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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成立西藏大学藏医学系，当年在校生130余人。此外还为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一批老藏医举行收徒拜师会，配备助手著书立说或编纂、注释藏医典籍，先后出版了藏医经典名著《四部医典》《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全集》等100多种藏医药典籍。其中《四部医典》被首次译成汉文出版发行，《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全集》也用藏、汉、英三种文字出版发行。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在国家级专家、主任医师强巴赤列院长领导下，编纂了《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分卷》《藏医生理学》《藏医病理学》《藏医药理学》《藏医饮食学》《新编藏医学》等数十种教材和专著，为振兴藏医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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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藏医药学的发展，藏药生产也有很大发展。全区已建起三座藏药厂，大部分县医院的藏医科和县藏医院均能加工生产部分藏医药。自治区藏药厂在浙江杭州医药公司有关药厂帮助下，引进先进技术，产量成倍增长，藏药产量由解放初期的1500公斤增加至10万公斤，由170个品种增加到350个品种。自治区藏药厂生产的“然纳桑培”（珍珠七十丸）、“敞觉”等多种名贵藏药，对许多常见病、疑难病有显著疗效，不仅受到藏族同胞的信赖，还远销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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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在大力发展西医、藏医医疗卫生事业的基础上，始终坚持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大规模地开展疾病的普查、普防、普治工作，使各种传染病、地方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和平解放前危害西藏人民健康的天花、伤寒、霍乱、性病、斑疹、猩红热、破伤风等疾病，在和平解放后不久即被消灭或控制。随着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藏族人口的增长速度在全国56个民族中是最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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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统计，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由解放初期的100万人增长到1990年的219.6万人，净增119.6万人，增长1倍还多。不仅数量增加，人口素质亦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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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身体素质的提高，西藏的体育运动也有了长足发展。西藏体育运动中的登山运动队伍，是国内外一支享有盛名的登山运动的劲旅。20世纪80年代，继攀登乃彭峰、卓奥友峰、宁金抗沙峰取得成功之后，人类又实现了中日国际联合攀登纳木那尼峰、章子峰、拉布德康峰和1988年3月中、日、尼（泊尔）三国双跨珠穆朗玛峰的壮举。中、日、尼三方队员和记者共12人登顶成功，在人类史上首次实现了对珠穆朗玛峰的双跨越。1990年5月，中、美、苏三国和平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又有4批20人登顶成功，其中中方队员7人，全是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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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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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多次强调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就会葬送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正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12月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意气风发地踏上了新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并在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的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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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西藏自治区党委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基础上，组织全区各族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西藏实际相结合，逐步进行改革开放的初步探索。在认真学习会议精神的情况下，不断深化认识，逐步统一思想，在中央关心、全国支援下逐步走出了一条加快发展的成功之路。但是，由于西藏地方长期实行供给制的经济体制，广大农牧民缺乏商品意识，使西藏地方的改革之路难以迈进。为了帮助西藏地方全面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迅速开创西藏工作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于1980年3月14日、15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座谈会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确定了西藏地方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这是继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之后，实现西藏历史转折的一次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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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这场改革开放一开始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同时改革开放开始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入手，逐步扩大到了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形成了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格局。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转变命运的关键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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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以后，西藏地方虽然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执行西藏工作座谈会给西藏制定的方针和特殊政策，使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西藏地方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再加上连续3年（1981～1983年）的自然灾害，使农牧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了严重制约。中共中央为使西藏社会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加快改善人民生活的步伐，于1984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地区的发展制定了方针政策，进一步放宽了政策范围，并对西藏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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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1984年8月19日，中央领导人胡启立、田纪云到西藏视察工作。他们通过调查研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把西藏地方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做法概括为“一个解放”“两个为主”，“两个转变”“两个长期不变”，并以此作为发展西藏经济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4年10月23日以正式文件批转了该报告，认为报告提出的发展西藏经济的指导思想和建议及采取的措施，是对1984年《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补充和具体化，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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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开始，西藏地方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在中央先后召开第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指导下，对改革开放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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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西藏地方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如何保持社会稳定缺乏足够的经验，使西藏工作在国际、国内大小气候的影响下遇到一系列的特殊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来自西方反华势力的渗透和达赖分裂集团的干扰破坏。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把所谓的“西藏问题”作为对中国实行“西化”“分化”战略的突破口，特别是随着苏联解体、东欧演变，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就把“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在了中国，把西藏作为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砝码，并把1959年发动叛乱、逃亡国外的达赖民族分裂集团作为在西藏制造骚乱的工具，多次制造骚乱闹事活动，严重地干扰了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秩序，也给西藏地方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作埋藏下了隐患和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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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人帮”是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结成的帮派。“四人帮”这一称谓，最先由毛泽东于1974年1月初在对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之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批评中提出。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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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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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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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丹增主编《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300、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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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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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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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75年11月，邓小平主持工作不到一年，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经由邓小平转交的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问题的信的批示。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该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此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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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丹增主编《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300、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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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丹增主编《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300、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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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仁山（1912～1984），原名周翔生，字凤歧。1912年11月生于甘肃华亭县，汉族。1936年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西北工委民族研究室研究员、三边专署副科长、中共内蒙古鄂托克旗工委书记、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盟委副书记兼伊盟支队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青海省委民族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省委副书记，青海省第二届政协副主席，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委书记、代理第一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自治区第一届政协副主席，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84年11月7日溘然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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