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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封建农奴制度的束缚，西藏城镇的工商业很不发达。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城镇除了三大领主直接控制的少数大商店和印度、尼泊尔籍个人经营的一些商店外，只有少量小商贩和手工业者。有些地方还处在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初级交换阶段，有一些实际上是以种地为主的城市农民，昌都还有一些内地来的汉族商人。但这些城镇的群众也饱受三大领主的剥削压迫，也要求进行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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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拉萨、日喀则等城镇的情况，西藏工委在城镇的民主改革中主要抓了5项工作：一是开展反叛乱、反封建农奴制度、反封建剥削、反奴役和减租减息的“四反双减”运动，与农村、牧区、寺庙进行的民主改革互相促进、互相配合；二是贯彻执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对未叛乱的贵族、寺庙的工商业一律不动，允许其继续进行合法经营，对叛乱分子独资经营的工商业由军管会接管，叛乱分子与其他人合资的商业由军管会进行登记，查清情况后处理；三是迅速安置贫民、游民，组织就业和生产，大力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手工业；四是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加强城乡物资交流，恢复了拉萨冲赛康等处的自由贸易市场；五是成立工商管理机构，加强对手工业的管理和市场管理。经过民主改革，城镇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一大批无家可归的贫苦乞丐，得到了就业安置，有的人回到农村安家，分了土地。到1959年底，拉萨市对生活贫困的8500多人进行了救济，发放救济粮130多万公斤；建立居民委员会28个，创办公办小学、民办小学28所，还建立了1个养老院，收容了一批孤寡病残老人。城镇的民主改革，使拉萨、日喀则、昌都、江孜开始出现了新的生机，取得了初步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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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约有4000千米的国境线，近20个县处于边境地区，与缅甸、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相邻。边境地区的民主改革势必在国外产生影响，因此，西藏工委对边境地区的民主改革十分慎重，采取了稳妥、缓改的方针，广泛宣传党的政策，揭露谣言，稳定边境，团结广大群众，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即使是条件成熟可以进行民主改革的地方，也放在中心地区改革完成后，先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逐步开展，做到了边境人心安定，改革和生产双丰收。实际上，边境地区的民主改革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全区贯彻“稳定发展”方针时期逐步进行的，个别地方更晚一些。1961年1月，西藏工委还就边境地区的民主改革等问题，发出了《关于目前边境工作的指示》（即《边境十条》），提出“稳慎、宽大、严格、安定”的八字方针。在1961年后逃往境外的叛乱分子时有回窜骚扰的情况下，仍然保证了边境地区社会的安定和群众生产的正常进行与生活的逐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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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改革中，为了解决原西藏地方政府遗留的藏钞问题，繁荣城乡经济，促进物资交流，西藏自治区筹委会1959年7月15日发出布告，在全区发行人民币并作为合法货币流通。[100]8月10日，自治区筹委会又发出停止藏钞流通、以人民币限期收兑藏钞的布告，对收兑藏钞、藏银币做了具体规定：如1元人民币兑换藏钞50两，0.7元人民币兑换1两额的藏银币1枚。到1961年底，全区已收兑藏钞折合人民币288万元。至此，藏币、藏钞终于在市场上停止使用，人民币成了西藏流通领域唯一的合法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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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五节 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覆灭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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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中央政府下令平息西藏叛乱后，立即解散了压迫西藏人民数百年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的军队、法庭和监狱，废止了旧西藏法典及其野蛮刑罚。同时中央还为西藏制定了“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要求在平息叛乱的斗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群众，引导西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西藏社会的伟大历史变革。这就开创了西藏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新时代，实现了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覆灭。从此，彻底改变了百万农奴的悲惨命运，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为西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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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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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经过平叛改革，封建农奴制度被摧毁了，农奴主阶级被打垮了。但是，封建农奴制的残余势力还仍然存在，有些边远地区的民主改革尚未完成，已经完成民主改革的地方，反动农奴主分子仍不断进行反攻复辟活动，而且斗争的形势非常复杂。为了巩固和保卫胜利成果，有步骤地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中共西藏工委在认真总结平叛改革工作的基础上，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先后发出《关于民主改革运动中彻底肃清残匪、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关于打击农奴主阶级分子反攻倒算、复辟破坏的有关政策》、《提高警惕打击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的指示》和《对改革中遗留的几个问题的处理意见》等文件，自治区筹委会和西藏军区还联合颁布了《对曾参加叛乱外逃的藏族同胞投诚归来的通告》，这些文件、通告明确规定了彻底完成平叛改革的政策和应切实做好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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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1961年4月出台《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文件指出，经过普选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是彻底完成民主改革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重大步骤。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精神，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各地陆续进行了基层普选工作，建立了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了乡人民委员会。到1965年7月，全区普选工作基本完成，乡人民委员会普遍建立起来。同时，中共西藏工委还加强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党支部和团支部，并对一些基层党政组织以及农牧区的生产互助组进行了必要的整顿。