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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按照中央指示，西藏成立了军区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办公室（简称“地办”），任命军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阴法唐为“地办”主任，吸收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任明道、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陈卓、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洛桑慈诚、农牧厅厅长多杰才旦、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张再旺等人参加“地办”工作，并随后在各地（市）成立“地办”，由军队介入地方执行“三支两军”（“三支”即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即军管、军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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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西藏军区发布通令，规定“一切革命群众和组织都要协助军区完成军事接管任务。凡实行军事接管单位的‘四大’，都要按实行军事接管的原则办事。对本单位以外的组织，不再进行串联”[15]，以稳定社会秩序。为加强对西藏地方的军事管制，中央决定成立西藏军事管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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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西藏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抨击“所谓‘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等组织，欺骗、拉拢、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矛头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反对军区对西藏日报社等单位实行军事接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这说明，当时的派性斗争和群众组织的激进活动，确实导致了西藏社会秩序的某种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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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由张国华等9人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张国华为主任，任荣、陈明义为副主任[16]，统一领导西藏各项工作。6月24日，军管会宣布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全区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同时成立以军区副参谋长石伴樵为司令员的拉萨市警备司令部。但是，群众组织之间争革命、争正确、争核心的斗争并未完全停止，而且派性冲突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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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23日至9月17日，两派群众组织之间武斗不断，致使《西藏日报》于8月23日停刊，直到9月18日复刊。即使复刊，《西藏日报》受报社群众组织之间武斗的影响，仅仅刊登新华社电讯，没有任何地方消息[17]，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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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9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在召见西藏军区领导人任荣、陈明义、张鹤田以及西藏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周仁山、苗丕一等人谈话时，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制止西藏武斗的五项指示》：“1.拉萨两派均定为革命群众组织，实行革命大批判、大联合。2.拉萨各派组织必须马上停止武斗，不准调农民、牧民进城。凡是已经调进城的，立即劝说他们回去。3.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促工作，立即恢复交通运输，保证交通畅通。4.防止坏人挑拨离间，搞破坏，挑拨民族关系、军民关系，不要上敌人的当。5.立即出《西藏日报》电讯版，报纸要传达毛主席、中共中央的声音，这是天经地义的，《西藏日报》应立即出版，谁不这样做，就是对抗中央。”该指示肯定了西藏地方的“大联指”和“造总”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求两派群众组织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立即停止武斗，迅速恢复交通运输，搞好军民关系和民族关系。10月20日，在自治区军管会谢允中、袁惠民和黄玉清的参与下，两派群众组织各派三名代表共同组建了“自治区革命大联合筹备小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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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结束“文革”前一段无序的状态，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这个大形势下，中央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西藏实行党政军群合一的一元化体制，统一领导西藏的革命与生产工作。中央领导鉴于西藏边境地区复杂的国际形势，非常重视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和及早成立事宜，并为此多次做出指示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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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4日，周恩来总理指示西藏自治区军管会，最迟10日前递交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翌日，张国华接见西藏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传达了周总理的前述要求。随后，张国华、陈明义又分别会见了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回顾了西藏军区与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希望两派按照周总理指示停止武斗，使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尽早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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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6月6日，周恩来等人接见在京的西藏自治区党委成员任荣、陈明义、曾雍雅、王诚汉、吕义山、廖步云、余致泉、阴法唐以及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苗丕一、杨东生等10人，就西藏形势提出警告：“要注意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动向、动态。国外是大敌当前，边防可能出点事。中锡边界印军活动很频繁，飞机到前沿侦察，叛匪也在边境蠢蠢欲动。最近印度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还有苏修、美帝头目在边境侦察。我们要加强战备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如果敌人胆敢侵入我国边境，就要坚决回击，保卫文化大革命，叫他们有来无回。”再次肯定“西藏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大方向都是对的”，指示两派“要立即制止武斗，停止打内战，恢复交通运输。在学习班上要达成制止武斗协议，两派和军队都要签字，11师52师都要签字，送中央文革审批”。就在中央首长指示发出的翌日，拉萨警备区部队进驻群众组织控制的财经大院和大昭寺，受到了阻挠，并发生了冲突，造成了一些伤亡。[19]此事受到中央高度关注，到6月12日，在北京学习的群众组织签订了《关于立即停止西藏地区武斗的协议》，6月16日获得中央批准，为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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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同意西藏自治区党委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任命曾雍雅为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任荣、陈明义等13人为副主任，另留2名副主任，以备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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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为当时中国最后成立的两个省级革命委员会。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组成，实行党政军群众代表联合执政，共同领导西藏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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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至10日，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举行第15次常委会议时，提出迅速削平群众组织的大小“山头”，立即停止相互攻击，彻底收缴武器弹药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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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第18次常委会议，通过一个“紧急通告”，再次通令尽快彻底地削平“山头”，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和交通运输畅通；未建立革委会的单位，要在军宣队的协助下，迅速建立生产指挥班子。[21]由此可知，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开始“抓革命、促生产”，恢复因两派群众组织之间武斗而造成的经济停滞和社会不稳，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时比较混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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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文革”期间，外国敌对势力派遣间谍进行活动，印度特务潜入西藏定日县，西藏军区部队开展搜捕，于1966年11月中旬俘获三人，缴获美制快速电台一部。