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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17日，中央代表团到达拉萨，受到西藏各族各界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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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22日至5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新建的大礼堂隆重举行。出席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的代表55人，列席代表295人，旁听640人，共990人，其中包括西藏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各教派和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像这样一个由广泛代表性人士参加的大会，大家欢聚一堂，民主协商、共议大事，这在西藏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一次团结进步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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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立大会上，十四世达赖致开幕词，宣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央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宣读了国务院命令，并代表国务院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印章授予达赖。陈毅团长、张经武及汪锋等副团长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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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副总理的讲话指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他们所领导的人员的团结合作，西藏各阶层人民的积极努力，进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工作人员的帮助，西藏地方的各方面工作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由于《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逐步执行，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是进一步密切了，藏族和汉族之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了，西藏各阶层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在迅速地高涨起来。”“在短短的时间内，我们能够结束长时期以来为帝国主义者和汉族反动统治阶级蓄意制造的汉藏两大民族的对立和西藏民族内部分裂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几年来最根本的成就。”“今天，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了。这是西藏民族团结进步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又一次光辉的胜利。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西藏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西藏地方今后的主要工作，就是进一步实现中央和毛主席所指示的‘团结、进步和更加发展’的方针。”“在1951年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有关西藏内部的改革事宜已经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但是中央对于西藏民族内部的改革，一向主张要依据本民族的意愿来做。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认为只有西藏民族的领袖和人民有了一致的要求和决心的时候，西藏地方的改革才可以进行，而绝对不能够由别的民族去代替进行。今后，有关西藏民族内部的事情，仍然要由西藏领导人物和各阶层人民自己来加以考虑和决定。”“西藏民族是我国优秀的民族之一，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祖国的缔造和发展方面尽过自己的光荣责任，只是在近百年来，陷入一种停滞闭塞的状态。这种现象不仅藏族是如此，汉族在解放前也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国内各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开辟了广大的前途。西藏的资源是丰富的，西藏人民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我们相信，在祖国各兄弟民族的互相帮助下，经过必要的改革，在几十年之内，西藏民族将以一个有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的民族出现在祖国大家庭内，对社会主义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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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会上，参加前期筹备的主要人员分别做工作报告。达赖在报告中指出：“几年来，由于进藏人民解放军和西藏全体僧俗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在实现协议的工作中，可以说已经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根据协议的规定，西藏地方各级政权和广大人民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1951年底人民解放军顺利地进驻拉萨及各个国防要地，1952年成立了西藏军区，人民解放军和西藏地方部队共同牢固地守卫了祖国的西南国防。五年来，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认真地遵守和执行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用兄弟般的情感对待藏族人民，倾听人民的意见，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遇事和西藏地方的领导人员充分协商。同时，西藏地方曾先后派遣了致敬团、参观团等，去祖国内地向自己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并去各地参观了伟大祖国各方面的建设情况，回来后向西藏广大僧俗人民传达了祖国的强大有力和中央对西藏的爱护与关怀，因而西藏广大人民及其领导人员逐渐地消除了顾虑，逐步改变着历史上形成的对汉人的不信任，开始对汉人有了信任，而这种信任关系正在日益增长着。同时，逐步消除了对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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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的情况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不仅是适时的，而且是必要的。几年来，西藏内部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各方面已经巩固的团结起来了。同时各方面的工作均已有程度不同的发展，在这一基础上，成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方面的人员，共同进行一些工作，彻底做好西藏内部的团结，为正式成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使西藏能够逐步摆脱各方面的落后状况，赶上先进的兄弟民族，从而和他们一道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符合西藏当前的发展情况和符合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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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是真正幸福美满的社会，西藏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外，别无其他道路。但是，社会主义和西藏现有的具体情况相距甚远，我们必须逐步进行改革，但什么时候改革？如何改革？这还得看工作和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同时是要西藏的领导人员和广大人民自己商量去进行，而不是由别人强迫包办，这点在毛主席对历次致敬团、参观团的谈话中均有明确的指示。1954年我和班禅额尔德尼去北京拜见毛主席时，毛主席再三叮嘱我们改革必须慢慢地来，不能性急，同时还明确告诉过索康·旺清格勒以及去年参观团的拉鲁·次旺多吉（1955年西藏参观团团长——编者注）等人，改革是要把大家的生活改好，而不是改坏。