在基层工作中，各地特别注意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树立贫苦农奴的政治优势，使农村牧区的革命阵地日趋巩固。[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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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加强基层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农牧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1961年，中央《关于五年不办合作社的指示》下达以后，便把社会主义教育改为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同时强调进行民主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强调进行阶级教育。在宣传贯彻《农村二十六条》和《牧区三十条》等具体政策时，还着重进行“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教育。帮助群众树立和增强“爱国增产、团结互助、勤俭持家、劳动致富”的思想。通过这样的思想教育工作，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使广大农牧民既明确现阶段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地发展互助生产，又明确前进的方向，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从而保证了稳定发展方针的贯彻落实，并为此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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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定发展时期，不仅农牧业生产连年丰收，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而且民族关系、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都十分密切，干部作风、社会风气以及人们的精神面貌也都比较好。广大进藏干部和解放军官兵，树立“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思想，发扬艰苦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把帮助西藏人民搞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为自己的光荣任务，并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注意维护和增进民族团结。与此同时，广大翻身农奴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他们亲身感受到民主改革的好处以后，对崭新的生活充满热爱，对共产党充满感恩之情，他们从亲身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所以，对共产党无比热爱和崇敬，对建设新西藏充满干劲和信心。总之，在几年的稳定发展中，全区呈现一派兴旺发达、安居乐业、团结互助、奋发图强的大好形势。许多干部和群众认为，这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最好的时期之一，是西藏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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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积极行使民族区域自治职权的同时，各级地方人民政权也逐步建立起来。平叛斗争一开始，驻藏部队就迅速在拉萨和其他发生叛乱地区建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行使人民政府职权，接管了各地的政治、军事、民政等事宜，以平息叛乱、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治安。接着各地相继建立了群众性组织，如：平叛生产委员会、平叛保畜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等。随着各地叛乱的平息，陆续建立了各级农民协会，这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组织，受到了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为全区人民政权的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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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6月28日，中共西藏工委正式向中共中央报告，拟定于9月1日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成立西藏自治区。中央批复同意西藏工委的报告，并指出：“望即由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报告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102]自治区筹委会于7月24日向国务院提出《关于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请求报告》，8月23日国务院全体会议举行第一百五十八次会议，讨论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报告，同意于1965年9月1日召开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65年8月25日举行第十五次会议，根据国务院议案，讨论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的问题。会议通过决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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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十分关心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派出以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为团长，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国家民委副主任刘春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代表团包括中央各部门、27个省市自治区、16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代表，共76人。代表团于8月29日到达拉萨，受到拉萨各族各界人士和万名人民群众隆重、热烈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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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65年9月1日至9日在拉萨隆重举行。这次会议是在西藏完成民主改革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形势下召开的，是百万翻身农奴当家做主的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1名，其中藏族代表226人，门巴族、珞巴族、回族、纳西族、怒族和其他代表共16人，少数民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80%以上。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中，绝大多数是翻身农奴和奴隶，也有一部分是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在代表席上，有农奴和奴隶出身的县长、区长、乡长和中共支部书记，有厂矿企业的先进工作者，有小学的模范教师和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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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1日的开幕会上，谢富治团长发表讲话。他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热烈祝贺西藏历史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张国华在会上做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的政治报告。