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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65年9月1日至9日在拉萨隆重举行。这次会议是在西藏完成民主改革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形势下召开的，是百万翻身农奴当家做主的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1名，其中藏族代表226人，门巴族、珞巴族、回族、纳西族、怒族和其他代表共16人，少数民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80%以上。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中，绝大多数是翻身农奴和奴隶，也有一部分是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在代表席上，有农奴和奴隶出身的县长、区长、乡长和中共支部书记，有厂矿企业的先进工作者，有小学的模范教师和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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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1日的开幕会上，谢富治团长发表讲话。他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热烈祝贺西藏历史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张国华在会上做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的政治报告。报告着重从民主改革、群众工作、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政权问题、经济问题、干部工作、党的领导等八个方面，对西藏15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报告提出以后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大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牧业生产，积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逐步地、稳妥地分期分批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国防建设，保卫国防、巩固国防。[103]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回顾了在筹备西藏自治区成立过程中所经历的斗争，列举了筹委会成立之后，西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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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认真讨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经过投票，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郭锡兰、协绕顿珠（杨东生）、朗顿·贡噶旺秋、崔科·顿珠才仁、生钦·洛桑坚赞当选为副主席，达瓦·仁钦索朗、扎西平措等37人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9月9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后胜利闭幕，宣告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当天下午，拉萨市各族各界人士3万多人在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隆重热烈庆贺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参加大会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人民解放军及僧尼手持彩旗、花束，敲锣打鼓，喜气洋洋，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负责人和西藏军区负责人出席了大会。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消息传到西藏各地，万里高原一片欢腾，从藏北草原到中南部田野，从金沙江畔到阿里高原，到处都在欢庆翻身农奴当家做主的大喜事，欢庆西藏地区历史性的巨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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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的正式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标志着西藏人民与祖国大家庭的进一步亲密团结，标志着西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进一步巩固，标志着西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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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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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工委认真地贯彻执行了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并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办法，在全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从1959年下半年起，顺利完成了平叛改革、民主建政和自治区成立等各项工作，并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使西藏地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立即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职权。西藏地方政府的解散，标志着在西藏延续了700多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灭亡。这一天是西藏历史上的分水岭，它的过去是黑暗、落后、残酷、反动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它的未来是百万农奴在翻身解放、获得基本人权的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从这一天开始，西藏人民永远结束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苦难历史，开创了一片拥有人权、当家做主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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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运动的伟大意义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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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通过民主改革、民主建政和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彻底宣告了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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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是三大领主统治、压迫、剥削广大农奴的统治工具，这个政权的一切职能，都是为了维护贵族、官家、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对广大农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这个政权的统治之下，西藏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广大农奴生活极端贫困。“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绝不是达赖集团所描绘的香格里拉，那时的西藏，农业生产使用的是木犁耕地、牦牛踩场脱粒的落后耕作方法，一些地方长期保持“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直到1952年，西藏农业总产值仅为1.4亿元，全区人均农业总产值不过124.46元，粮食平均亩产只有160斤（80千克）左右，人均占有粮食250斤（125千克），农作物的产量一般不超过种子的5倍。牧业靠天养畜，生产能力极其低下，自然灾害经常造成牲畜大批死亡。1952年，西藏牲畜总头数仅为974万头（只）。统治阶层限制手工业的发展，明文规定“不得花样翻新”，手工业发展非常缓慢。当时的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货物运输、邮件传递全靠人背畜驮。拉萨仅有一座装机125马力（92.5千瓦）、时断时续发电的水电站，供达赖及少数特权者使用。西藏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全区仅有2000余名僧侣和贵族子弟在旧式官办学校和私塾学习，广大农奴和奴隶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刘曼卿[104]在她所著的《西藏纪行》里提到，直到1940年拉萨还没有一家完备的公私医院，医生的职能更多的是请菩萨保佑病人，生病死亡的人仍然是不断增多。