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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培训班事务，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这些培训学员，给他们传授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1950年4月27日，周恩来会见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举办的藏族训练班学员时，指出：“《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最主要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凡少数民族在各地都有自治权力，在统一法令之下，自己管理自己。……中央人民政府一定要改善少数民族经济。……西藏实行政教合一，我们要逐步使政教分离……工作要避免过早过急。”[128]周恩来还教导学员们将学到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提出：“大家要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的理论就是要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合乎中国的道理，把它发挥了，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结合。”[129]从1950年六七月以后，一批批的藏族训练班学员都赶往四川甘孜、德格等地以及甘肃、青海两省，参加进藏部队，将学习的理论转化为和平解放西藏和建设西藏的实践。作为藏族人，他们在语言交流、社会活动中更具有优势，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付诸实践，影响到藏族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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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成立爱国团体，培养上层爱国青年，组织去内地的“参观团”“致敬团”等，直接到内地感受社会主义。为加强青年工作，增加上层爱国青年之间的交流和联系，1952年5月4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藏工作委员会成立，首任书记为乐于泓。为争取、团结藏族青年，便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53年1月31日，成立了拉萨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主任为达赖的哥哥洛桑三旦。为便于加强上层爱国妇女之间的联系和开展相应的统战工作，1954年3月8日，成立了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主任为达赖的姐姐尧西·泽仁卓玛、阿沛·才旦卓噶等人。为了进一步扩大统战范围，1956年9月28日，又成立了西藏爱国青年联谊会，会长为洛桑三旦；1956年11月22日，成立了西藏爱国妇女联谊会筹委会。这些爱国组织的主要领导大多为西藏上层人物，但发挥主要作用的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解放军干部。在这些爱国统战团体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组织下，西藏还向内地派遣了一些参观团、致敬团等。1952年8月7日，西藏派出了和平解放后第一个赴内地的参观团，共有40多人，团长为欧希·土登桑却。1952年8月21日，西藏和平解放后向北京派遣了第一个致敬团，共12人，团长为柳霞·土登塔巴。1953年9月28日西藏国庆观礼团抵达北京。1956年8月27日，西藏组织的第一个妇女参观团到达北京，并受到毛泽东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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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参观团”“致敬团”“妇女团”到达北京，一般都会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在全国各地的参观中获得对祖国内地社会主义建设的直观感受。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接见西藏地方致敬团代表时发表谈话，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130]向他们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1952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对西藏工委指示：“依据各民族地区和西藏致敬团参观团的经验，有计划地分别组织各方面的人到内地来参观，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方式。”此外，“如有愿意到内地入学的，应帮助他们来”。[131]1954年4月，毛泽东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中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132]再次肯定了参观团、致敬团到内地参观、学习的这种方式。例如，西藏地方参观团代表之一的悦希凭卓在1955年10月23日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说：“今天能有机会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是我一生最光荣的一天。今后我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带动广大青年参加祖国建设，并希望社会主义早日实现。”[133]由此可见，西藏地方“参观团”“致敬团”“妇女团”的一些成员，在受中央领导接见和参观祖国内地的过程中还是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概念，受到了一些社会主义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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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创办学校，培养民族干部，为发展党团员做好组织准备工作。随着西藏和平解放，在中央驻藏机关和进藏部队的帮助下，西藏开始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小学、中学。虽然当时在学校中并未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但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进藏教员，在教育中自然而然地将马克思主义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了所传授的知识中。同时，为促进进藏人员的藏语学习，进藏部队藏文藏语训练班于1952年1月12日开始上课。教师有于式玉教授等，还有西藏学者擦珠·阿旺洛桑、江洛金·索南杰布、唐麦·公觉白姆和10多位进步的上层人士。在这所学校中既有教学，也有交流，还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一种方式，间接将马克思主义传播给了这些西藏学者和上层爱国进步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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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对西藏工委培养民族干部五年计划的指示中指出：“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如昌都、日喀则地区可以办理短期的政治训练班或学校，吸收当地在职人员带职学习，其教学和管理方式，均须适合于争取他们逐渐乐于学习的目的。此外，还可考虑办理不脱离生产和不妨碍生产的业余学校。”[134]通过这些学校的在职教育，培养了一批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西藏民族干部。1954年4月，毛泽东致信班禅额尔德尼说：“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地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135]建议同时由内地院校培养西藏的民族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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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3月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指出：“将西藏军区干部学校，改为西藏地方干部学校，并予扩建，以加强培养训练藏族及其他民族干部的工作。”