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81839
1706681840
上层爱国人士阿沛·阿旺晋美在1960年10月29日得到他的赎买金支付凭证后，同时还得到1960年应得的赎买金和1959年“二八减租”应得份额。阿沛·阿旺晋美实际上未领赎买金，在他再三请求下，将这笔钱作为修桥和修建拉萨少年宫之用。1960年11月5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赎买办公室将一张总额19万元的赎买金支付凭证交给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筹委会委员朗顿·贡噶旺秋，另给他支付了当年的赎买金和“二八减租”份1.9万元。朗顿·贡噶旺秋曾任司伦，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侄子，是西藏占有土地最多的贵族之一。他从与共产党的共事和赎买工作中体会到：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上层人士的前途是光明的。江孜地区爱国上层人士说：“党的政策真优厚、真宽大，我们没有一点理由不拥护改革。”有的说：“改革开始有些害怕，只想不要斗争我，让我过关就行了。没想到不仅保护我们过关，实行赎买政策，作价合理，我们一点也不吃亏。”吉普·平措次登等提出不要赎买金，认为要赎买金就是和共产党分彼此了。
1706681841
1706681842
在执行赎买政策过程中，少数干部和翻身农奴认为，未叛农奴主的财产都是剥削来的，不应该给赎买金；也有少数上层人士思想比较进步或怕斗争，表示放弃赎买金。各地党组织根据这些思想状况，深入宣传党的区别对待和赎买政策的重大意义，提高了他们的认识，保证了赎买政策的顺利兑现。赎买政策的实施与农区的土地分配同步进行，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争取和团结了上层朋友与未叛农奴主，减少了改革阻力，孤立了敌人，也使群众受到了教育。在民主改革中中央人民政府对未叛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实行赎买政策，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1706681843
1706681844
三 西藏牧区、寺庙、城镇和边境地区的民主改革
1706681845
1706681846
西藏牧业经济是封建农奴制度领主庄园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牧区、寺庙、城镇和边境地区与农区有着不同的情况和特点，都没有搬用农区民主改革的经验和做法，都是根据西藏各个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民主改革的政策和措施。
1706681847
1706681848
（一）西藏牧区的民主改革
1706681849
1706681850
在西藏12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中，牧区的面积约占50万平方千米，包括那曲、阿里地区和昌都、日喀则一些高寒地带，这些地区干旱少雨，单产面积低，牧草生长不好，牧业生产主要靠天，分散经营，逐水草而居，带有游牧性质，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由于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的束缚和落后的生产方式，牧业发展缓慢，加之那曲、昌都牧区遭受叛乱的严重破坏，纯牧区牲畜只有800多万头（只），占全区牲畜总数的50%。“论财富数牛羊，要生活靠牛羊”，反映了牛羊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的牧区特点。牧业比较容易受到破坏，而一旦遭到破坏，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才能恢复，这些情况决定了牧区改革必须稳妥慎重。
1706681851
1706681852
在牧区，三大领主基本上占有所有的草场、牧场和牲畜总数的25%～30%，其余的牲畜则为牧主和广大牧民所有。牧主占牧区总户数的1%，占有牲畜20%左右；牧民占牧区总人口95%，占有牲畜50%左右。然而，三大领主却利用封建特权对广大牧民进行残酷剥削，支派乌拉差役、强征苛捐杂税等。特别是采用“结美其美”“结约其约”的牛羊放租方式对牧民进行更为严重的剥削[95]，其剥削量一般达到（奶、油、肉、毛）收获量的60%以上。对牧区的统治主要依靠政府、寺庙、宗本、协本、管家、活佛、堪布、强佐和部落头人，他们是牧区的直接统治者。牧区还有一部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牧主经济，牧主直接经营大量牲畜，靠牧工从事牧业生产，对牧工、牧奴进行剥削，也有出租牛羊和放高利贷的，牧主一般也受三大领主的剥削和支应乌拉差役。由于三大领主对牧民的剥削掠夺，牧民生活十分贫苦，改变自己处境的愿望也很迫切。
1706681853
1706681854