旧西藏只有三所医疗设备极其简陋的官办藏医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医务人员不到百人，加上民间藏医也只有400余人，平均每千人只有不到0.4名医务人员，人均寿命只有35.5岁，人口增长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在多年后回忆时指出：“记得上世纪40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因此，民主改革不仅解放了农奴，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拯救了整个西藏。”[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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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严重阻碍西藏社会发展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西藏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的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国务院令，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反映广大西藏人民的心愿。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后，在西藏建立起了人民政权，确保了人民当家做主。1960年底，全区成立乡级政权1009个，区级政权283个；78个县（包括县级区）和8个专区（市）成立了人民政权。4400多名翻身农奴和奴隶出身的基层干部逐步成长起来，本地藏族干部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总数增加到一万多人，其中乡级干部全是藏族，区级干部90%以上是藏族，300多名藏族干部担任了县以上领导职务。同时，在西藏还建立起了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法律制度。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直接选举县、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又选举了出席全国和自治区、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利。1961年4月，西藏各地乡一级基层普选开始，百万翻身农奴穿着节日盛装，手捧哈达，兴高采烈地参加投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当选为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主任的尼玛次仁，曾经是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旺清格勒谿卡的农奴。索康·旺清格勒曾说：“尼玛次仁是我的财产，我愿意把他揉成团装在口袋里，随我；我高兴把他拉成条围在腰上也由我。”民主改革后，尼玛次仁说：“现在有法律保障我的人身自由，我再也不是谁的私人财产，活得心里真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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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终结了绝大多数人没有生产资料的历史，开辟了西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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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都由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占有。据清末统计，当时西藏约有耕地300万克（这里的“克”为旧西藏土地面积单位，1克相当于1亩），其中30.9%为封建地方政府占有，29.6%为贵族占有，39.5%为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此后，三大领主垄断生产资料的状况没有丝毫改变，占西藏人口95%左右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只能依附农奴主，靠耕种份地、放牧牲畜和从事杂役维持生计。这种所有制形式是农奴主阶级剥夺和侵犯农奴和奴隶人权的经济基础，也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经济基础，更是农奴的穷根子。在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农奴和奴隶行动起来，用自己的双手，建立起劳动者个体所有制。到1961年初，翻身农奴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所有证。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改变，彻底瓦解了封建农奴制度的经济基础，为广大农奴和奴隶拥有基本自由、基本人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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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民主改革也开辟了西藏生产力发展的新天地。封建农奴制度的废除，社会制度的变革，扫清了西藏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新的生产关系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西藏劳动人民再不受农奴主的沉重差税和高利贷剥削，劳动果实全部归自己，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民主改革第一年的1959年，西藏粮食总产量达32300多万斤（16150多万公斤），比1958年增长4.8%；1960年粮食总产量达41100万斤（20550万公斤），比1959年增长12.6%；1960年全区牲畜存栏头数1050多万头（只），比上一年增长10%。民主改革加速了西藏现代化的进程，先进的生产方式被广泛运用。民主改革后的两年内，西藏90%以上的县通了公路，公路全长1.5万余公里。1960年4月19日，纳金水电站建成，拉萨市民首次用上了电灯。民主改革后，西藏设立了232个县级贸易网点，大批盐、茶、布匹、农具及时送到农牧民手中。全区建立几十个现代化小型工厂，成长起2万多名藏族工人，其中包括数千名技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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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终结了农奴遭受残酷的经济剥削和黑暗的政治压迫的历史，建立起了幸福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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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主对农奴的剥削，主要形式为“差乌拉”[106]，这是一种包括徭役、赋税、地（畜）租在内的农奴所受负担的总称。仅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赋税就达200多种。农奴为地方政府和庄园领主所支的劳役，一般要占农奴户劳动量的50%以上，有的高达70%～80%。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各种物资的运输全靠人背畜驮。农奴长年累月跋山涉水为地方政府运输物资，支差之苦正如谚语所言：“靴子无底，牛背无毛。”同时，外差中从吃到用的各种实物差，都是以三大领主的需要作为“差”的依据，这些无偿提供酥油、青稞、柴草、马料等差，沉重地压在广大农奴身上。位于山南地区乃东县雅砻河畔的克松庄园，是大贵族索康·旺清格勒的庄园之一。民主改革前，庄园有农奴59户，302人，土地1200亩。每年庄园主索康及其代理人摊派的税收18项、差役14项，占劳动日26800天；西藏地方政府摊派的税收9项，差役10项，占劳动日2700多天，热乌曲林寺摊派的税收7项、差役3项，占劳动日900多天。三大领主每年向克松庄园的农奴掠夺实物共计：青稞233520斤（116760千克），糌粑4984斤（2492千克），面粉66斤（33千克），青油1180斤（590千克），酥油368斤（184千克），鸡蛋6380个，牛一头，牛尾22条，羊3只，羊毛154斤（77千克），青草3200斤（1600千克），麻皮、皂树皮各1800斤（900千克），藏酒10罐，哈达42条，掠夺的藏银共计14900多两。如此沉重的差役租税，全摊在庄园内140个劳动力的身上，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年要给三大领主服210多天的无偿劳役，提供和缴纳1600多斤（800多千克）粮食、100两藏银。三大领主对农奴的剥削，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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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里，农奴究竟应支多少乌拉差役，没有明确规定，全由三大领主说了算，农奴主的意志就是征敛乌拉差役的标准。正如谚语所说：“领主需要什么，就会有什么样的差，当地出产什么，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差。差税像头发一样多，水波一样不断。”[107]在旧西藏，三大领主都是大大小小的高利贷剥削者。西藏地方政府设有放债机构，放债、收息成为各级官员的行政职责。西藏很多寺庙也参与放债，高利贷盘剥的收入占三大寺总收入的25%～30%。贵族绝大多数也放高利贷，债息在其家庭收入中一般要占15%。农奴为了活命则不得不举债，欠债的农奴占农奴总户数的90%以上。农奴所负的债务，形式上分为新债、子孙债、连保债、集体摊派债等等。其中1/3以上是子孙债，也称旧债，是祖祖辈辈欠下的。这种债由于利上加利，永远也还不完。墨竹工卡县仁庆里乡贫苦农奴次仁贡布，人们叫他“十万克”。他的祖父曾向色拉寺借粮债50克，这笔债祖父本人还了几十年仍未还清，他的父亲还了40年，他已还了18年。