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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西藏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现有基础，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向中央报告了关于实现西藏人民公社化的问题。中央指示农村工作部部长沙风同西藏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前往成都，同中央指定负责西藏方面工作的张国华[59]研究具体方案并上报中央。中央在接到他们的报告后，再次派遣中央农村工作部人员到西藏地区调研相关情况。因此，中央农村工作部、成都军区、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共同组成调查组，在西藏一些农村牧区蹲点调查，并召开地（市）、县、区和基层干部座谈会，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草案）》[60]，以掌握西藏干部群众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真实态度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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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1月3日，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党的核心小组联合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呈报了《关于西藏地区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简称《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主要有以下三点内容。1.强调西藏已经具备实行人民公社化的条件。《请示报告》指出：“经过平叛斗争、民主改革，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贫下中农牧更加向往公社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61]2.划分阶级成分。在当时极左思想的指导下，《请示报告》批评民主改革时期牧区没有公开划阶级，农区没有划富农的阶级成分，提出在这次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牧区划出牧主、富牧、中牧、贫牧几个主要阶级成分，农区把富农从富裕农奴中划出来”[62]。3.扩大了打击面。《请示报告》提出了“彻底打倒富农牧阶级”的错误政策，将打击面从民主改革时不到总户数的5%扩大到了“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八”。显然，这一《请示报告》未能切实反映当时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受到了“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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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一《请示报告》，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该指示说：“原则上同意西藏地区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公社化。”但是，西藏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规模“要因地制宜”，可以是两级，也可以是三级，生产队的规模可以大一点，也可以小一点。总之，西藏社会主义改造“应当把步子放得稳一些，把工作搞得扎实一些”。[63]同时，提出“在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必须坚定地依靠贫下中农牧，巩固地联合中农牧，消灭农奴主、牧主和富农牧阶级的剥削制度”。至于“打击面，要切实控制在以县为单位的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八以内”。还要“把办社同认真搞好斗、批、改结合起来”。[64]这一指示，造成在农牧区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因打击面过宽，伤害到一些富农牧民的利益和感情，但也同时加快了西藏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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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0月5日，西藏地区90%以上的乡建立起人民公社，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65]到1975年底，西藏地方全区1929个乡（不含阿里），先后建立了1921个人民公社。至此，西藏基本上在农牧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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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西藏农牧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1975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在全区对城镇私营商业、民族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然而，民主改革之前的西藏基本上还是封建农奴制度，在城镇有一些工商业，但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因此，西藏的城镇商业和民族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在拉萨、日喀则等几个城镇补划成分，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合并一些工匠店铺，组建数量不多的小商业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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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5月10日，西藏全区私营商业已全部纳入了国营商业轨道，90%以上的手工业建立了生产合作社[66]，基本上实现对城镇手工业、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内地早在1956年就已经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相比，西藏不仅晚了20年，而且恰恰是在“文革”动乱时期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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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济建设的问题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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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西藏地方“四大”、乱揪乱斗、“夺权”运动以及群众组织之间的“文攻武斗”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藏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据统计：1968年西藏地区的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全面下降，工农业总产值下降9.79%，货物运输量、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都大幅度下降。到1969年，地方经济继续恶化，工农业总产值下降3.95%以上。[67]另外，在实施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城镇工商业改造的同时，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兴建了一批“小而全”的工矿企业，但因质量和技术等问题，几年后不少工厂被迫关、停、并、转，导致资源浪费和原有优势产业的停滞。但是，不能把当时西藏经济建设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与挫折都归咎于“文革”运动。在边疆地区兴办成体系的工厂，是当时中国面对敌对国家以战争威胁和施压的一种反应。从解密的材料看，美苏等国在那一时间段，都有过对中国动武的计划[68]，印度也制定了对华战略并在中国西藏边境地区频频挑起事端。[69]西藏地区与全国一样，也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威胁，必须进行“备战，备荒”。在这种形势下，“文革”时期的西藏充分利用各种条件，“抓革命，促生产”，在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比较突出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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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西藏根据中央“反帝反修”的战略方针，西藏自治区党委、军西藏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革委会对经济建设总体任务进行了部署，这也是西藏经济在“文革”运动中能够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文革”开始之初，西藏自治区党委即发出通知，确定西藏地区县以下的农村、牧区不搞“文化大革命”运动，也不搞“破四旧、立四新”，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革”群众运动在农村和牧区的发展，为发展农牧业生产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和保证了必要的劳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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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3月26日，西藏自治区工业系统举行“夺取革命和生产双胜利”的誓师大会，邮电管理局也举行了类似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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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拉萨城关区还召开了贫苦农牧民会议，宣布要“抓革命，促生产”。与此同时，西藏军区也抽调了4000多名指战员，深入地方生产第一线，宣传“抓革命，促生产”方针以及中央给农村、工矿干部群众的两封信[70]，强调在“文革”运动中不能忘记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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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批示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的文件中，指示：要“抓革命，促生产”，“迅速恢复交通运输，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事业，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71]可以说，在西藏“文革”运动的高潮时期，西藏自治区党委、军西藏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革委会并没有一味地强调革命运动，同时还要求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恢复交通运输业。