过关，并在政治上给以适当安排，生活水平没有降低。第二，从西藏农牧区阶级关系的实际出发，在民主改革中，农村不划富农阶级，扩大了团结面；在牧区没有公开划阶级，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保证了牧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第三，在城镇的民主改革中，除三大领主控制的工商业按参加过叛乱与未参加过叛乱区别对待外，由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在城镇民主改革中没有划资本家阶级，大大调动了城市工商业个体户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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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藏农区的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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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百万农奴被视为会说话的牲畜，饱受三大领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终年衣不蔽体。在平叛进行的时候，广大农奴积极支援解放军，强烈要求消灭农奴制度，早日翻身解放。接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改革运动便以雷霆万钧之势，烈火燎原般遍及“世界屋脊”。从金沙江边到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广大农村，农奴们砸烂缠在身上的人身依附、高利贷和乌拉差役三条锁链，召开诉苦会、斗争会，揭露农奴主残害农奴的血腥罪行。大批农奴积极分子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在农民协会领导下，农奴向农奴主讨回并烧毁高利贷、土地等的契约，分田分地，声势浩大。农奴主阶级的威风扫地，百万农奴翻身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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