牧区的改革是从1959年下半年逐步展开的，首先在青藏公路沿线的黑河、安多、当雄等县进行试点。各地干部深入牧民点帐篷内，同牧民实行“三同一交”（同吃、同住、同劳动，向牧民交心），宣传党的牧区政策，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平叛保畜委员会，迅速开展“三反两利”[96]运动。为了保证牧区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根据牧区的特点，西藏工委在1959年9月1日发出了《关于牧区工作的指示》，对牧区的民主改革提出了“目前对牧区的生产资料采取不改变所有制，不进行分配的方针，也就是说对牧业经济采取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方针”[97]。这种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分配牲畜的方针，决定不斗争、不在牧区公开划阶级，强调牧区工作宁肯稳些、缓些，不要急于求成。把保护牲畜，保护牧场，作为牧区长时期的中心任务。牧区民主改革的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彻底平息叛乱，开展“三反两利”运动；建立人民政权，妥善安排群众生活，尽快恢复和发展牧业经济。
1706681855
1706681856
在牧区开展“三反两利”运动，采取了与农区不同的阶级路线，即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未参加叛乱的牧主），打击叛乱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和叛乱的牧主。工作队（组）下到牧区后，第一步是发动牧民协助解放军平叛，肃清叛乱分子，控诉叛乱分子的罪行，建立平叛保畜委员会，逐步建立各级政权。第二步是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叛乱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和叛乱牧主，将他们的牲畜没收，按照谁放牧归谁所有的原则明确劳动牧民对牲畜的所有权，而不是打乱平分。对叛乱分子及其家属亦按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留给所需的牛羊，对未叛乱的农奴主和牧主的牲畜仍归原主经营，采取不分不斗政策。
1706681857
1706681858
在牧区工作的第一步是实行“三不”（不分、不斗、不划阶级）政策，旨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定人心，保护和发展牧业生产。第二步是废除三大领主在牧区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明确宣布牧区草场仍按原来放牧习惯继续放牧，除个别需要调整的以外，一律不能分配；还宣布废除三大领主霸占草场、牧场和收取草场税租等封建特权。第三步是反对和废除牧区种类繁多的乌拉差役，对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借给劳动牧民的高利贷，一律废除；对未叛农奴主1959年放的新债按月息一分计算，另立新约；宣布废除牧区剥削最严重的“结美其美”的出租剥削方式，而对“结约其约”等牲畜出租形式允许继续存在，比照农区“二八减租”办法，由出租和承租双方自行商定。
1706681859
1706681860
牧区在“三反”的基础上贯彻落实牧工牧主“两利”政策，这是保护和发展牧业生产的一项特殊政策。牧区的阶级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从牧区的特殊情况和需要出发，没有公开划分阶级。为了便于两利政策的实行，在内部工作中，除三大领主以外，只把牧主阶级划出来，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其余统称牧民（包括牧工）。根据黑河、昌都等牧区的情况，占有牲畜折合绵羊200只以上，雇用3个长年牧工，剥削收入（扣除其被三大领主剥削部分）占其年总收入的70%以上者；寺庙上层分子占有牲畜折绵羊500只以上，完全依靠剥削为生者都划为牧主。对牧区的贵族、寺庙以叛与未叛为界限，实行区别对待政策。
1706681861
1706681862
实行牧主牧工两利政策的基本目的是，减轻牧主的剥削量，适当改善牧工生活，保障牧工的政治权利，变封建的主奴关系为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从而调动牧工、牧主两方面的积极性，发展牧业生产。在运动中，各地工作组通过协商，认真贯彻西藏工委制定的《关于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实施办法》。这个政策很受牧区欢迎，起到了促进牧业生产的作用。黑河县赤巴、门堆等部落签订的“两利”合同规定，按当时的物价水平，牧主除管牧工的吃穿外，每年要给牧工能养活两个小孩的生活费，另给工资80元，一般年工资为50元到100元。牧工牧主都认为可以接受。牧工感到翻了身，劳动生活有了保障，牧主相信党的政策，愿意努力发展牧业生产。黑河县的牧主说：“只要不分我们的牛羊，叫我们干什么都行。”广大牧民高兴地说：“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共产党），我们要好好生产报答共产党。”牧区经过民主改革，千里草原上响起嘹亮的歌声，当雄草原上的牧民唱道：“过去，当雄草原是我们自己的，后来被色拉寺霸占了。从此，活人好像进了地狱。如今，新政府颁发了新的命令，我们选举了自己的领导人，美丽的当雄草原，又回到自己的手里。”
