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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恢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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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西藏教育事业，并非一无是处，在全国支援和西藏自治区党委的高度重视下，很快进行了调整和恢复，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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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全国各地积极选派援藏教师，支援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文革”爆发当年，即1966年，江苏省就选派了30名援藏教师到山南地区任教。“文革”期间，内地各省市也有零星的支教人员进入西藏，但成规模和有影响的还是1974年国务院组织的援藏教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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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4月19日，国务院科教组提出：“为了适应西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教育事业，尽快改变历史造成的文化基础比较薄弱的状况，对西藏要求支援八所中学和一所师范学院所需的师资，拟由国家机关选调干部帮助西藏两所中学所需的师资。其余六所中学和一所师范学院所需的师资，拟采取与卫生部门支援西藏医疗队同样的办法，由支援西藏卫生工作的六个省市，定区定校包干支援。”[89]这些援藏教师除“担任一定的教学任务”外，还要“负责培养提高当地师资，从根本上改变师资不足的状况”。[90]具体分工是，国家机关负责支援那曲地区和格尔木两所中学教师共90名；上海市负责支援筹建西藏师范学院的教师，1974年27名，1975年38名，1976年36名，并负责支援八一中学教师45名；江苏省负责支援扎木中学教师45名；四川省负责支援昌都地区中学教师45名；湖南省负责支援拉萨市中学教师45名；河南省负责支援山南地区中学教师45名；辽宁省负责支援日喀则地区中学教师45名。[91]当时，国务院要求“派出教师工作期限每期两年，工作期间不探亲”，而且“各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应尽可能对支援学校提供教学所需的图书、仪器”。[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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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8月2日，上海、辽宁、江苏、河南、湖南、四川六省市和国务院各部委派出的教师赴藏支援教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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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西藏师范学校工作的次旺俊美评价说：这些“援藏教师的到来不仅解决了当时师校因专业师资紧缺而开不出课的燃眉之急，而且给我们送来了内地院校宝贵的办学与教学经验，大多数援藏教师还承担了指导当地教师在职业务进修的任务，为迅速恢复学校的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能力与水平、完善办学条件和加快师资队伍的建设等起到了极大的作用”[93]。在全国支援和援藏教师的帮助下，1975年7月16日，西藏师范学校扩建升格为西藏师范学院，在校生近800人，反映了这一时期西藏高等教育事业所取得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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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内地一些院校进一步扩大在西藏的招生，积极为西藏培养各种建设人才。例如，中央民族学院和西藏民族学院从“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在西藏自治区招生，并打破以往的条条框框，主要招收西藏各少数民族基层干部、解放军战士和翻身农奴的子女，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审查相结合的办法招生。[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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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1月20日前后，首批招收的新学员陆续离开拉萨、日喀则、那曲、山南、昌都等地，前往北京、咸阳两所民族学院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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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4月，北京大学等大专院校亦首次在西藏工农兵中招收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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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在拉萨为300名工农兵学员举行了欢送会，希望他们到内地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成为西藏有用的建设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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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7月12日，西藏自治区党委专门成立了全区高等院校和中专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以配合内地院校的招生工作。内地院校也进一步扩大在藏招生计划，1973年内地有40所高等院校和90多所中等学校在西藏招生。[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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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0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以及各地医学、矿业、邮电、气象等方面的高等院校，又从西藏招收了300名翻身农奴学员。从1972年至1974年10月，西藏已有1000多名农奴和奴隶出身的工农兵积极分子进入内地各高等院校学习[96]，这些人后来多数成为西藏地区生产和建设方面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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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西藏自治区党委在全国支援西藏教育的背景下，积极发展西藏当地的教育事业，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例如，西藏自治区党委1965年在原西藏行政干部学校基础上建立起西藏自治区师范学校，并于1971年11月15日正式开学，成为当时西藏培养少数民族师资的一所重要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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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0月1日，在国庆节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西藏阿里地区第一所中学——狮泉河中学开学，首期招生50人，结束了阿里高原没有现代中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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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9月，那曲地区中学建成并正式开学，成为藏北第一所中学，开启了藏北高原现代中学教育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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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2月9日至24日，西藏自治区教育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会议指出，“到1973年底，西藏已有中学（包括小学初中班）32所，学生4000多人，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加4倍多；公办和民办小学3037所，学生14.18万人，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加了1倍”。