三大领主利用农奴欠债，强占农奴差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掠夺农奴家产，甚至强迫农奴用子女抵债。乌拉差役和高利贷盘剥，使百万农奴一贫如洗，生活走向绝境。在民主改革中，乌拉差役和高利贷剥削被彻底废除，劳动成果全归百万农奴所有，极大地维护了劳动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建立美满幸福的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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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改革终结了农奴遭受黑暗政治压迫的历史。旧西藏地方政权由上层僧侣、贵族联合专政，“政教合一”制度下的统治系统，官员均由僧、俗农奴主担任。广大农奴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利，绝对不能担任政府职务。为了维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统治秩序，农奴主阶级制定法律，运用法庭、监狱等机关，对广大农奴实行压迫，刑罚名目繁多，手段十分残忍。十世班禅大师1988年4月接受《民族团结》记者采访时曾指出：“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处在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社会。其黑暗、残酷的程度，恐怕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候，僧侣领主都有监狱或私牢。当时刑罚非常野蛮残酷。像剜目、割鼻、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在西藏最大寺庙之一甘丹寺就有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残酷的刑具。”[108]在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废除了一切封建特权，结束了三大领主对百万农奴的残酷政治压迫，建立起了崭新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制度，为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提供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和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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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改革终结了农奴对三大领主的人身依附历史。旧西藏地方政府规定，农奴只能固定在所属领主的庄园土地上，不得擅自离开，绝对禁止逃亡。“人不无主、地不无差”，三大领主强制占有农奴人身，农奴要向领主缴纳人头税，农奴世世代代依附领主，被束缚在庄园的土地上，凡是能种地的，一律得种差地，并支乌拉差役。农奴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就收回牲畜、农具、差地，降为奴隶。三大领主还把农奴当作私有财产随意支配，用于赌博、抵债、赠送、转让和买卖。农奴生小孩要到领主那里缴纳出生税，登记入册，注定终身为奴。农奴若被迫流落外地谋生，要向原属领主交“人头税”，持交税证明，才不至于被当作逃亡户处理。农奴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更谈不上人的尊严。当时民谚“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纵有生命和身体，却没有做主的权利”，是农奴地位的真实写照。在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先后在农区、牧区、城镇、寺庙废除了三大领主的封建特权和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是西藏农奴阶级获得人权的标志，开创了劳动人民民主、自由和幸福美满生活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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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终结了农奴遭受宗教奴役的历史，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广大农牧民享有人权、发展人权事业提供了政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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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精神支柱和组成部分。旧西藏的文化是为三大领主服务的，农奴和奴隶被剥夺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代表农奴主阶级核心价值观念的宗教，直接掌握在农奴主阶级手中，宗教信仰具有明显的强制性，成为其麻痹人民的工具。宗教宣扬农奴主有钱有势，一生享福，农奴无钱无势，一生受苦，都是“命中注定”的，农奴要听从“命运”的安排，安于现状，才能有“来世幸福”。如果反抗压迫，“灵魂”要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三大领主为了使封建特权神圣化，从精神上奴役人民，凡是与统治阶级意志相违背的任何新思想、新文化和科技知识都被视为异端邪说，从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教育的普及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曾经创造出灿烂古代文化的西藏人民，和平解放前文盲率高达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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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教合一的旧西藏，宗教一方面通过行政权力，对广大人民进行今生统治。寺庙在政治、经济上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一些寺庙还设有监狱、法庭，配置各种刑具，拥有武装僧人。旧西藏有支僧差的规定（即一家有二子或三子必须抽一子入寺为僧），甚至强行抓丁为僧，维持寺庙的僧源，农奴根本谈不上宗教信仰自由。另一方面，民主改革后，西藏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政策，废除一切封建特权，宗教不得干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宗教信仰成为信教群众的私事。人民群众从政教合一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创造美好生活的热情充分迸发。民主改革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废除了宗教特权，为农奴阶级获得生存权、发展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也为他们享有人权、发展人权事业提供了文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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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改革后，西藏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行政教分离，废除寺庙的一切封建特权。人民政府致力于教育事业，民主改革后的两年，西藏新增公办小学和夜校600所，两万多名翻身农奴的孩子第一次踏进校门，学习藏汉语文和政治、科学知识。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为广大劳动人民享有人权、发展人权事业开创了新的环境。总之，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伟大意义，归结到一条，就是终结了西藏人民受苦受难的黑暗时代，开启了西藏人民当家做主的崭新时代。[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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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9年起，民主改革和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彻底废除了黑暗、落后、反动、残酷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推翻了三大领主的统治，开创了西藏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新时代，实现了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覆灭。废除农奴制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今天的人们虽然远离了那段历史，但却没有远离恢复农奴制罪恶梦想的威胁。今天，达赖集团仍然在为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唱赞歌，称它是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天堂——“香格里拉”，把“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说成“是一种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之心的制度”，而把农奴主对农奴的残酷压榨美化成西藏的文化特色。但是，谎言掩盖不了事实。回顾1959年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实行民主改革这段历史，审视西藏50多年来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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