[136]总之，从西藏和平解放至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西藏“全区培养藏族干部1600多名”。[137]西藏的民族干部培训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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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9月15日，为了培养藏族干部和为将来民主改革储备藏族干部，经中央批准的西藏公学，在陕西咸阳正式开学。该校当年即招收3000多名已经参加工作的藏族青年入校学习。与此同时，西藏团校也在咸阳开学。西藏工委还送了一批藏族干部到北京、兰州、成都的民族学院学习。[138]正是这些普通学校、业余学校以及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批西藏的各族青少年和民族干部，并间接地教给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为西藏的建团建队工作做好了组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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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后，鉴于当时西藏地区特殊政治形势，不仅没有立即开展建团建队工作，而且在最初的几年内，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身份都是秘密的，这也是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只能间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因。由于帝国主义妖魔化共产党的宣传和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中一些人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在和平解放初期，西藏的党组织没有对社会公开，对外均以人民解放军部队的名义。例如，西藏工委称“独立支队”，拉萨市委称“先遣支队政治部”，江孜分工委称“52师师部”，日喀则分工委称“52师指挥所”等。[139]直到1955年4月14日，中央才同意西藏工委和各分工委可以对外公开，但“公开方式不必正式发通知，可利用‘七一’党的纪念日召开一次座谈会，由党委书记出面讲话”。[140]即使党组织对外公开，也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未大张旗鼓地宣传。1955年7月1日，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各地分工委，正式结束了以军队番号为代号的情况。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西藏地区的建团、建队自然也是相对较晚的事情，至于建党工作则明确提出不在社会上发展党员，以稳定西藏封建农奴主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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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20日，拉萨首批521名少先队员举行建队仪式。虽然西藏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早在1952年就已经建立，但直到1956年5月21日，拉萨第一批221名藏、回族青年方举行入团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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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19日，西藏工委在《1956年第三季度工作综合报告和第四季度工作安排》中说：“在9月29日有610人参加的西藏第一届青年代表会上，已有270余名优秀藏、回族青年被吸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培养藏族干部已冲破了保守思想，正在大力吸收，建团、建队工作已顺利地展开，社会上建党工作已经开始。在第四季度……完成在1956年培养15000名藏族干部的计划，同时要完成发展2000名藏族党员和5000名藏族团员的计划。”[141]这一大胆、冒进的计划显然不符合当时西藏的实际情况，也将激起西藏上层农奴主的恐慌情绪，不利于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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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14日，中央对西藏工委《关于今后西藏工作的决定》的批示中指出：“不在社会上发展党员。”[142]西藏工委遵照中央指示，不在社会上发展党员，只是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悄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暗中发展党员。到1958年11月13日，西藏和平解放八年来仅“吸收和培养6128名藏族干部和学员，发展了1190名藏族党员，1934名藏族团员”[143]，人数比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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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奋斗目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西藏也只是进行了比较模糊的宣传。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已经提出了西藏要进行改革的问题，但和平解放后西藏进行什么性质的改革，对于西藏上层仍是很迷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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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4日，中央对西藏工作做出的指示中，只是说“西藏民族同国内其他先进民族一样，是一定要走上而且能够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西藏民族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通过自己的道路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144]，间接回避了当时在西藏进行社会改革的性质问题，相对模糊地强调西藏将要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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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14日，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经过各种适当方式，向西藏上层和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45]班禅大师在1958年4月22日的拉萨各界代表座谈会上，直接说：“要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到底，坚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146]反映了当时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是紧密相连的，而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总体上还是比较模糊的，这也是当时中央鉴于西藏特殊的形势，间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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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后的八九年间，中央和西藏工委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暂不公开党组织，不在社会上发展党员，而是通过中央驻藏机关和人民军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优秀品质感染西藏各族同胞；通过建立爱国上层统一战线团体和组织“参观团”“致敬团”“妇女团”等，使他