虽然这些学校中有的是受“文革”急进情绪所推动临时建立的，但学生人数的增加毕竟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文革”时期西藏教育发展的一个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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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技下乡与科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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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说，“文革”时期西藏科技受到的冲击似乎不大，在自治区的安排下，通过科技下乡与推广，促进了西藏科学技术的进步，取得了相对较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首先，西藏自治区党政领导结合“文革”时期的“抓革命，促生产”特点，高度重视西藏科技进步。西藏地方工业系统较早地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引起了西藏自治区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并给予鼓励。西藏自治区革委会还举办了“工业学大庆”的经验交流会，其中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也是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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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3月，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统筹管理西藏科技工作。[97]国家从1975年开始专门设立了科技专项经费，当年西藏的科技专项经费是150万元。[98]在知识分子极易遭受攻击的“文革”时代，西藏恰恰成立了统筹管理西藏科技人才和科技事业的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并预留了科技专项经费，反映了在那个相对混乱的岁月里，党和政府一直高度关注着西藏地区的科技进步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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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在“文革”时期的科普考察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成果超出了此前所有的成果。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原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首次组织开展了西藏农业科学考察，开启了新中国的西藏地方科学考察事业，取得了一些成绩。此后，西藏的科考事业延续不断，在“文革”初期，即1966年至1967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支包括全国23家科研、教学、生产单位，近30个学科，有100多名科技工作者参加的综合科学考察队。[99]在雅鲁藏布江以南，东起亚东，西至吉隆的5万多平方千米，最高海拔7000多米的范围内，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大规模多学科考察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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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4年开始，中国科学院与各地方有关研究所、大专院校、西藏有关部门，组织了包括地质、地貌、地热、冰川、地理、动物、植物、土壤、农业、林业、畜牧、草场水利、高山生理等30多个专业的科技人员，对日喀则东部地区、山南地区、拉萨市进行了科学考察，并在珠穆朗玛峰周围做了补充调查。“收集到了有关水文特征、地质构造、河谷面貌、森林资源、自然地理、土壤、植被、生物等方面比较系统的科学资料，发现了大量动植物新种。”[100]这一科学考察活动基本上持续到了“文革”结束，所获得的资料对于了解西藏的地理、气候、生物、自然环境以及卫生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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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当地各族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例如，在西藏牧区，科技人员继续开展草场建设的研究，先后引进了多种牧草和饲料作物品种，从中筛选出46种在海拔3600至4300米的地区种植，扩大了草场的面积。从1974年起，西藏科技人员开始应用冻精和人工授精培育西藏半细毛羊新品种，从此建立起改良绵羊人工授精站（点），到1976年全区已有改良羊12.4万只。[101]在西藏农业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已在青藏高原试种冬小麦的技术，在“文革”时期取得了成功，从1972年以后在西藏大规模推广种植冬小麦，并获得了丰收，为提高西藏粮食产量做出了贡献。气象事业的发展也未因“文革”而停滞。在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发展农牧业，需要准确及时的天气预报，对于西藏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来说非常重要，因此，在全国各地气象部门的支持下，1970年，西藏已开始应用卫星遥感技术对森林资源进行调查。[102]截至1971年4月21日，昌都、山南、日喀则、阿里、那曲、拉萨、林芝等地区都建立了气象站（台），初步形成了西藏气象网。1975年，西藏水文站网做了相应的调整和充实，为年楚河流域商品粮基地增设了4处水文站，并先后在拉萨市和羊卓雍错建立了大型陆上水面蒸发观测场。[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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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随着西藏地区地热技术、电信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西藏地热开发和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文革”时期的西藏，在羊八井地热开发、建设方面做出了尝试，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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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邮电通信业也并未因为“文革”政治运动而停滞，1966年12月25日，西藏建立了长途电信线路工程队。1967年，西藏建设了昌都至俄洛桥、昌都至吉塘的长途线路。[104]1973年，西藏自治区邮电管理局提出“社社（乡乡）、队队（村村）通邮”的目标，着力发展农牧区邮政。至1976年，西藏全区邮路和农村投递路线单程长9.1万千米，邮班直达的公社数占公社总数的99.3%，生产队数占生产队总数的98.8%。[105]据统计，1976年与1965年相比，邮电局、所（处）增加17.7%，电报电路、长途电话、市内电话都成倍增加，邮路总长度增加近4倍。[106]可见，在“文革”时期，西藏的邮电通信事业还是取得了相当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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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文革”时期的西藏并未因各种社会运动停止了科研活动，反而通过科技下乡、科技推广，促进了西藏科研活动与农牧业以及其他产业的结合，取得了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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