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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西藏自治区党委还宽大释放了参加1959年武装叛乱的全部在押服刑人员。这些当年参加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服刑人员，经过20年的教育改造，绝大多数已成为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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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自治区公安机关宣布宽大处理原西藏地方政府参叛官员、参叛的寺庙活佛和骨干分子等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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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17日，分别在拉萨、日喀则等地召开了宽大处理1959年参叛人员大会，由各中级人民法院给宽大人员发给了释放证以及服装、路费和生活费。自治区司法机关在决定宽大释放在押的376名叛乱分子的同时，还宣布在这以前所有刑满就业后继续戴叛乱分子“帽子”和在社会上戴叛乱分子“帽子”接受监督改造的6000余人，一律摘掉“帽子”，发给“摘帽”通知书，恢复公民权利。至此，在1959年因参加武装叛乱服刑和接受社会监督改造的人员全部获得了宽大处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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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7年至1980年3月，西藏自治区所进行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和上层爱国人士以及错划人员、参叛人员的政策，对稳定西藏的局势，恢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恢复民主法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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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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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以后，西藏自治区党委在狠抓“揭、批、查”运动和落实政策的基础上，逐步把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明确农牧业是西藏经济工作中的大头，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所以，要恢复发展经济，首先必须把农牧业生产搞上去。为此，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继续开展农牧业学大寨运动，借以推动农牧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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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曾经组织过大规模的农牧业学大寨运动。这期间，一是组织西藏地区学习参观团远赴四川、云南两省学习取经，目的在于借鉴两省学大寨的经验，把学大寨运动作为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的重要措施；二是把学大寨与学习西藏农业生产先进典型结合起来，提出了“远学大寨，近赶列麦[15]”[16]的口号。隆子县的列麦公社发扬大寨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在农田水利建设、科学种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西藏自治区树立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同时，日喀则年楚河水利工程、尼木县渠网工程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建设的，西藏各地科学种田，推广冬小麦良种、畜种改良等成绩也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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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西藏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率领西藏学习参观团，分赴四川、云南参观学习。参观团回西藏后，制定了全区学大寨的发展计划，并组织区直机关、各地、市干部共6000多人[17]，分别组成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团或工作队，深入农牧区开展基本路线教育，帮助农牧民发展生产。在“学大寨”运动中，广大干部和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经过两年多艰苦努力，农牧业产量得到较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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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7月，西藏自治区党委颁发了《关于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牧区人民公社几个政策的规定》。制定这两个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在农业上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放松原来的一些经济限制，提倡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但是，在所有制、经营、分配原则上，继续坚持以社、队“两级所有，队为基础”，反对“一平二调”，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体制，对经济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同时，在坚持干部参加集体劳动，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农副业，种好自留地，养好自留畜的基础上又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在牧区贯彻“以牧为主，围绕牧业生产，发展多种经济”的方针，要求生产队对畜群作业组实行定工、定畜、定产、超产奖励的“三定一奖”制度，在分配上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广大农牧民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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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规定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牧民治穷致富的问题，但使农牧民有了一定的发展生产的自主权，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牧副业生产。从这时起，农牧区的自留地、自留畜逐渐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在全国形势影响下，也已经开始联产责任制的探索。1978年8月，西藏自治区党委批转农牧厅《全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座谈会纪要》，对一些地方试行大联产责任制予以肯定，要求抓紧有关制度的落实，使之逐步完善。在没有实行联产责任制的地方，也要先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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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5.25亿千克（10.50亿市斤），人均占有粮食285千克（570市斤），超过历史最好年份；牲畜头（只）数也超过历史最好水平。《人民日报》、新华社、《西藏日报》当时曾报道西藏实现了粮食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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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西藏出现大面积的干旱和病虫害，粮食减收7000万千克（1.4亿斤）。1979年底至1980年初，全区有1400个生产队36万人缺粮，25个牧区县又遭受大范围的雪灾，300多万头牲畜缺草，7万多牧民生活没有着落。[18]尽管国家和自治区拨出巨款调运大批粮食救灾，但是仍有部分农牧民没有储粮度荒的准备而外出讨饭度荒。昌都地区的察雅、江达、芒康等县对1978年粮食增产估计偏高，征购过量，群众缺粮严重，部分群众东渡金沙江到四川境内讨饭，一时有“粮食上了纲，要饭过了江”[19]的说法。大幅度经济波动的局面，使人们清楚地看到，西藏不能继续固守在“一大二公”和单一的农牧业生产上，对已不能适应农牧业经济发展的一些框框条条，必须做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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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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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问题，制定了关于加强农业发展的决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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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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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多次强调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就会葬送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因为就国内来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21]，同时始终未能完全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也制约了生产力各种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结果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比较缓慢，国民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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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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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过程中，由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各个国家为盲目应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以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状态下，都采取了只注重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没有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整个社会生产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为寻找社会主义的根本出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七八十年代进行了社会改革的尝试，但是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所谓“民主化改革”，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步入了歧途。在总结他们改革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化的改革开放政策，来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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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国际形势来看，随着新技术革命迅速发展，世界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原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性，如果不进行调整和改革，只能在世界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落伍。再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周边国家及地区迅速发展，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面对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也只能是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世界时代前进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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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开放的内容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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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要点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现政企分开、机构精简，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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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主要是指对外开放，在广泛意义上还包括对内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本点之一，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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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22]称为革命，是就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意义上说的。革命打破并消除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同样起着打破和消除生产力发展桎梏的作用，所以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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