们直接感受到祖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建设；通过创办学校，培训藏族学员和民族干部，间接传播马克思主义，直到各方面条件相对成熟后，才开始了西藏的建团、建队工作，比较谨慎地发展藏族党员、团员和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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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改革为积极传播先进思想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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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平叛改革开始之后，根据中央“边平边改”方针，西藏工委积极发展和培养平叛改革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教育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并积极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团员。同时，西藏工委还通过“三反双减”运动，建立各级农牧民协会，开展社会主义前途教育，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广大农牧民的阶级觉悟，为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思想条件。中央肯定了西藏的“三教”、“四清”和建党建团等运动，呼吁西藏各族人民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取得更大的胜利，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快速传播。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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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党建团工作取得积极成效，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深入农牧区。随着平叛改革的进行，西藏工委积极开展建党建团工作，扩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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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28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平叛部队组织地方工作队，充分发动群众，配合山南、江孜、塔工、昌都平叛地区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和党的组织[147]，并很快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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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西藏工委就西藏农村工作中建党工作做出具体指示：1.“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2.强调在民主改革完成前不发展党员，只是做好挑选和培养发展党员对象的准备工作；3.在民主改革完成的基础上，紧接着经过试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农村中发展新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并指出“这是西藏地区全党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148]因此，西藏工委组织部计划在1960年一年内，在农业区接受占总人口1%的人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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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2月23日，中央组织部批评这一计划有些过急过高，指示：“对各方面都好的青年，首先应该接受他们参加共青团。经过团的教育，再接受其入党为好。在个别情况下，对确实具备党员条件的，也可以个别地接受入党。在少数民族中，首先接受经过锻炼和培养的民族干部入党，然后再经过他们在社会上吸收党员。”[149]中央组织部的指示更加切合西藏地方党建工作的实际，指导、帮助西藏工委组织部在党建问题上进一步厘清了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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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在西藏党建工作上的指示，西藏工委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和扎实谨慎的态度，取得了西藏党建工作的较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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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15日，中央组织部对西藏工委组织部一文件的批复中指出：“在新的地区接受党员和建立党组织，必须严肃慎重，宁缺毋滥，确实保证把党的组织根子扎正。”[150]根据这一指示，西藏全区在1960年共发展党员692人、团员1967人，建立党支部123个，团支部252个。[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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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4月21日，中央指示西藏工委，“挑选干部，培养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整风，整顿干部队伍，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我们的基本任务”[152]。针对“在民主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大批农村积极分子、干部，大多数肯定是好的，要爱护培养，训练提高，要向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153]。正是由于指导思想正确，方法得当，西藏翻身藏族农牧民在民主改革和生产运动中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很多人开始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截至1961年7月，西藏已有1000多名农牧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各地农村普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154]到1965年5月5日，西藏农村、牧区已有8000多名青年加入共青团，并已建立了1000多个共青团基层组织。[155]可以说，随着西藏地方尤其是农牧区普遍建立了党团组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渐深入相当一批农牧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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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造试点工作。西藏虽在平叛改革之前已经提出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但真正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1960年以后。随着平叛改革的进行，1959年7月5日，乃东县克松谿卡农民协会成立，这是西藏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农民协会。7月19日，乃东县又成立了西藏第一个县农民协会。截至1959年9月，西藏已成立了503个农民协会组织，会员达10万人。[156]因此，如何加强对这些农奴出身的农牧民的引导和教育，就成为摆在西藏工委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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