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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自治区有关领导部门确立了文化工作的指导思想,把西藏文化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文化的优秀传统、保护民族文化的特色上,为此组织大批人员,从多方面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先后制定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法细则》。1987年7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再次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管理的通知》,有关单位拨出数亿元巨款组织专家、施工队伍修复遭“文革”破坏或年久失修自然腐损的寺庙、宫殿和文物遗址。自治区政府又开展文物普查,组建了一支由藏、汉族组成的综合性的西藏文物考察队,对拉萨市、扎囊、乃东、琼结、贡嘎、察雅、昌都、类乌齐等1市7县进行文物普查,发现一批史前文化遗产和吐蕃时期的古墓群。搜集、整理、出版发行市、县文物志和印谱、寺庙和唐卡画册,成立藏汉文文献资料机构和古籍出版社,收集、整理、出版发行藏汉文古籍。在整理出版古典名著时,注意了它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其中不少属于珍本、孤本或手抄本。收集、抢救、整理民间文化艺术遗产,把藏族人民喜闻乐见且长期流传于民间的说唱体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列为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恢复了以雪顿艺术节为代表的文化节日活动。通过开展文化保护和发展交流,使藏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焕发了青春,走向了世界,也随着西藏民族文化的发展,一支以藏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文化艺术工作队伍逐步成长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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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在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于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迅速地发展起来并昌盛于西藏地方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有关西藏问题的研究领域远远超出一般概念上的社会科学,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藏学研究内容已扩展到政治、经济、民族、历史、宗教、哲学、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藏医、藏药、考古、工艺技术、建筑艺术以及社会、民俗等广泛领域,成为一门新兴学科。藏学研究机构也纷纷建立,一个个新老结合,以藏族新秀为主体的藏学研究队伍逐步壮大,一大批研究成果相断问世,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为西藏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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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西藏医疗卫生和体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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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增强民族体质一直是西藏地方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代人长期奋斗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西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进入一个不断提高和改革发展的历史阶段。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了藏民族的健康水平,人均寿命由解放初期的36岁提高到76岁。藏医药在继承中得到迅速发展,在国内和国际享有一定的声誉,已初步形成了医疗、制药、教学、科研相结合的民族传统医学体系。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西藏民族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和人员培训。在全区教育调整中,撤销西藏医学校和昌都、山南、那曲三所中等专业卫校,成立综合性卫生学校,承担全区在职医疗卫生人员的培训提高任务。10多年间通过卫校和其他形式先后举办培训班200多期,培训在职学员4400余人,其中80%是藏族。在抓紧培训、提高在职医务人员医疗水平的同时,西藏努力办好区内4所卫校,恢复咸阳西藏民族学院医学系,成立藏医学院,委托内地省市院校培养或委托办西藏班,先后为西藏地方培养中高级各类专业卫生人才12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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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和发扬民族医学传统,振兴藏医藏药事业,是发展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藏族传统医学是生活在青藏高原这一特殊地理环境的藏族人民长期与疾病做斗争的智慧结晶,为藏族人民的繁衍与健康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党和政府把继承发展藏医药事业作为整个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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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通过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确认了从事藏医药人员的学历,评定了技术职称。在精简机构、压缩行政编制情况下,自治区藏医院由县级建制升为地专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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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开办了西藏自治区藏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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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成立西藏大学藏医学系,当年在校生130余人。此外还为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一批老藏医举行收徒拜师会,配备助手著书立说或编纂、注释藏医典籍,先后出版了藏医经典名著《四部医典》《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全集》等100多种藏医药典籍。其中《四部医典》被首次译成汉文出版发行,《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全集》也用藏、汉、英三种文字出版发行。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在国家级专家、主任医师强巴赤列院长领导下,编纂了《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分卷》《藏医生理学》《藏医病理学》《藏医药理学》《藏医饮食学》《新编藏医学》等数十种教材和专著,为振兴藏医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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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藏医药学的发展,藏药生产也有很大发展。全区已建起三座藏药厂,大部分县医院的藏医科和县藏医院均能加工生产部分藏医药。自治区藏药厂在浙江杭州医药公司有关药厂帮助下,引进先进技术,产量成倍增长,藏药产量由解放初期的1500公斤增加至10万公斤,由170个品种增加到350个品种。自治区藏药厂生产的“然纳桑培”(珍珠七十丸)、“敞觉”等多种名贵藏药,对许多常见病、疑难病有显著疗效,不仅受到藏族同胞的信赖,还远销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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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在大力发展西医、藏医医疗卫生事业的基础上,始终坚持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大规模地开展疾病的普查、普防、普治工作,使各种传染病、地方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和平解放前危害西藏人民健康的天花、伤寒、霍乱、性病、斑疹、猩红热、破伤风等疾病,在和平解放后不久即被消灭或控制。随着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藏族人口的增长速度在全国56个民族中是最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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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统计,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由解放初期的100万人增长到1990年的219.6万人,净增119.6万人,增长1倍还多。