到“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报告以及邓小平主持工作时提出的“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指示，在西藏同样得到了热烈的反响。随着西藏自治区新一届党政领导的调整和解放干部工作的开展，特别是中央的西藏工作会议之后，西藏的经济建设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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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6月25日至7月5日，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西藏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西藏人员是西藏自治区党委成员任荣、陈明义、天宝、杨东生、巴桑和热地。会议分析了西藏面临的形势，总结教训，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恢复被破坏的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等重大问题。这次会议是“中央在全国形势仍很复杂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有关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会议，对纠正文化大革命前期对西藏的冲击和破坏，稳定西藏局势，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一定的作用”[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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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2月20日，西藏自治区农牧战线在拉萨举行“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广大干部贫下中农（牧）和社员群众，“掀起‘远学大寨，近赶列麦’群众运动的新高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打好春节农牧业生产这一仗，为夺取1973年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而奋斗”。[73]随后，自治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抽调大批干部深入社会生产第一线。据统计，地直机关共组织275个工作组，2500多人[74]，深入广大农村和牧区，领导春节农牧业生产。为促进西藏的工农业发展，西藏自治区党委还多次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经验交流会，制定农牧业发展规划，确实为西藏经济发展下了一番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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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1973年拉萨、山南、日喀则等主要农业区绝大部分县的粮食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阿里普兰县的粮食增长近两成；西藏牧区1973年的各类幼畜达到400万头，比1972年增长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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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8月6日，由240多名县以上干部组成的西藏农业学习参观团，在自治区主席天宝的带领下，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及河北、河南、四川等地学习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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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经验交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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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制定了《全区农牧业五五规划初步设想》，提出西藏农业建设的重点是：建设好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拉萨河、年楚河流域23个县（场），逐步使之成为全区的主要产粮区；到1980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要达到340万亩，总产粮食6.5亿公斤，油菜籽1250万公斤，达到粮食自给；牧区重点是建设好那曲、安多、当雄三县。[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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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至28日，西藏全区召开了农业牧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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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西藏的粮食再次获得大丰收，总产量比1973年增长15%以上。[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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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3月7日至17日，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在拉萨召开了西藏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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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2月15日至25日，西藏地区首次农牧业机械化工作会议在拉萨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西藏自治区党委一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的《1976～1980年基本实现农牧业机械化的规划》，提出了今后五年全区农业机械化的主要奋斗目标就是“在农业的田间作业、场上作业、农田建设、农副产品加工和运输等五个方面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程度达到70%以上；牧业要在剪毛、奶油加工、提灌运输等方面基本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具体要求：机耕、保灌面积达到28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0%；各型拖拉机达到9800台；农用排灌机达到14000台；收获机（包括收割、脱粒、扬场机）达到17000台；牧业机械达到54000台；植物保护机达到70000台；农牧产品加工机械达到1550台”。[78]这些规模庞大的设想显然超出了当时的实际供应能力，但反映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响应周总理在1975年1月的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号召，以及对实现农牧业机械化的重视。1975年西藏地方扩大冬小麦的种植面积，达到60多万亩，大部分单产超过了200千克（400市斤），获得了丰收。[79]其他各种粮食、水果等也获得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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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到西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对发展工、农、牧业生产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革”时期西藏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工业方面，建成了一批适应西藏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中小企业。除了1970年的拉萨玻璃厂等部分企业报废外，一些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电力、建材、森林工业、纺织、印刷、食品等事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例如，1966年11月，上海市派出500名职工、技术人员，援助西藏建设的林芝毛纺厂建成投产。1970年9月18日，西藏自治区30%以上的县有了小型水电站，各地区还建立了一批农业机械修配站。[80]1974年与1965年相比，主要工业产品由18种增至70种，发电量增长6.7倍，水泥产量增长1.8倍，原木和锯材产量增长1.6倍，百货用品销售额同比增加59%，石油销售额同比增长80%。1966年11月，西藏自治区农机公司成立时的年物资销售额仅有109万元，而1974年的物资销售额达到1100万元，比1967年增加9倍以上。[81]藏族人民普遍需求的染料，过去全靠从印度进口，1966年开始在国内组织生产，年销量23吨左右，到1978年增加到68吨。同时，国有商业网点也大大增多。1978年，西藏地区国有商业和基层供销社的商业网点发展到1783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5亿元，比1965年增长1.3倍。据1979年年底的统计，西藏人民穿、用、戴的民族特需商品有449种之多，其中从内地供货407种，当地生产供应42种[82]，大大便利了居民的生产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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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业方面，在中央和西藏自治区党委的高度重视下，西藏地方通过全国支援和军民合作、开荒生产，取得了农牧业生产的增收丰产。驻藏部队坚持“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思想，从1966年7月起，西藏军区以及各师、军分区、团都相继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和办事机构，不仅自己开荒生产、兴修水利、建设营房和生活设施，而且经常支援当地居民进行工、农、牧、林和副业生产。据统计，仅1974年初至1975年8月，部队支援地方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动日就达24万个，帮助群众耕地、垦荒造田和平整土地2.5万亩，修水渠9.6万多米，积肥182万多千克，修理和赠送农机具1823台。[83]西藏粮食获得了丰收，牲畜头数也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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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全区水果产量达130多万公斤，比1971年增长了8倍；1975年全区至少有30家国有果园，25万多株各种果树，50多个品种。全区粮食总产量从1965年的29万吨，到1976年增至47万多吨；同期的牲畜总头数由1701万多头（只、匹），增加到2180万多头（只、匹）。[84]由此可见，西藏在“文革”时期的农牧业生产仍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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