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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杨东生（1918～1982），原名协绕顿珠，也作“协饶登珠”，藏族，四川金川人。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参加长征，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第六支队中队指导员、第四师第二十六团电台队长，豫皖苏军区电台队长，淮南情报总站教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副部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国家民委副主任。是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2年11月13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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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第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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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新闻发布词（200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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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新闻发布词（200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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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新闻发布词（200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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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新闻发布词（200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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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新闻发布词（200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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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四章 西藏地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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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所经历的一个特殊阶段，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秩序混乱、经济停滞、社会文化相对萎缩等特殊现象，而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地方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由于西藏地方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高寒缺氧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及特殊的政治、民族和宗教形势，西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既有全国“文革”运动的一般性特征，也有与地处边疆，受西藏地方环境影响的特殊性。西藏地区的“文攻武斗”运动的时间相对内地较短，运动的规模也相对较小，相对稳定的政治形势，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西藏地方经济建设在“文革”时期仍能够曲折发展。因此，西藏地方在“文革”时期才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重大变化，最明显的体现是宗教因受“文革”运动的冲击而相对萎缩，社会主义思想则在此期间有较快地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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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一节 相对稳定的西藏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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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行政区域的一部分，“文革”运动从1966年5月开始之后，很快就波及西藏，使得内地“文革”的“文攻武斗”在西藏也不可避免。西藏自治区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使得西藏地方的社会秩序很不正常，而境外分裂势力也伺机渗透，局部地方出现混乱现象。1969年，个别几个县还发生了针对解放军和政府的暴乱。随着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中共九大的召开等重大事件的影响，西藏地方形势趋于稳定，在防止境外侵略的指导思想下，地方生产建设有了较大发展。总体而言，因西藏地处边疆，周恩来等中央以及西藏地方领导再三要求边境地区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限制了“文革”运动在西藏地区的破坏性作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西藏地方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尤其是“九一三事件”和“批林批孔”运动之后，西藏对中央“文革”的指示大多都局限在传达文件方面，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日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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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波及西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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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中央领导层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清除混入中共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或代理人。因“当权派”和代理人概念模糊，所以给所谓的造反派捕风捉影、胡乱联系式地乱抓辫子、乱戴帽子、乱打棍子提供了可能。1966年5月16日，以批判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学家吴晗所著的《海瑞罢官》为契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即认为在中国党、政、军各部门都混入了一批“资产阶级代理人”，尤其是在学术界、新闻界、教育界、出版界等部门甚至掌握了领导权。号召全国人民“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这一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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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文，成立了以康生为顾问，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人为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组织、领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指出：“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中央之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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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中共中央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解放自己”，要“敢”字当头，不怕出乱子。于是，打着“保卫毛主席”和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旗号，在全国迅速掀起了“造反”运动和红卫兵大串联活动，并很快波及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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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31日，西藏自治区党委接到《五一六通知》后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王其梅任组长，宣传部长张再旺任副组长。随后，各地各单位的“文革领导小组”也陆续成立。[1]西藏自治区党委指出，要“集中力量打击牛鬼蛇神，打击反革命。具体地说就是要打倒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强调“重点是城市，主要又是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以及其它文化各界”，完全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重点揪斗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西藏自治区党委的鼓励下，受内地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斗争影响，西藏地方一些单位的干部职工相继举行座谈会和撰写文章，揭发西藏的“三家村”分子。自治区公安厅的500多名干部贴出了2000多张大字报[2]，西藏日报社的干部职工一夜之间也贴出几百张大字报，称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西藏日报》总编辑金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头子”。同时，西藏自治区党委大院以及其他单位也都贴出了不少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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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5日至7月5日，在林芝举行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会议在学习了中央《五一六通知》和西南局5月26日发出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于7月5日讨论通过了《关于坚决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七五决定》）。会议认为：“西藏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卫生科技战线均为农奴主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控制，宗教迷信对群众的影响还很深，在党、政、军特别是文化领域各界里，确有一批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农奴主阶级代表人物。”[3]因此，会议提出了在西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10条意见，要求自治区各部门、各地市成立“文革小组”，要向有夺权问题的单位派出工作组，注意枪支的保管和做好保密工作，不搞游行示威等，同时提出对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西藏日报》总编辑金沙“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4]不久，西藏自治区党委在上报西南局及中共中央的一份简报中，还将惠毅然（时任西藏社教工作团党委书记）、何祖荫（时任拉萨市委书记）、黄茂、罗石生（时任自治区筹委文教局副局长）等人列入受批判的名单。1966年8月8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停止惠毅然的一切职务，“令其彻底交代，成立专案小组，进一步审查处理惠毅然的问题”[5]。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时期的清理“资产阶级当权派”和代理人的“文革”运动，是西藏自治区党委自上而下的运动。不久，群众中的“文革”积极分子很快就被发动起来了，而且在“文革”运动中越来越明显地发挥其积极主动的主体性作用。西藏自治区党委一方面试图引导和控制群众的“文革”运动，另一方面却越来越受到群众组织的冲击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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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2日，西藏自治区和拉萨市的直属机关、学校等单位中的“文革”积极分子1400多人集会，表示拥护和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运动。张国华在集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各级领导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并要求各单位尽快把‘文革’小组、‘文革’委员会成立起来”[6]，以领导各个单位、各个地市的“文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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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8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对全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了部署：①全区各项工作都要结合“文革”这个中心进行安排；②首先搞好自治区、地市两级党政机关和作为重点的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③县一级一般结合“三教”“四清”进行；④厂矿、企事业单位、农牧区、城镇有工作团的地方，同样要注意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搞“文化大革命”；⑤军区的宣传、文化、学校部门，也要参照上述精神，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安排进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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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部署的西藏“文革”运动，首先是在党内揪“走资派”。1966年10月初，自治区党委将何祖荫、侯杰、金沙、智泽民、高立业、罗石生、张民魂、彭哲、杨殿甲等领导干部定为“走资派”，交由群众批斗。然而，群众在“文革”运动中的一些行动逐渐超出了西藏自治区党委的限制，反过来要“踢开党委闹革命”，直接冲击西藏自治区党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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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30日，张国华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和军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西藏的“文革”已出现了高潮，当前要迎接和促进新的高潮到来，但同时强调指出：“西藏基本还是个体经济，边防斗争尖锐复杂，民族宗教特别是宗教问题很突出，区内机关与社会、城乡、农牧区，腹心区与边境区有很大差别，‘文化大革命’要考虑西藏的具体情况”[8]，指示来藏进行“串联”的学生不要到部队抓黑帮、搜查，军人不要上街等。1966年10月，西藏自治区党委提出在边境地区一般不进行“文革”运动。[9]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和所谓的“历史问题”，张国华也遭到了“文革”积极分子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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