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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说，鉴于西藏地方特殊的区情，即使在“文攻武斗”的“文革”高潮时期，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军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等仍采取了某种限制措施，并未使西藏地区的“文革”像内地一样具有相当的破坏力，从而保证了西藏的政治形势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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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波及西藏之初，西藏自治区党委就在一些文件和指示中，要求内地学生不到西藏串联，红卫兵不到军队去抓人，不到边境地区开展“文革”运动等，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过激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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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8日，西藏自治区党委提出有关“文革”的10条意见中，就有“内地来的学生不能到边防线去”，“由内地寄来的传单，符合我区情况的就做，不能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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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30日，张国华接见内地串联学生时提出西藏情况特殊，劝阻学生到部队抓人搜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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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农村文革中一些政策问题的通知》，重申在揪斗现行反革命分子中，对无现行破坏活动的农奴主、代理人不要再动，要尊重宗教信仰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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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目前边境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定》，提出在边境地区一般不进行“文革”运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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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再次发出通知，确定西藏县以下农村、牧区一律不搞“文革”运动，也不号召“破四旧、立四新”。[39]尽管红卫兵运动和群众组织突破了西藏自治区党委的限制，甚至冲击西藏自治区党委领导，但这些政策和要求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也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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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央领导获知西藏“文革”运动中的一些过激行动后，立即做出停止西藏边境地区“文革”运动的指示，从而保证了“文革”时期西藏边境地区的相对稳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藏“文革”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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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时任边境地区朗县副县长、后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巴桑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朗县也未幸免，县委已有三个领导挨斗。我当时在朗县当副县长，正准备挨斗时，1967年初，周总理对边境县工作做了三条指示：一是边境县不开展‘四大’，二是进行正面教育，三是要抓革命促生产。三条指示稳定了边境县的局势，朗县的‘文革’停了下来，由11师与地方共同成立了生产办公室，开始抓稳定，抓生产。”[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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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西藏自治区边防办主任李本信也回忆说：“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蔓延到西藏边境地方。在腹心地区影响波及之下，边境各县干部受到猛烈冲击，党政机构瘫痪，社会动荡，农奴主阶级分子、坏分子趁机造谣破坏，边民成批外逃。……这一严重情况反映到周总理那里，他当即指示：……边境地方立即停止开展‘四大’，禁止到边境地区进行串联活动，边境不能乱。……周总理的指示迅速得到落实，‘四大’停止了，党、政机构恢复了工作。”[41]由此可知，西藏边境地区虽曾遭受“文革”冲击，但为时甚短，影响不是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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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上海“一月风暴”影响而开始的西藏“夺权”斗争，亦为时甚短。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相继代行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被夺的职权，并保持了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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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5日，受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西藏“夺权”运动进入高潮。但就在5天之后，西藏军区在军区大院实行戒严，随之接管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和拉萨市公安局及其所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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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西藏军区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发布军区第一号公告，由西藏军西藏自治区党委代行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委的权力，并对一些重要部门实行军事管制。1967年5月，中央决定在西藏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6月开始运行的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领导西藏的各项工作，暂时稳定了西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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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9月5日，根据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西藏成立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由军队、政府、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全面负责西藏的各项工作。因此，可以说西藏的“夺权”斗争在短短的7个月内就基本结束了，从西藏军西藏自治区党委到西藏军事管制委员会，再到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基本上保持了西藏政治工作的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当然，在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西藏仍存在一些群众组织之间的“文攻武斗”和国内外反动势力制造的反革命事件，但并未影响到西藏政局总体稳定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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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9月25日，针对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关于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报告，中央在批示中指出，“西藏一些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民族情绪，宗教迷信，煽动胁迫群众抢劫国家和群众财物，破坏交通，已完全属于反革命性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其蔓延”。[42]随后，西藏军区下达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命令，到1969年年底基本上肃清了反革命暴乱武装，从而维护了西藏政局的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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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7日至12日，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拉萨举行，会议选出56名委员和16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一届委员会，任荣[43]为第一书记，陈明义、天宝、杨东生、封克达、高圣轩、巴桑为书记。