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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3月30日，西藏工委指示：“为了引导农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不断提高农民的觉悟水平，推动各项工作的胜利前进，在民主改革已经完成的地区，有领导、有计划地向农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十分必要的。”[157]提出了要在民主改革完成的地区逐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1年4月21日，中央在指示今后的西藏工作中，亦指出要“向群众深入进行民主改革的政治思想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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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6月15日，西藏工委在下发的《关于农村中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中指出：“要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既要使广大农民明确现阶段党的方针政策，安心而又积极地发展生产，又要使广大农民群众明确方向，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159]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西藏农村中开展起来，经过几年的发展，范围更广，规模也逐渐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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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4月6日至5月12日，西藏工委在拉萨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关于在农村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运动的部署》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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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月7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三大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关于三大教育运动中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其主要内容指出：全区三大教育运动已逐步全面展开，目前结束的乡共120个，铺开和即将铺开的乡338个；三大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三教运动的根本目的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人民公社化；三大教育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深入地对广大群众、广大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在三大教育运动中要突出政治，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160]其中，虽然“左”的成分甚至“左”倾思想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但这些运动无疑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使更多的人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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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通过培养民族干部、建立进步组织，拓宽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渠道。利用平叛改革的机会，通过各种途径，重点培养平叛改革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和民族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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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22日，中央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必须注意从积极参加斗争的藏族劳动人民中，培养和提拔大量的藏族干部”。[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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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5月10日，毛泽东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介绍说：“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十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162]肯定了培养藏族干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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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西藏工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帮助和培养藏族干部，关心藏族干部政治上的进步，关心和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把藏族干部放在适当的领导岗位上，使他们有职有权”[163]。到了1960年4月，就“培养了近5万名藏族干部和积极分子”[164]。到1964年初，西藏有藏族干部120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民主改革后成长起来的。全区还培养出本地民族技术干部1000多人，另外有3000多名青年正在内地学习各种专业知识。[165]这些民族干部和积极分子虽然未必都是中共党员，但他们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至少也接受了社会主义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这一时期，西藏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陆续改组了原来的爱国统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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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15日至5月23日，西藏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将西藏爱国青年联谊会改名为西藏自治区青年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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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8日至6月15日，西藏正式成立了自治区妇女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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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5月3日至21日，共青团西藏自治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研究和部署了近期共青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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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2月15日，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正式成立，协绕顿珠（杨东生）当选为总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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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先后，西藏自治区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的人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反映了这些进步组织的建立，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发展党员、团员和队员提供了组织条件，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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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除了普通学校、业余学校、职业学校教育培训民族干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外，电影、报刊中也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和内容。到1963年12月，西藏全区共有121个电影放映队。[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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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7日，揭露封建农奴主残酷、落后、黑暗的著名影片《农奴》在拉萨公映，获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一直影响了几代人。《人民日报》这时也公开发表文章，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全国各族人民前进的道路，它引导着西藏人民在革命的征途上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自治区政府的领导下，西藏人民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进一步加强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取得西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167]随着民主改革的顺利完成，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成了报纸杂志、电影广播和文艺节目中经常出现的内容，一定程度上符合“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的全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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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过各种形式使先进思想得到普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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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文革”时期的快速传播，验证了古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说。西藏的“文革”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但也为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文革”运动兴起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持续开展，《毛主席语录》普及到千家万户，“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开办，内地大中专院校在藏招收工农兵学员，基层党组织的普遍设立与少数民族党员的增加等，都使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传播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具体说来，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普及教育，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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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持续十年之久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使毛泽东著作、《毛主席语录》普及到西藏的家家户户。其实，早在1966年初的“三教”“四清”运动中，就已经提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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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4月7日，西藏自治区党委规定1966年努力完成的六项任务中，第一项就是“狠抓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活学活用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文革”爆发后不久的1966年10月下旬，西藏自治区党委发出《把我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通知。该通知决定：“每星期四上午为西藏自治区党委的同志带着问题学、带着问题讨论的时间。机关一定要保证每天早晨有一个小时的自学时间，每星期四讨论学习，要雷打不动。开会时要根据会议内容选有针对性的语录会前读，印发文件根据文件内容印上毛主席语录。并要认真物色培养典型、树立样板。力争明春前后，使家家户户有《毛主席语录》，充分发挥语录牌的作用，逐步做到‘到处有、到处带’，等等。”[169]这一规定使西藏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常态化、规模化、程式化和社会化。为方便藏族同胞学习，藏汉对照的《毛主席语录》和翻译成藏文的毛泽东著作及诗词，陆续运往西藏各地，分发给西藏各族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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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25日《西藏日报》报道，第一批藏汉文对照的《毛主席语录》30万册，已于6月上旬运往西藏各地发行。[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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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1月25日，《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五篇毛泽东著作的汇编本，已翻译成藏文出版[171]，不日将分发给各地藏族同胞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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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5月22日，来自各条战线的工农兵代表和文艺工作者以及参加西藏军区和拉萨市业余文艺会演的代表1000多人在拉萨集会，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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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7日，毛泽东亲笔题字的《西藏自治区画集》正式出版发行，该画集“形象地反映了24年来，西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所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辉煌胜利”[173]。这些有关毛泽东著作的纪念活动、题字画集和藏文《毛主席语录》等书籍或刊物，极大地便利了藏族同胞学习和了解毛泽东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向西藏基层社会普及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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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革委会不仅组织、发动各族人民去学习毛泽东思想，而且树立典型，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推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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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8日，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发出《关于开展向丹增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区军民认真学习丹增同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觉悟的英雄事迹，迅速掀起一个学英雄见行动的热潮”[174]。将丹增树立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代表，供全区军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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