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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第18次常委会议，通过一个“紧急通告”，再次通令尽快彻底地削平“山头”，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和交通运输畅通；未建立革委会的单位，要在军宣队的协助下，迅速建立生产指挥班子。[21]由此可知，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开始“抓革命、促生产”，恢复因两派群众组织之间武斗而造成的经济停滞和社会不稳，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时比较混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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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文革”期间，外国敌对势力派遣间谍进行活动，印度特务潜入西藏定日县，西藏军区部队开展搜捕，于1966年11月中旬俘获三人，缴获美制快速电台一部。[22]境外分裂势力一直进行对内渗透、煽动对立等活动，他们挑唆个别地区的反动分子利用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推波助澜，恶化形势，挑起暴乱，杀害人民解放军战士和进步的基层干部群众，抢劫国家财产，造成了西藏地方基层社会的恐慌，这些事件的性质已经不是“文革”群众组织两派之间的争斗，而是旧社会的残余势力对西藏新的社会制度发起的挑战，是在“文革”时期西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的暴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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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初，丁青县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成立所谓“怒澜两江卫教神军总指挥部”，1969年3月9日武装袭击当地机关和驻军，抢劫各种枪支300余支、国有牧场牛羊900多头/只、国库粮食50余万斤（约25万公斤），毒打、残害干部、群众20多人；[23]昌都边坝县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建立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和所谓“翻身农奴革命造反司令部”，于1969年五六月间多次袭击县委机关、区机关和军宣队，抢劫县人民武装部武器弹药，持续进行打、砸、烧、杀反革命暴力活动，残杀干部、战士50多人；[24]1969年上半年，比如县一小撮坏人混入群众组织，组织“白色神军”，大肆进行破坏活动，砸烂道班17个，抢去国有牧场马260多匹，牛1280多头，羊5920多只，并煽动群众抢夺当地驻军武器，打死打伤战士多人；[25]同时，南木林、尼木等县也出现了暴乱或骚乱活动。这些暴乱活动有着一个明显的政治特征，即有目的的制定行动纲领。边坝县的暴乱分子明确提出“不要共产党、不要交公粮、不要社会主义”的“三不”纲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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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事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尼木县尼姑赤列曲珍发动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具有尼姑身份而又非常善变的赤列曲珍，既曾接受国外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宣传“西藏独立”的思想，又曾熟背《毛主席语录》和中央关于“文革”的最新指示精神，以尼姑的身份招摇撞骗，得到当地部分人的支持，打着“造反派”的旗号阴谋进行反革命活动。“1969年6月，赤列曲珍率众冲击尼木县政府、人民武装部，不仅残忍地杀害22名（一说14名）军宣队[27]”人员，而且剁去了曾与军宣队人员接触的一对藏族青年男女的双腿和双臂，折磨并活埋了当地几名进步的基层干部，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事件发生后，人民解放军奉命从羊八井和曲水县两路，围剿赤列曲珍反革命团伙，经过两天的战斗，击毙了多名反动分子，逮捕了赤列曲珍及其反革命骨干分子，并依法进行惩处。在对赤列曲珍的叛乱队伍清理过程中，虽未发现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直接参与，但相关材料证明反动封建农奴主势力的介入和煽风点火，利用了当地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斗争的“错综复杂性”导致不少人受到蒙蔽。经过对事件的结果分析，这起事件的性质是很清楚的，即局部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亦即采取极端的暴力形式冲击破坏国家机关，残害地方干部、群众和军队人员的恶性事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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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和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的爆发，面对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共中央于1969年4月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继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全国掀起一场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斗、批、改”运动，通过革命的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顿党的作风，精简机构和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中共九大闭幕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对九大主席团成员，时任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西藏军区第一政委任荣说：“中央决定你到西藏工作，党的民族政策你是懂得的……把西藏工作搞好。”中共九大之后，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全区开展“斗、批、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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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9年3月22日，西藏自治区革委会、西藏军区发出的《关于建立各级革委会的范围的通知》中，就规定了“原西藏自治区党委、区人委、地委、专署的党政机关成立‘斗、批、改’领导小组，不建立革委会”[29]，从而开始了“斗、批、改”的准备工作。同年9月17日，中央同意由曾雍雅[30]、任荣、天宝、陈明义、廖步云、苗丕一、杨东生、巴桑等人组成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曾雍雅任组长，任荣、天宝、陈明义任副组长，统一领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的工作，统筹安排西藏自治区的“斗、批、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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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仿照内地“五七干校”的做法，创办西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9年10月，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将自治区和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以及群众团体的干部职工5000多人，集中到林芝和松宗两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完全按照班、排、连的部队建制，一边进行生产劳动，一边进行思想改造。通过创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中清理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31]实际上，在边劳动边教育的所谓“政策攻心”和“隔离审查”中，因为受当时“文革”方式的影响，搞了大批冤假错案，以至于参加学习班的一些人被迫说假话、作伪证，甚至被逼身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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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开始批判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在西藏执行的“慎重稳进”和“稳定发展”方针，提出了一些比较激进的路线与做法。在“文革”时期全国上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下，参加“文革”的人们很自然将以前比较切合实际的工作路线视为比较保守的、过时的东西。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在革命大批判的运动中，不仅再次公开批判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周仁山、王其梅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西藏的代理人”，而且将西藏地方执行的“慎重稳进”方针视为西藏和平解放“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稳定发展”方针和“五年不办合作社”的正确指示视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这些提法，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因为“稳定发展”和“五年不办合作社”的指示，都是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西藏的工作要“慎重稳定走”和“六年内不改革”的指示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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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斗、批、改”运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当时中央领导人看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故要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实施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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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3月5日起，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西藏军区党委常委，军区司、政、后机关，各师、军分区主要负责人先后在拉萨、北京开会，并受到中央政治局领导的接见。