不仅数量增加,人口素质亦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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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身体素质的提高,西藏的体育运动也有了长足发展。西藏体育运动中的登山运动队伍,是国内外一支享有盛名的登山运动的劲旅。20世纪80年代,继攀登乃彭峰、卓奥友峰、宁金抗沙峰取得成功之后,人类又实现了中日国际联合攀登纳木那尼峰、章子峰、拉布德康峰和1988年3月中、日、尼(泊尔)三国双跨珠穆朗玛峰的壮举。中、日、尼三方队员和记者共12人登顶成功,在人类史上首次实现了对珠穆朗玛峰的双跨越。1990年5月,中、美、苏三国和平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又有4批20人登顶成功,其中中方队员7人,全是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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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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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多次强调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就会葬送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正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12月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意气风发地踏上了新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并在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的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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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西藏自治区党委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基础上,组织全区各族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西藏实际相结合,逐步进行改革开放的初步探索。在认真学习会议精神的情况下,不断深化认识,逐步统一思想,在中央关心、全国支援下逐步走出了一条加快发展的成功之路。但是,由于西藏地方长期实行供给制的经济体制,广大农牧民缺乏商品意识,使西藏地方的改革之路难以迈进。为了帮助西藏地方全面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迅速开创西藏工作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于1980年3月14日、15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座谈会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确定了西藏地方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这是继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之后,实现西藏历史转折的一次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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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这场改革开放一开始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同时改革开放开始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入手,逐步扩大到了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形成了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格局。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转变命运的关键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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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以后,西藏地方虽然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执行西藏工作座谈会给西藏制定的方针和特殊政策,使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西藏地方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再加上连续3年(1981~1983年)的自然灾害,使农牧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了严重制约。中共中央为使西藏社会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加快改善人民生活的步伐,于1984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地区的发展制定了方针政策,进一步放宽了政策范围,并对西藏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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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1984年8月19日,中央领导人胡启立、田纪云到西藏视察工作。他们通过调查研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把西藏地方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做法概括为“一个解放”“两个为主”,“两个转变”“两个长期不变”,并以此作为发展西藏经济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4年10月23日以正式文件批转了该报告,认为报告提出的发展西藏经济的指导思想和建议及采取的措施,是对1984年《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补充和具体化,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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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开始,西藏地方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在中央先后召开第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指导下,对改革开放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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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西藏地方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如何保持社会稳定缺乏足够的经验,使西藏工作在国际、国内大小气候的影响下遇到一系列的特殊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来自西方反华势力的渗透和达赖分裂集团的干扰破坏。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把所谓的“西藏问题”作为对中国实行“西化”“分化”战略的突破口,特别是随着苏联解体、东欧演变,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就把“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在了中国,把西藏作为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砝码,并把1959年发动叛乱、逃亡国外的达赖民族分裂集团作为在西藏制造骚乱的工具,多次制造骚乱闹事活动,严重地干扰了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秩序,也给西藏地方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作埋藏下了隐患和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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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人帮”是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结成的帮派。“四人帮”这一称谓,最先由毛泽东于1974年1月初在对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之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批评中提出。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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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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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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