所以，对于改革的顾虑和惧怕是不必要的，也用不着过多的考虑。我们现在应该首先考虑的还是如何团结一致，积极努力地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做好，把西藏的工作不断地向前推进，以便在适当的时机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自上而下的进行改革。”[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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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禅在报告中指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在中共西藏工委的具体领导下，以及在西藏人民、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和中央进藏工作人员的亲密团结和共同努力下，认真地执行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各方面的工作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民族之间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日益加强，边疆国防日益巩固，西藏人民的爱国热情也不断增长。总之，在团结进步的同一目标下，西藏是大大地向前进了一步，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修通了康藏、青藏公路以及由拉萨通往西藏各个主要城市的公路，各地设立了贸易公司、银行、邮电、农业试验场等机构，发放了农牧、水利、工商贷款，救济了江孜、日喀则地区的灾民，设立了许多人民医院和卫生所，开办了许多小学校。”“所有这些都为西藏人民造福不少，也就为现在所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实行民主改革是西藏民族问题向前发展和进步，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的过程，也是藏族广大人民切身要求。如果不经过民主改革，西藏广大人民的力量和劳动的积极性就不能得到发挥，社会经济就不能发展，以往落后的状况就不能改变，西藏的进步和发展也就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已被我国各个先进的兄弟民族地区所证实了的真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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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与会代表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原则、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工作和筹委会主要干部的人选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许多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大会通过了达赖、班禅、张国华、王其梅在大会上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选举达赖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班禅为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为第二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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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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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正式成立，受到了西藏各阶层人民热烈欢迎与拥护，也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欢迎。1956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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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拉萨广大僧俗人民、国家机关干部、工人、学生和市郊农牧民3万多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日喀则、昌都、江孜、黑河、阿里等地群众也纷纷集会，庆祝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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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之后，中央代表团的三个分团，分赴日喀则、江孜、昌都和阿里等地进行慰问，受到了各地僧俗人民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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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同时，以自治区筹委会机关报名义出版的藏汉两种文字的《西藏日报》，在拉萨正式创刊。《西藏日报》创刊后，除中央派来两人任正副总编辑外，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都派出官员担任了报社的副总编辑，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一张特殊组织形式的报纸。为适应工作的需要，《西藏日报》还吸收了一大批藏族人士和藏族干部担任报社的翻译、编辑和记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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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以后，西藏第一个飞机场当雄机场也正式建成。1956年5月26日，北京至拉萨首航成功，架起了西藏与祖国首都的空中桥梁。陈毅副总理结束在藏工作后，于5月31日从当雄机场乘飞机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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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是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大步骤，是经过西藏各方人士反复酝酿、协商一致，然后由国务院批准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使西藏有了一个带政权性质的协商办事的机构，标志着西藏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将获得新的进步和发展，也标志着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正式建立自治机关，已进入了实际筹备的阶段。从此，西藏地方的工作重点，就是进一步实现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的“团结、进步和更加发展”的方针。对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中央代表团进藏等大事，当时的报纸和后来的专业著作都认为大大增强了伟大祖国与西藏地方的凝聚力，推动了西藏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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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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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从1956年5月成立到1959年3月，共召开了39次常委会，做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决议，采取了在当时条件下可能采取的实际措施，办了许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得到了西藏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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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6日，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成立后的第一次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传达筹委会成立大会的决议和建立、健全筹委会直属各工作部门、培养干部、采取措施降低物价以及几个建设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指出：为扩大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