一个月之后的9月13日，发生了林彪坠机蒙古国温都尔汗的“九一三”事件。号称“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副统帅”，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叛徒”和“野心家”，这对参加“文革”运动的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很大的冲击。1971年12月，西藏地区和全国一样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并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了解放干部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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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藏落实干部政策，西藏“文革”虽遵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开展一些活动，但基本上都是局限于传达和贯彻文件的方式，大规模的“文攻武斗”基本上停止了。其实，从1971年上半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党委就陆续解放林芝学习班的干部学员，并重新分配工作。截至1972年4月，西藏全区原有的167名地级干部，已解放任职的有138人，占该级干部总数的82.6%；原有的1004名县级干部，已解放任职的有921人，占该级干部总数的91.7%。1973年9月，林芝学习班彻底结束。这些干部的解放和重新走向工作岗位，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文革”的破坏作用，并结合“批林整风”运动，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工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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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8月24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后，“四人帮”集团在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又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但在西藏都影响不大。西藏虽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于1974年2月18日在拉萨举行了有18000多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拉萨街头也再次出现了大字报，但由于大批干部已经解放并回到单位主持工作，一些干部内调或从区外调入，减轻了原有派系之间的矛盾，加之人民群众厌恶了“文革”内斗，这些运动在西藏没有形成大气候。总而言之，西藏地区“文革”后期的各种活动虽然仍在进行，但多数是被动地贯彻中央文件，失去了“文革”初期进行政治活动的热情和动力，更多的是将精力放到恢复生产和进行经济活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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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藏在“文革”时期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使一些进步干部和上层爱国人士蒙受了冤屈，但中共中央和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军西藏自治区党委等仍千方百计地保护了大批上层爱国人士和进步干部，也反映了当时西藏“文革”的政治氛围相对宽松一些。据“文革”之初遭受冲击的阿沛·阿旺晋美回忆：“9月27日，西藏军区负责同志通知我说，接到周总理的电话，第二天中央派专机来接我和爱人才旦卓噶去北京，要我们做好准备。我们到达北京后，接机人员把我们直接送到北京饭店二楼的一大套房间里，说是按周总理的指示安排的。当时和我住在同一楼层的还有赛福鼎、朱德海和辽宁省委书记，都是按周总理指示保护起来的。”[44]周总理及时、妥善的保护措施，使“文革”时期“尽管大墙外边波浪滔天，阿沛一家的生活比较安定，可以到街上散散步，去大专院校看看大字报，或踏动缝纫机，为儿女们缝缝补补”[45]，过着远离“文革”喧嚣的平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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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西藏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在北京航空航天学院开会，遵照中央指示搞大联合。周恩来总理亲自派人了解会场情况，并要秘书通知阿沛前去做检讨，以便他解脱出来，且亲自安排阿沛担任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原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办副主任倪扶汉认为：“阿沛的被解脱，推动了西藏‘解放’干部的工作，使一批受迫害的干部结合到各级革命委员会，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46]在那个年代，阿沛不仅未受“文革”的较大冲击，反而担任了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这其中虽有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和帮助，但也反映了西藏“文革”时期的政治环境较内地而言比较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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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西藏自治区党委及西藏军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自治区革委会，能够及时、妥善地保护班禅大师及其他西藏上层爱国人士，也说明当时西藏的政治环境并未恶劣到内地“文革”的程度，这一点还可以从西藏“文革”经历者对西藏“文革”的评价中获得印证。班禅大师因1962年的《七万言书》曾在西藏受到批判。“文革”爆发后，西藏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等院校的红卫兵自然地要揪斗班禅大师。1966年8月下旬，少数不听劝阻的红卫兵擅自闯入班禅住处，把班禅转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周恩来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人前去制止，并指示：“决不能允许红卫兵对班禅采取侮辱性的斗争方式……要保护好班禅。”[47]于是，徐冰、刘述周及北京卫戍区的指战员一起赶到中央民族学院，将班禅大师转移到安全地方保护起来。因此，“文革”结束后获得“解放”的班禅大师，“每到总理祭日，他都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献上花圈，双手合十，对着总理亲笔书写的碑文，两眼含泪，默默祈求佛祖超度总理高尚而伟大的灵魂。这种祭祀，年年不断，直至大师圆寂为止”。[48]由此可见，周恩来总理高尚的人格以及保护和关心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的决策，切切实实地赢得了他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敬仰，这是实现民族团结与和谐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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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文革”时期的“斗、批、改”运动中，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办了一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其他各种学习班，以劳动教育的方式，改造学员们的思想。但是，鉴于西藏特殊而复杂的情况，有的学习班主要成员是统战人士，与外界隔绝的学习班恰恰起到了保护上层爱国人士的作用。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次旺俊美，就“文革”的劳动改造评价说：“党当时集中这些政协委员，到现在的西藏党校附近进行思想学习和劳动改造，其实是保护了他们。如果他们不被集中学习，将可能遭到批斗，甚至丧失性命。如阿沛·阿旺晋美当时被接到北京，并不是软禁，而是进行特殊保护；否则，在西藏的阿沛很可能会遭到批斗或丢了性命。当时，我父亲作为政协委员就在现今西藏党校附近进行劳动改造。我就经常去那里给他送饭，可以感受到与其说是改造，不如说是进行保护。正是因为我们党保护了这些政协委员，才为我们赢得了无论何种情况都肯站在一起的朋友，也才为西藏政协保留了一脉相承的人员和基础。所以，‘文革’结束后西藏政协才能得以恢复。因此，不能仅仅根据字面理解‘文革’，或像现在一些书中所写的‘文革’时期黑暗一样。应该说，西藏的‘文革’与内地不同，党当时极力保护了西藏政教界的大批人士，现在应该好好看清楚。也只有从几十年来，党对西藏各界人士的保护、关心政策，才能体现党的西藏政策的一脉相承性。”[49]虽然次旺俊美的父亲，在“文革”时期曾被集中学习和参加劳动改造，但他恰恰肯定了党的集中学习和劳动改造政策，肯定了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西藏“文革”与内地“文革”既有相同又有很多的不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央针对西藏地方的特殊性，做出了很多特别的指示，西藏地区党政机关领导也能够审时度势，尽最大的力量及时补救偏差，使得西藏地方在“文革”时期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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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对西藏地区“文革”运动的观察，在西藏地区是比较普遍的，并非仅仅存在于个别人眼中。在一些经历过西藏“文革”，甚至是在“文革”时期遭受批判和折磨者，他们大都持有相对肯定“文革”或对“文革”某些方面进行肯定的观点。西藏“文革”亲历者的不同评价，为大家深入探讨西藏“文革”的特殊性留下了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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