[22]境外分裂势力一直进行对内渗透、煽动对立等活动，他们挑唆个别地区的反动分子利用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推波助澜，恶化形势，挑起暴乱，杀害人民解放军战士和进步的基层干部群众，抢劫国家财产，造成了西藏地方基层社会的恐慌，这些事件的性质已经不是“文革”群众组织两派之间的争斗，而是旧社会的残余势力对西藏新的社会制度发起的挑战，是在“文革”时期西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的暴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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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初，丁青县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成立所谓“怒澜两江卫教神军总指挥部”，1969年3月9日武装袭击当地机关和驻军，抢劫各种枪支300余支、国有牧场牛羊900多头/只、国库粮食50余万斤（约25万公斤），毒打、残害干部、群众20多人；[23]昌都边坝县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建立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和所谓“翻身农奴革命造反司令部”，于1969年五六月间多次袭击县委机关、区机关和军宣队，抢劫县人民武装部武器弹药，持续进行打、砸、烧、杀反革命暴力活动，残杀干部、战士50多人；[24]1969年上半年，比如县一小撮坏人混入群众组织，组织“白色神军”，大肆进行破坏活动，砸烂道班17个，抢去国有牧场马260多匹，牛1280多头，羊5920多只，并煽动群众抢夺当地驻军武器，打死打伤战士多人；[25]同时，南木林、尼木等县也出现了暴乱或骚乱活动。这些暴乱活动有着一个明显的政治特征，即有目的的制定行动纲领。边坝县的暴乱分子明确提出“不要共产党、不要交公粮、不要社会主义”的“三不”纲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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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事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尼木县尼姑赤列曲珍发动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具有尼姑身份而又非常善变的赤列曲珍，既曾接受国外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宣传“西藏独立”的思想，又曾熟背《毛主席语录》和中央关于“文革”的最新指示精神，以尼姑的身份招摇撞骗，得到当地部分人的支持，打着“造反派”的旗号阴谋进行反革命活动。“1969年6月，赤列曲珍率众冲击尼木县政府、人民武装部，不仅残忍地杀害22名（一说14名）军宣队[27]”人员，而且剁去了曾与军宣队人员接触的一对藏族青年男女的双腿和双臂，折磨并活埋了当地几名进步的基层干部，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事件发生后，人民解放军奉命从羊八井和曲水县两路，围剿赤列曲珍反革命团伙，经过两天的战斗，击毙了多名反动分子，逮捕了赤列曲珍及其反革命骨干分子，并依法进行惩处。在对赤列曲珍的叛乱队伍清理过程中，虽未发现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直接参与，但相关材料证明反动封建农奴主势力的介入和煽风点火，利用了当地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斗争的“错综复杂性”导致不少人受到蒙蔽。经过对事件的结果分析，这起事件的性质是很清楚的，即局部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亦即采取极端的暴力形式冲击破坏国家机关，残害地方干部、群众和军队人员的恶性事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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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和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的爆发，面对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共中央于1969年4月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继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全国掀起一场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斗、批、改”运动，通过革命的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顿党的作风，精简机构和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中共九大闭幕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对九大主席团成员，时任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西藏军区第一政委任荣说：“中央决定你到西藏工作，党的民族政策你是懂得的……把西藏工作搞好。”中共九大之后，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全区开展“斗、批、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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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9年3月22日，西藏自治区革委会、西藏军区发出的《关于建立各级革委会的范围的通知》中，就规定了“原西藏自治区党委、区人委、地委、专署的党政机关成立‘斗、批、改’领导小组，不建立革委会”[29]，从而开始了“斗、批、改”的准备工作。同年9月17日，中央同意由曾雍雅[30]、任荣、天宝、陈明义、廖步云、苗丕一、杨东生、巴桑等人组成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曾雍雅任组长，任荣、天宝、陈明义任副组长，统一领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的工作，统筹安排西藏自治区的“斗、批、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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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仿照内地“五七干校”的做法，创办西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9年10月，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将自治区和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以及群众团体的干部职工5000多人，集中到林芝和松宗两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完全按照班、排、连的部队建制，一边进行生产劳动，一边进行思想改造。通过创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中清理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31]实际上，在边劳动边教育的所谓“政策攻心”和“隔离审查”中，因为受当时“文革”方式的影响，搞了大批冤假错案，以至于参加学习班的一些人被迫说假话、作伪证，甚至被逼身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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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开始批判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在西藏执行的“慎重稳进”和“稳定发展”方针，提出了一些比较激进的路线与做法。在“文革”时期全国上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下，参加“文革”的人们很自然将以前比较切合实际的工作路线视为比较保守的、过时的东西。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在革命大批判的运动中，不仅再次公开批判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周仁山、王其梅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西藏的代理人”，而且将西藏地方执行的“慎重稳进”方针视为西藏和平解放“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稳定发展”方针和“五年不办合作社”的正确指示视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这些提法，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因为“稳定发展”和“五年不办合作社”的指示，都是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西藏的工作要“慎重稳定走”和“六年内不改革”的指示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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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斗、批、改”运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当时中央领导人看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故要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实施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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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3月5日起，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西藏军区党委常委，军区司、政、后机关，各师、军分区主要负责人先后在拉萨、北京开会，并受到中央政治局领导的接见。会议根据中央指示，拟定了《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和毛泽东的批准，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该报告强调说：“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由于主要负责同志不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不注意毛泽东的民族政策，犯了‘严重错误和方向、路线错误’。”[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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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3月28日，周恩来、李先念、李德生等在京接见了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任荣、陈明义、天宝、杨东生、巴桑和时任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张国华。周恩来向他们指出：“西藏路线问题有个民族政策，在西藏要注意这个问题，如不注意民族问题非犯大错误不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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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中央通知免去曾雍雅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军区司令员职务，调沈阳军区工作，任命任荣代理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陈明义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封克达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高圣轩、郭锡兰为核心小组成员，封克达、高圣轩、郭锡兰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35]，完成了西藏自治区党政领导的新一轮调整。同时，西藏自治区大规模的斗、批、改运动也告一段落，此后逐渐进入了西藏“文革”期间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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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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