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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过各种形式使先进思想得到普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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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文革”时期的快速传播，验证了古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说。西藏的“文革”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但也为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文革”运动兴起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持续开展，《毛主席语录》普及到千家万户，“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开办，内地大中专院校在藏招收工农兵学员，基层党组织的普遍设立与少数民族党员的增加等，都使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传播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具体说来，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普及教育，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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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持续十年之久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使毛泽东著作、《毛主席语录》普及到西藏的家家户户。其实，早在1966年初的“三教”“四清”运动中，就已经提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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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4月7日，西藏自治区党委规定1966年努力完成的六项任务中，第一项就是“狠抓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活学活用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文革”爆发后不久的1966年10月下旬，西藏自治区党委发出《把我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通知。该通知决定：“每星期四上午为西藏自治区党委的同志带着问题学、带着问题讨论的时间。机关一定要保证每天早晨有一个小时的自学时间，每星期四讨论学习，要雷打不动。开会时要根据会议内容选有针对性的语录会前读，印发文件根据文件内容印上毛主席语录。并要认真物色培养典型、树立样板。力争明春前后，使家家户户有《毛主席语录》，充分发挥语录牌的作用，逐步做到‘到处有、到处带’，等等。”[169]这一规定使西藏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常态化、规模化、程式化和社会化。为方便藏族同胞学习，藏汉对照的《毛主席语录》和翻译成藏文的毛泽东著作及诗词，陆续运往西藏各地，分发给西藏各族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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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25日《西藏日报》报道，第一批藏汉文对照的《毛主席语录》30万册，已于6月上旬运往西藏各地发行。[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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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1月25日，《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五篇毛泽东著作的汇编本，已翻译成藏文出版[171]，不日将分发给各地藏族同胞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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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5月22日，来自各条战线的工农兵代表和文艺工作者以及参加西藏军区和拉萨市业余文艺会演的代表1000多人在拉萨集会，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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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7日，毛泽东亲笔题字的《西藏自治区画集》正式出版发行，该画集“形象地反映了24年来，西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所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辉煌胜利”[173]。这些有关毛泽东著作的纪念活动、题字画集和藏文《毛主席语录》等书籍或刊物，极大地便利了藏族同胞学习和了解毛泽东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向西藏基层社会普及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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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革委会不仅组织、发动各族人民去学习毛泽东思想，而且树立典型，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推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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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8日，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发出《关于开展向丹增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区军民认真学习丹增同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觉悟的英雄事迹，迅速掀起一个学英雄见行动的热潮”[174]。将丹增树立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代表，供全区军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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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5月20日至6月5日，西藏军区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拉萨召开，会议要求，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的书。会议期间，“代表们广泛深入交流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经验，决心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和四好连队（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运动提高到新水平，为保卫祖国边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175]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不仅是个人学、集体学，而且开展学习竞赛活动。这种运动似的宣传教育，也只有在“文化大革命”的环境中才能实现，才能将马克思主义普及到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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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创办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文革”中不仅各个机关单位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也在工厂农村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同时针对西藏实际，开办统战人士的学习班，在劳动和改造中，使马克思主义在西藏上中层人士中获得快速传播。西藏自治区较早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不在西藏，而是于1968年2月26日在北京创办。当时，该学习班是一个有军队干部、群众组织领导人和地方干部300多人参加的西藏“三结合”性质的学习班，是为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作准备。[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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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西藏自治区将全区大部分机关干部、职工约5000余人，集中到林芝、松宗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即“五七干校”），一边劳动改造，一边清队、整党，进行思想改造。当然，思想改造的主要内容就是清除封建农奴主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次学习班直到1973年9月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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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西藏其他一些地方或单位也举办了一些毛泽东思想培训班或学习班，以改造西藏上中层人士的旧思想，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不过，因为这种改造与“斗、批、改”运动结合在一起，也曾伤害了部分上层爱国人士的情感和利益。但总的说来，一部分上层人士通过集中学习，探知到过去从未深入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有的学者在后来的写书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运用于其研究分析问题。出身于活佛的东噶[177]教授就是突出的例子。作为现代藏学研究的杰出学者，他在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其对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研究，在很多地方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是东噶教授经过多年学习研究，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发生、发展直至消亡之历史的论著。