1706681863
1706681864
为了加强对牧区工作的指导和落实政策，西藏工委于1959年12月和1961年6月，两次召开牧区工作会议，研究和制定一系列措施，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到1961年上半年，牧区28万人中已有25万人口其所在的地区开展了“三反两利”运动，建立了县、区、乡人民政权，牧区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61年底，全区牛羊总数达到1160多万头（只），超过了平叛前的任何一年。
1706681865
1706681866
在牧区的“三反两利”运动中，个别地方由于个别干部政策理解水平低和受“左”的影响，一度出现了将未叛农奴主的牛羊分配给贫苦牧民，忽视牧业生产特点，将大群牛羊集中放牧等错误做法，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问题被发现后，立即得到纠正，保持了牧区社会稳定，牧业得到发展，出现了人安畜旺的新气象。
1706681867
1706681868
（二）西藏寺庙的民主改革
1706681869
1706681870
藏传佛教[98]寺庙遍布于西藏农牧区和城镇，宗教在西藏人民生活中有着深远广泛的影响。大量寺庙产生于封建农奴制度形成之后，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有2000多座大小寺庙，有僧人11万之多。寺庙特权是封建农奴制度弊端最集中最典型的反映。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中，不少寺庙是叛乱的重要巢穴，有半数以上的寺庙参加了叛乱。寺庙上层僧侣又是西藏三大领主之一，占有耕地121万亩，约为全区耕地总面积的39%，还在牧区占有大量牲畜和草场。寺庙利用封建特权，残酷地剥削广大农奴和牧民，寺庙的上层统治阶级也剥削和奴役贫苦喇嘛。寺庙是西藏最大的高利贷债主，所放债务占三大领主的80%，利率也最高，借钱年利为40%，借粮为“借四还五”。
1706681871
1706681872
民主改革前夕，甘丹寺所属谿卡的1200户农牧民，欠债的达932户，其中欠1000克青稞的109户，欠10万克子孙债的有3户。甘丹寺共放出高利贷藏银234866品，青稞821282克。农奴耕种寺庙的土地交纳各种租差税占收获量的70%以上，还要支应乌拉差役。每年秋收时节，寺庙就派大批喇嘛到农村牧区催租逼债，胡作非为，弄得鸡飞狗跳，民不聊生，许多农奴被逼得秋收刚完就断粮，不得不到外地借贷、乞讨。
1706681873
1706681874
寺庙上层僧侣不但在经济上剥削广大农奴，而且在政治上压迫农奴，同时更用来世的幸福或苦难，来引诱或恐吓广大农奴，使其成为他们的工具，忍受他们的压迫和剥削。寺庙还是保守势力的大本营，不允许社会上出现任何进步的新生事物，竭力维护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由于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僧俗贵族专政，寺庙上层僧侣直接参与政治，从噶伦到宗本等各级官员，大都由喇嘛充任，且负主要责任。原西藏地方政府召开官员会议时，拉萨三大寺的扎仓堪布、执事等都要与会，达赖喇嘛就是旧西藏集神权与政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三大寺在西藏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寺庙享有政治特权，还设有法庭、监狱，直接干预社会生活，对农奴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对西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在农牧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同时，对寺庙进行民主改革也是广大农奴的愿望和要求，是大势所趋。
1706681875
1706681876
西藏工委对寺庙的民主改革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在寺庙的民主改革中首先是严格区别宗教信仰同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其次对寺庙按参叛与未参叛，实行区别对待；再次是继续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爱国守法的寺庙，同时坚决反对叛乱，废除寺庙的封建剥削和封建特权，实行政治统一、政教分离、宪法进庙、不准宗教干预行政司法和教育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1706681877
1706681878