及中央代表团来藏的重大意义的宣传，密切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与各阶层人士的关系，应对大会决议进行深入、普遍的宣传；为使自治区筹委会有效地开展工作，必须尽快建立和健全筹委会直属的各工作部门；为适应西藏各项工作日益发展的需要，必须迅速地、大力地培养干部及训练原有的僧俗官员；为使西藏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并有利于各项建设事业的进行，在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后内地物资供应西藏的情况下，应研究并采取适当措施，争取物价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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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30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常委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宣布：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所属14个厅、委、处——办公厅、财经委、宗教事务委员会、民政处、财政处、建设处、文教处、卫生处、公安处、农林处、畜牧处、工商处、交通处、司法处等全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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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从8月18日至9月22日，自治区筹委会又召开了4次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西藏自治区所属各级办事处成立方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基巧级办事处组织细则》《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宗级办事处组织细则》。根据这些方案、组织细则，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派出机构——山南、拉萨、江孜、日喀则、昌都、塔工、黑河、阿里基巧办事处先后成立，还成立了部分宗级办事处。这些机构的建立，保证了筹委会的各项决议和措施得以贯彻执行，也为成立西藏自治区和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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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治区筹委会直属工作部门以及各基巧办事处和宗办事处中，按照国务院决定的比例，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一大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和官员担任了领导职务或成为工作人员，享受着高职位、高工资待遇。在筹委会的实践工作，为把他们培养、锻炼和改造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和平结束旧政权提供了可能。后来虽然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公开支持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和平结束旧政权没有成为现实，但是在筹委会工作的多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爱国思想明显提高，爱国立场更加坚定，有不少人在平息叛乱、接管旧政权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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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2月30日，自治区筹委会举行第23次常委会议，通过了《关于免去西藏各族人民参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员的人役税的决议》和《关于重判本根却珠毒打学员旺杰平措案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为了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根据祖国其他地区的建设，必须培养大量的本地区民族干部。过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先后通过了关于培训干部的各项决议，各机关和各界人士曾积极负责地吸收了大批藏族、回族、珞族（即珞巴族）和曼族（即门巴族）等人员参加工作或学习，他们是今后西藏各项建设工作的重要骨干。但是，却有一些人不明了上述工作的重要意义，对一些干部和学员继续摊派各种人役（包括人头税，下同）。尤其是最近在江孜地区，发生头人本根却珠借口学员旺杰平措未支应他仍继续摊派甚至超额摊派的人役，而对旺杰平措进行毒打的严重违法罪行。对这种严重破坏培养干部工作的严重罪行，除已判处应得的刑事处分外，为了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特作如下决定：①今后西藏地区的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所属的各宗和各主管头人，不得对西藏各族人民参加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员、学员、学生本人继续摊派各种人役；②凡第一条所指的人员本人所负担的人役免去后，不得转而摊派给他们的家属支应；③对现已参加或今后参加工作的工作人员或学习的干部、学员、学生，各界人士均应积极地予以支持和协助，决不允许直接或间接地加以迫害。以上决定无论任何人均得遵照执行。如有违反者，则按情节予以严惩不贷。”[36]该决定对江孜地区头人本根却珠毒打学员旺杰平措一案，判定如下：“由本根却珠家给旺杰平措献哈达并赔偿医疗费藏银3000两（折合银圆200元），得由本根却珠夫妇亲自献送，判处本根却珠拘役4个月，格登拘役2个月，前后依次执行。在拘役期间对其夫妇进行教育，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对力求爱国、进步的国家干部或参加学习的人员，除了衷心地爱护外，不得有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迫害的思想和行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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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筹委会对这一事件严肃处理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它同旧政权残酷压迫剥削农奴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爱国进步力量受到支持和鼓励，反动势力的气焰受到抑制。广大农牧民通过这一事件看到了自治区筹委会是真正为他们谋利益，给他们撑腰做主的，感到有了依靠，有了希望。于是在全区贯彻执行筹委会决议，减免人役税的同时，有的地方农奴们自发地举行集会，抗议头人对他们的迫害，不少地方出现了农奴和奴隶请愿，要求早日实行民主改革，早日成立自治区。面对农奴和奴隶开始觉醒的形势，西藏上层反对改革的一些人惊恐不安。他们施展两面手法，干扰和破坏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表面上拥护筹委会的各项决议，暗地里却在策划反对和阻挠这些有利于人民的决议和措施的贯彻执行，并且指使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再次公然上书，反对自治区筹委会，反对民主改革，把封建农奴制度吹捧成“最美妙的制度”，叫嚷“永远不改”，妄图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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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正值全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期，邻近的藏族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正在进行或积极准备进行民主改革。西藏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有些爱国进步分子也主张尽快进行民主改革，随着筹委会工作的开展，广大农奴和奴隶开始觉醒，发出了要求尽早进行民主改革的呼声。在这样的形势下，当时有一些工作人员误以为西藏民主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大张旗鼓地为改革做准备了，于是掀起了民主改革准备工作的热潮，从内地抽调数千名干部分批进藏，还从社会上吸收近3000名藏族青年培养成干部和职工，在个别地方进行民主改革试点，并大力宣传民主改革。就在这时，邻近的四川凉山、甘孜等地为反对民主改革而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的叛乱分子，不断流窜到西藏各地，大肆散布所谓江东改革是“消灭民族、消灭宗教”的谣言，一时间人心惶惶，社会动荡，西藏上层集团的部分人则借机大做文章，煽动群众反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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