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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1973年拉萨、山南、日喀则等主要农业区绝大部分县的粮食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阿里普兰县的粮食增长近两成；西藏牧区1973年的各类幼畜达到400万头，比1972年增长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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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8月6日，由240多名县以上干部组成的西藏农业学习参观团，在自治区主席天宝的带领下，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及河北、河南、四川等地学习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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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经验交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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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制定了《全区农牧业五五规划初步设想》，提出西藏农业建设的重点是：建设好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拉萨河、年楚河流域23个县（场），逐步使之成为全区的主要产粮区；到1980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要达到340万亩，总产粮食6.5亿公斤，油菜籽1250万公斤，达到粮食自给；牧区重点是建设好那曲、安多、当雄三县。[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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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至28日，西藏全区召开了农业牧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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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西藏的粮食再次获得大丰收，总产量比1973年增长15%以上。[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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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3月7日至17日，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在拉萨召开了西藏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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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2月15日至25日，西藏地区首次农牧业机械化工作会议在拉萨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西藏自治区党委一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的《1976～1980年基本实现农牧业机械化的规划》，提出了今后五年全区农业机械化的主要奋斗目标就是“在农业的田间作业、场上作业、农田建设、农副产品加工和运输等五个方面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程度达到70%以上；牧业要在剪毛、奶油加工、提灌运输等方面基本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具体要求：机耕、保灌面积达到28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0%；各型拖拉机达到9800台；农用排灌机达到14000台；收获机（包括收割、脱粒、扬场机）达到17000台；牧业机械达到54000台；植物保护机达到70000台；农牧产品加工机械达到1550台”。[78]这些规模庞大的设想显然超出了当时的实际供应能力，但反映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响应周总理在1975年1月的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号召，以及对实现农牧业机械化的重视。1975年西藏地方扩大冬小麦的种植面积，达到60多万亩，大部分单产超过了200千克（400市斤），获得了丰收。[79]其他各种粮食、水果等也获得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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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到西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对发展工、农、牧业生产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革”时期西藏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工业方面，建成了一批适应西藏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中小企业。除了1970年的拉萨玻璃厂等部分企业报废外，一些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电力、建材、森林工业、纺织、印刷、食品等事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例如，1966年11月，上海市派出500名职工、技术人员，援助西藏建设的林芝毛纺厂建成投产。1970年9月18日，西藏自治区30%以上的县有了小型水电站，各地区还建立了一批农业机械修配站。[80]1974年与1965年相比，主要工业产品由18种增至70种，发电量增长6.7倍，水泥产量增长1.8倍，原木和锯材产量增长1.6倍，百货用品销售额同比增加59%，石油销售额同比增长80%。1966年11月，西藏自治区农机公司成立时的年物资销售额仅有109万元，而1974年的物资销售额达到1100万元，比1967年增加9倍以上。[81]藏族人民普遍需求的染料，过去全靠从印度进口，1966年开始在国内组织生产，年销量23吨左右，到1978年增加到68吨。同时，国有商业网点也大大增多。1978年，西藏地区国有商业和基层供销社的商业网点发展到1783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5亿元，比1965年增长1.3倍。据1979年年底的统计，西藏人民穿、用、戴的民族特需商品有449种之多，其中从内地供货407种，当地生产供应42种[82]，大大便利了居民的生产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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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业方面，在中央和西藏自治区党委的高度重视下，西藏地方通过全国支援和军民合作、开荒生产，取得了农牧业生产的增收丰产。驻藏部队坚持“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思想，从1966年7月起，西藏军区以及各师、军分区、团都相继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和办事机构，不仅自己开荒生产、兴修水利、建设营房和生活设施，而且经常支援当地居民进行工、农、牧、林和副业生产。据统计，仅1974年初至1975年8月，部队支援地方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动日就达24万个，帮助群众耕地、垦荒造田和平整土地2.5万亩，修水渠9.6万多米，积肥182万多千克，修理和赠送农机具1823台。[83]西藏粮食获得了丰收，牲畜头数也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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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全区水果产量达130多万公斤，比1971年增长了8倍；1975年全区至少有30家国有果园，25万多株各种果树，50多个品种。全区粮食总产量从1965年的29万吨，到1976年增至47万多吨；同期的牲畜总头数由1701万多头（只、匹），增加到2180万多头（只、匹）。[84]由此可见，西藏在“文革”时期的农牧业生产仍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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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业方面，西藏自治区成立之后，在“文革”期间不仅修建了一批公路、桥梁、机场，而且在青藏高原上完成了高难度的成品油输油管线工程。“文革”初期，由部队管理地方车队，确保进藏物资的运输；1972年社会局势稳定后，驻藏部队将交通运输企业转归地方管理，恢复正常营运。总体上说，“文革”时期的西藏交通运输保持了正常的运转。