会议根据中央指示，拟定了《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和毛泽东的批准，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该报告强调说：“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由于主要负责同志不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不注意毛泽东的民族政策，犯了‘严重错误和方向、路线错误’。”[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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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3月28日，周恩来、李先念、李德生等在京接见了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任荣、陈明义、天宝、杨东生、巴桑和时任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张国华。周恩来向他们指出：“西藏路线问题有个民族政策，在西藏要注意这个问题，如不注意民族问题非犯大错误不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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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中央通知免去曾雍雅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军区司令员职务，调沈阳军区工作，任命任荣代理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陈明义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封克达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高圣轩、郭锡兰为核心小组成员，封克达、高圣轩、郭锡兰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35]，完成了西藏自治区党政领导的新一轮调整。同时，西藏自治区大规模的斗、批、改运动也告一段落，此后逐渐进入了西藏“文革”期间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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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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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说，鉴于西藏地方特殊的区情，即使在“文攻武斗”的“文革”高潮时期，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军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等仍采取了某种限制措施，并未使西藏地区的“文革”像内地一样具有相当的破坏力，从而保证了西藏的政治形势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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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波及西藏之初，西藏自治区党委就在一些文件和指示中，要求内地学生不到西藏串联，红卫兵不到军队去抓人，不到边境地区开展“文革”运动等，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过激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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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8日，西藏自治区党委提出有关“文革”的10条意见中，就有“内地来的学生不能到边防线去”，“由内地寄来的传单，符合我区情况的就做，不能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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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30日，张国华接见内地串联学生时提出西藏情况特殊，劝阻学生到部队抓人搜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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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农村文革中一些政策问题的通知》，重申在揪斗现行反革命分子中，对无现行破坏活动的农奴主、代理人不要再动，要尊重宗教信仰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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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目前边境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定》，提出在边境地区一般不进行“文革”运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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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再次发出通知，确定西藏县以下农村、牧区一律不搞“文革”运动，也不号召“破四旧、立四新”。[39]尽管红卫兵运动和群众组织突破了西藏自治区党委的限制，甚至冲击西藏自治区党委领导，但这些政策和要求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也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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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央领导获知西藏“文革”运动中的一些过激行动后，立即做出停止西藏边境地区“文革”运动的指示，从而保证了“文革”时期西藏边境地区的相对稳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藏“文革”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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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时任边境地区朗县副县长、后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巴桑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朗县也未幸免，县委已有三个领导挨斗。我当时在朗县当副县长，正准备挨斗时，1967年初，周总理对边境县工作做了三条指示：一是边境县不开展‘四大’，二是进行正面教育，三是要抓革命促生产。三条指示稳定了边境县的局势，朗县的‘文革’停了下来，由11师与地方共同成立了生产办公室，开始抓稳定，抓生产。”[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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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西藏自治区边防办主任李本信也回忆说：“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蔓延到西藏边境地方。在腹心地区影响波及之下，边境各县干部受到猛烈冲击，党政机构瘫痪，社会动荡，农奴主阶级分子、坏分子趁机造谣破坏，边民成批外逃。……这一严重情况反映到周总理那里，他当即指示：……边境地方立即停止开展‘四大’，禁止到边境地区进行串联活动，边境不能乱。……周总理的指示迅速得到落实，‘四大’停止了，党、政机构恢复了工作。”[41]由此可知，西藏边境地区虽曾遭受“文革”冲击，但为时甚短，影响不是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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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上海“一月风暴”影响而开始的西藏“夺权”斗争，亦为时甚短。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相继代行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被夺的职权，并保持了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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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5日，受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西藏“夺权”运动进入高潮。但就在5天之后，西藏军区在军区大院实行戒严，随之接管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和拉萨市公安局及其所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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