为了搞好寺庙的民主改革工作，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在平定拉萨叛乱后，于1959年3月即抽出一批汉族、藏族干部，组成3个工作组，首先进驻叛乱的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广泛发动贫苦僧尼，团结爱国的宗教界上层人士，彻底揭发三大寺组织叛乱的罪行，积极开展了“三反三算”[99]运动。通过“三反三算”运动，挖出了一批叛乱分子和叛乱组织，收缴了大量枪支弹药，揭露了他们以宗教为幌子进行叛乱的阴谋和残酷剥削农奴和贫苦喇嘛的罪行。1959年秋天，三大寺的民主改革运动基本结束，成立了以贫苦僧尼为主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全区寺庙的民主改革工作，基本上与农牧区的民主改革同步进行，寺庙周围农村的群众与寺庙内的贫苦僧尼一起揭发寺庙参加叛乱和剥削罪行，起到了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作用。
1706681879
1706681880
在寺庙的民主改革中，各地坚决贯彻依靠贫苦僧尼，团结爱国守法的宗教界人士，打击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的阶级路线。严格区别叛与未叛，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参叛寺庙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一律没收，分给农奴所有，对未叛寺庙的生产资料，经过协商，实行赎买政策。如班禅所属的扎什伦布寺等就按未叛寺庙对待，实行赎买。
1706681881
1706681882
西藏地区寺庙的民主改革一般都经过了四个步骤：第一步是进行反叛乱斗争，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隐藏在寺庙里的叛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摧毁一切叛乱组织和反革命组织，清除隐患，为下一步工作创造条件。第二步是反对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发动贫苦僧尼和贫苦农奴（与农村改革结合），以诉苦的方法，算寺庙的政治迫害账与经济剥削账，揭露寺庙的封建统治与剥削罪行，使贫苦僧尼认识到只有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废除寺庙的封建特权与剥削，才能真正翻身。第三步是在“三反三算”运动的基础上，实行民主管理，成立以贫苦僧尼为主、爱国守法的上中层宗教人士参加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取代寺庙原来的封建统治机构。组织僧尼学习和劳动生产，管理寺庙财产。第四步是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组织僧尼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1706681883
1706681884
各地在寺庙的民主改革中，主要抓三件事：一是明确宣布反对的、废除的，如封建特权、封建剥削、干预社会政治生活等；二是明确宣布保护信教自由，保护爱国守法的寺庙，保护历史文物，保护正当宗教活动；三是安排了留寺僧尼的生活和爱国上层僧尼的政治、生活待遇。通过寺庙的民主改革，废除了它的封建特权，割断了它在政治、经济上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真正实现了政教分离、信教自由的政策。
1706681885
1706681886
寺庙通过民主改革，都实行民主管理，留寺僧尼的生活费由人民政府采取补贴的办法解决。著名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大昭寺、扎什伦布寺、萨迦寺、桑耶寺和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在民主改革后都被定为国家级或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和维修。根据群众宗教活动的需要，在全区各地保留了大小寺庙500多座，并有数千名僧尼留在寺庙。对于在改革中少数由于僧尼自愿还俗而有寺无僧的小寺，政府也都予以保留、保护，以满足群众佛事活动的需要。1959年12月正式成立的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还安排各教派的上层人士担任政协委员，甘丹赤巴·土登贡噶和女活佛桑顶·多吉帕姆都担任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60年3月初，民主改革还未结束，拉萨就按宗教传统惯例，举行了传召法会，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向僧尼们发放布施，班禅大师在传召大会上讲经，这些活动受到了广大僧尼的欢迎，盛赞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1706681887
1706681888
（三）西藏城镇和边境地区的民主改革
[
上一页 ]
[ :1.70668183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