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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丹增主编《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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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丹增主编《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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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丹增主编《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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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第291～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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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丹增主编《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337～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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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年楚河、拉萨河）工程，地处西藏自治区腹心的中部流域。当地是西藏农牧业主要产区，分布着日喀则、拉萨、泽当、江孜等重要城镇。开发总面积6.57万平方千米，占自治区总面积的5.3%，人口78.45万人，约占西藏总人口的1/3。“一江两河”开发工程是西藏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国家投资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农业综合开发工程。1991年5月决定在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之际，将“一江两河”综合开发正式列入国家“八五”“九五”发展计划。该项工程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工程。为发展西藏农牧业，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国家把这一地区的综合开发作为西藏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并以此推动西藏其他地区的整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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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羊湖，全名为羊卓雍湖，也称为羊卓雍错。“羊湖”藏语意为碧玉湖，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山南浪卡子县境内。湖面海拔4441米，东西长130公里，南北宽70公里，湖岸线总长250公里，总面积638平方千米，湖水均深20～40米，最深处有60米，是喜马拉雅山脉北麓最大的内陆湖。羊湖汊口较多，像珊瑚枝一般，因此它在藏语中又被称为“上面的珊瑚湖”。它是高原堰塞湖，上亿年前因冰川泥石流堵塞河道而形成，水域面积630多平方千米，大约是杭州西湖的7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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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丹增主编《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337～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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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六章 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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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并未真心接受《十七条协议》的达赖集团及民族分裂分子在国际反华势力的纵容、支持下，从西藏和平解放初期抵制《十七条协议》的贯彻执行到1959年挑起全面武装叛乱，从不断煽动西藏的边民外逃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假接触与真“独立”的活动，从所谓的“五点和平计划”和“七点新建议”到拉萨骚乱的不断爆发，即使在中国民族团结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和谐稳定年代，也从未停止过诋毁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从未停止过“西藏独立”活动或“变相独立”的活动。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西藏各族人民，对达赖集团及民族分裂分子的分裂破坏活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例如，维护《十七条协议》的斗争、平息1959年的武装叛乱和1987～1989年的拉萨骚乱等等，切实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从而为西藏地方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和平稳定的客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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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一节 在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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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百年历史里中国现代化命题的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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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如何进行和实现现代化这个命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各种主张很多，大体上有三种选择：一是企图在保存原有社会基础上，不改变旧制度，主张仅仅依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搞现代化以强国。这是晚清中国当权统治阶级的主张，其理论基础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规模的“洋务运动”是其标志。二是改变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本国的现代化。这主要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三是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对国家制度的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经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中国国情的考察，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不可能使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而想依附帝国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决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更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要自立自强，实现现代化，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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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认为中国的命运只有与社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才有出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国家，才能使中华民族在现代化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明确指出：“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1]这清楚地指明，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别的什么道路。1949年毛泽东更强调“将革命进行到底”，“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2]新中国成立，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后，毛泽东进一步把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体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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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0月，在一次会议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3]同年底，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的表述，同最初表述相比，重要的变更之一就是在工业化之前加上了“社会主义”这一限定词，从而突出了中国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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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当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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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之所以认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只能选择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是因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允许中国成为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世界已处于资本主义日趋没落，社会主义日趋生长的新时代。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一定能够发展中国。社会主义能够使中国的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全面开展，能最大限度地发掘人和物的潜力，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能够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历史证明，毛泽东对中国的道路选择是非常正确的，作为中国一部分的西藏，无论有多少特殊的情况，在道路选择的大背景上与全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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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在追求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当时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几乎都体现着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结合的追求。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通过这一社会制度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历史证明，这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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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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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开，进一步提出要在20世纪90年代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实现第二步发展目标；同时，也对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提出初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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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开，又将第三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快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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