书中还引用了一些不易见到的藏文史料，叙述了西藏地方和祖国中央政府的关系史，从而展示了西藏和祖国不可分离的关系，并就藏族史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中提供的丰富史料，对研究西藏社会政治、宗教制度的发展和封建农奴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书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后来的藏学研究人员启发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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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内地援藏，从外部向西藏传播马克思主义。“文革”期间少数内地红卫兵进藏，后来更有内地大中专院校在西藏招收工农兵学员以及援藏医疗队、教师等，从外部向西藏传播马克思主义，也对“文革”时期西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熟读毛泽东著作或《毛主席语录》的红卫兵们，在“文革”开始不久就有一小部分串联至西藏，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大院内开展大辩论。同时，内地大量“文化大革命”运动传单也寄到了西藏。据西藏自治区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整理的《全国各地寄来我区的传单及处理情况》称：截至1966年11月22日，传至西藏的传单已达1400余种，约11万份。[178]这些打着“毛泽东思想”或“毛主席语录”为旗号的辩论活动和传单，虽然其活动本身未必符合马克思主义，或者就是极左思想下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但无疑在西藏各族人民群众中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知名度”。特别是“文革”期间，一些内地学生在上山下乡运动和响应毛主席建设边疆的伟大号召中，也曾来到西藏“插队”或安家落户。例如，1976年3月17日，西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举行大会，欢迎北大、清华等院校来藏的工农兵大学毕业生和北京首批来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些青年学子的行为，但在他们心中确实是在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他们的行为确实感染了不少西藏群众，并向周围的藏族同胞传播了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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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内地大中专院校在西藏地区招收工农兵学员，其实也是一边传授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一边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种形式，不独对西藏工农兵学员，是全国教育的现状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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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2月5日，中央民族学院和西藏民族学院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在西藏招生，但招收的主要是工农兵学员。1972年4月，北京大学等大专院校首次在西藏工农兵中招收300名学员。此后，内地上百所大中专院校又相继在西藏招收近千名工农兵学员。当时，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校的教师，有不少人遭受“文革”运动的冲击，或被打倒，或成为“牛鬼蛇神”尚未解放。因此，大多数学校在传授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依据毛泽东著作、报纸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时事政治。这些西藏地区的工农兵学员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在内地接受了政治理论教育。应该说，这也是社会主义在西藏传播的特殊渠道，这种渠道此前作为“涓涓细流”从西藏和平解放后就一直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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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向西藏地方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还有中央及全国各地的赴藏医疗队、教师等进藏、援藏人员。“文革”开始后，中央及全国的赴藏医疗队不仅没有停止，而且不断扩大规模，1969年9月、1973年9月、1974年12月、1975年5月、1976年4月等时段，内地相继派出规模较大的几次赴藏医疗队。这些赴藏医疗队不仅促进了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而且“涌现出很多好人好事”，在治病救人的同时，也向西藏各族同胞践行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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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4月19日，国务院科教组在给国务院的《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中、专师资问题意见的报告》中指出：派出支援教师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同西藏当地教师一起，搞好批林批孔和教育革命。”[179]在“文革”的年代里，不管从事哪项工作，手举《毛主席语录》，熟背毛泽东著作，就成了政治素质过硬的重要表现，也是选派进藏人员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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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8月，天宝带领由240余名县以上干部组成的西藏农业学习参观团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及河北、河南、四川等地学习参观，这个参观团在10月底返回拉萨。随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于1974年11月17日到西藏视察，在21日给西藏自治区和拉萨市的12000多名干部、职工、社员和解放军指战员做了报告，并宣传大寨经验。[180]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进藏或援藏的科技人员、干部、技术工人等，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或主动或不自觉地承担着向西藏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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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西藏地区的相对普及，社会主义思想也影响到了千家万户，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觉悟、思想水平和政治认识，进一步推动了西藏的党建工作，带动了很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数群众是通过朴素的感情来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当时，不仅农牧民家中悬挂毛泽东画像或绣像，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单位、生产厂矿的各族工作人员，甚至普通的孩子都在胸前别上了毛泽东像章，有的藏族干部群众一直保留着佩戴毛主席像章的习惯，至今如此。[181]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藏各族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共产党的深厚感情。不管西藏各族人民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多高，至少这种行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普及到了西藏的家家户户，形成了西藏全区宣传和学习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潮。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当时很多西藏各族同胞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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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7月1日，《西藏日报》报道，西藏自治区的中共党员比“文革”前的1965年增加了118%，其中少数民族党员占83.7%；80%的乡、社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在自治区、地区（市）党委中占35%，在县委中占53.4%；县辖区的党委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党员，县委第一书记中，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占21%。[182]由此可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新的党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少数民族党员。随着少数民族党员队伍的持续成长壮大，到1975年8月，在全区的党员中，藏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等少数民族党员占63%[183]，不仅超过了半数，而且在人数上占到了绝对优势。这又进一步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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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共产党人的模范带头作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加之国际上美苏争霸和中美关系的缓和，达赖集团由国际反华的冷战“棋子”变成了“弃子”，西藏社会从民主改革到“文革”结束，出现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曾被人誉称为“黄金二十年”，达赖那里似乎成了“被爱遗忘的角落”，在“文革”时期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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