同时，为改善交通条件，在全国各地和驻藏官兵的帮助下，西藏修建了一批公路、桥梁与机场。修建的公路主要有1967年5月通车的中尼公路，1973年10月通车的滇藏公路。至1976年全区公路总长达1.58万千米，比1965年延长了8.5%。建筑的主要桥梁有1966年8月建成的雅鲁藏布江上第一座现代化大型公路桥——全长730米的曲水大桥，1972年建成的西藏第一座无支架吊装净跨40米的双曲拱公路桥——岗噶大桥。修建的机场则是分别于1966年、1968年、1971年建成的贡嘎、和平、邦达3个高原机场，促进了西藏航空事业的发展。1965年3月1日，“北京—成都—拉萨”的航线正式开通；1975年9月7日，兰州至拉萨航线正式通航；1979年11月20日，西安至拉萨航线也正式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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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路、桥梁和航线的开通，方便了祖国内地与西藏之间交通和物资运输，为巩固祖国边防和改善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创造了便利的条件。1972年5月30日，周恩来总理批示：由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负责，组成一支以人民解放军为主，包括地方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民兵参加的建设队伍，负责修建从青海格尔木至拉萨长达上千千米的成品油输油管线工作。该输油管线经过的冻土层多，海拔较高，施工难度大。但军委总部为落实周总理的指示，随即成立了“五三〇”工程指挥部，经过勘探、测量、设计，于1973年5月30日正式开工，经过三年艰苦奋斗，终于在1976年11月16日修通了我国第一条高海拔、长距离，并创造“两个世界第一”的成品油输油管道，年输油量可达8万吨以上[85]，从而解决了西藏地方用油的运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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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在“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干扰和破坏，但总体上看还是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一些长期在西藏工作的干部职工认为，西藏自治区成立之后虽然很快进入到“文革”时期，但在中央的关心和支持下，经济社会仍然呈现出发展的态势，生活质量不断改善。曾于1964年进藏的何宗英研究员回忆说：“比起文革以前，文革时期尤其是文革后期的生活还是好了很多。”[86]这就反映出“文革”时期西藏的经济建设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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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社会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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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内地社会文化事业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西藏的社会文化事业发展。如“样板戏”传入西藏，西藏也学习演出“样板戏”，这其实也是一种内地文化与西藏文化之间的交流模式，只不过更多地受到了时代特色的影响。内地“上山下乡”运动、“科技下乡”活动，也都影响到了西藏地方。西藏地区也有教育的“大跃进”，“科技下乡”活动和“上山下乡”运动。“文革”中的政治活动，虽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社会文化事业的正常发展，却带来了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医疗卫生更加直接服务于西藏各族人民，城乡医疗在当时的条件下开始作全覆盖的尝试。同时，内地部分省市对西藏开始了教育、医疗、轻纺工业等方面的援助，为后来的援藏工作开了先河。指出“文革”时期西藏社会事业与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密切联系，并非是要否定“文革”运动给西藏社会文化事业发展所带来的阻碍或不良影响，而是说即使在“文革”时期西藏的社会文化事业仍保持了一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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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事业的短暂停滞与恢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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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的现代教育事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在自治区成立前后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由于“文革”运动的负面影响，在一段时期内停滞不前，甚至出现教师遭受批判，学生停课“闹革命”的倒退局面。所幸的是，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注意了西藏地方的教育问题，积极开展教育援藏工作，并利用“文革”时期调动起来的各族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恢复发展西藏地方的教育事业，在相对混乱的“文革”时期取得了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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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暂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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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的教育事业受全国“文革”运动的影响，照抄照搬内地经验和抱有全面发展的理想主义观点，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动员学生参加各种“文革”运动，导致西藏教育事业的短暂停滞和教育内容的样板化、语录化，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西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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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不切实际的兴学运动。西藏和平解放后虽在发展教育上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因基础差、底子薄，教育事业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文革”时期的西藏地区像内地一样，为摆脱文化教育落后的状况，盲目地提出要在几年内实现“县县有中学，区区有完小，队队有民小，普及小学教育”的要求[87]，随后各地竞相开办小学、中学等。然而，西藏地广人稀，经济欠发达，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师资力量均严重不足，因而当时提出的教育目标既不切合实际，也没有实现的可能。不久，西藏大规模的办学运动就不了了之了，即使建成的学校也多因师资不足、学生人数有限和教学质量较差，而最终被裁减或并入其他学校，又退回到了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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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参与“文革”运动。“文革”开始后，西藏地区的学生也“停课闹革命”，参加运动，1969年以后又响应毛主席的“上山下乡”运动。当时，以拉萨中学为首的西藏地区一些中学，将2000多名毕业生下放到澎波农场、林周农场以及周围的社队插队落户，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教师们也大多在1970年、1971年被下放到林芝等地接受教育，从而使教育出现了一度停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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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教育内容的语录化和报纸化。据1972年6月返回西藏地区，并进入西藏师范学校工作的次旺俊美教授回忆，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复课闹革命”以后，很多学校的“教材几乎都以报纸和毛主席著作为主要内容，缺少专业性知识”。[88]于是，他和同事们开始教学改革，将一些优秀课文翻译成藏语，编入教材，恢复中师班的文法、正字法、作品选等教材，才慢慢结束了以报纸和语录为教材的历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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