报告着重从民主改革、群众工作、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政权问题、经济问题、干部工作、党的领导等八个方面，对西藏15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报告提出以后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大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牧业生产，积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逐步地、稳妥地分期分批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国防建设，保卫国防、巩固国防。[103]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回顾了在筹备西藏自治区成立过程中所经历的斗争，列举了筹委会成立之后，西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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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认真讨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经过投票，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郭锡兰、协绕顿珠（杨东生）、朗顿·贡噶旺秋、崔科·顿珠才仁、生钦·洛桑坚赞当选为副主席，达瓦·仁钦索朗、扎西平措等37人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9月9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后胜利闭幕，宣告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当天下午，拉萨市各族各界人士3万多人在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隆重热烈庆贺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参加大会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人民解放军及僧尼手持彩旗、花束，敲锣打鼓，喜气洋洋，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负责人和西藏军区负责人出席了大会。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消息传到西藏各地，万里高原一片欢腾，从藏北草原到中南部田野，从金沙江畔到阿里高原，到处都在欢庆翻身农奴当家做主的大喜事，欢庆西藏地区历史性的巨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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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的正式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标志着西藏人民与祖国大家庭的进一步亲密团结，标志着西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进一步巩固，标志着西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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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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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工委认真地贯彻执行了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并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办法，在全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从1959年下半年起，顺利完成了平叛改革、民主建政和自治区成立等各项工作，并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使西藏地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立即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职权。西藏地方政府的解散，标志着在西藏延续了700多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灭亡。这一天是西藏历史上的分水岭，它的过去是黑暗、落后、残酷、反动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它的未来是百万农奴在翻身解放、获得基本人权的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从这一天开始，西藏人民永远结束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苦难历史，开创了一片拥有人权、当家做主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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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运动的伟大意义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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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通过民主改革、民主建政和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彻底宣告了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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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是三大领主统治、压迫、剥削广大农奴的统治工具，这个政权的一切职能，都是为了维护贵族、官家、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对广大农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这个政权的统治之下，西藏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广大农奴生活极端贫困。“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绝不是达赖集团所描绘的香格里拉，那时的西藏，农业生产使用的是木犁耕地、牦牛踩场脱粒的落后耕作方法，一些地方长期保持“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直到1952年，西藏农业总产值仅为1.4亿元，全区人均农业总产值不过124.46元，粮食平均亩产只有160斤（80千克）左右，人均占有粮食250斤（125千克），农作物的产量一般不超过种子的5倍。牧业靠天养畜，生产能力极其低下，自然灾害经常造成牲畜大批死亡。1952年，西藏牲畜总头数仅为974万头（只）。统治阶层限制手工业的发展，明文规定“不得花样翻新”，手工业发展非常缓慢。当时的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货物运输、邮件传递全靠人背畜驮。拉萨仅有一座装机125马力（92.5千瓦）、时断时续发电的水电站，供达赖及少数特权者使用。西藏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全区仅有2000余名僧侣和贵族子弟在旧式官办学校和私塾学习，广大农奴和奴隶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刘曼卿[104]在她所著的《西藏纪行》里提到，直到1940年拉萨还没有一家完备的公私医院，医生的职能更多的是请菩萨保佑病人，生病死亡的人仍然是不断增多。旧西藏只有三所医疗设备极其简陋的官办藏医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医务人员不到百人，加上民间藏医也只有400余人，平均每千人只有不到0.4名医务人员，人均寿命只有35.5岁，人口增长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在多年后回忆时指出：“记得上世纪40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因此，民主改革不仅解放了农奴，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拯救了整个西藏。”[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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