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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论述的研究，可以看到制度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以大历史观来看，西藏和平解放前，受英印影响而产生的零星现代化建设项目，在封建农奴制的笼罩下，一时风光之后便奄奄一息，最后一一失败是必然的。西藏和平解放，意味着揭开了具有规模的现代化建设的序幕，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从1959年民主改革后才开始的，从现代化的本质含义来看，这一时期的现代化虽仅表现为初始阶段，但已经解决了现代化与社会制度改变的关系问题，即使是1965年之后的10年，因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西藏现代化进程并未停止。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着工作重心全面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西藏地方逐步开始全面的现代化建设，积极探索结合西藏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但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步的关键时期，拉萨发生了多起严重的骚乱事件，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干扰了西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然而，西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一旦起步便是不可阻挡的，最终一定能与全国兄弟省区市一起实现四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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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中共中央为纠正当时西藏工作不正常的局面，也为解决西藏地方的发展问题，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形成《中央政治局讨论西藏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央十条指示”）。这个纪要在西藏传达之后，引起干部职工的强烈反响，大家交口称赞并以此十条指示为宗旨，计划开展新工作[5]，此为新时期西藏工作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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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2001年先后两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局势和发展经济的大政方针，确立了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发展格局。这两次重要会议，被称为“两个里程碑”。自治区根据中央的指示，一手抓稳定局势，把反分裂斗争由被动应急转向主动治理；一手抓经济建设，从长期供给型、封闭型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这既保证了政治局势的基本稳定，也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形成了西藏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的伟大历史进程，这才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和更深层次的背景下，启动了西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一轮高潮。对西藏地区现代化的所有研究，都应该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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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对中国西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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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苏联解体、东欧演变以及两极冷战的结束，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再度兴起，并成为引发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的重要因素，对世界各国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特别是帝国主义势力把民族、宗教问题作为他们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和强权政治[6]的重要工具，肆意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教派纠纷，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发动战争，使民族、宗教问题变得更加敏感、更加尖锐、更加复杂，已经成为世界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也严重干扰着各国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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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由于达赖分裂集团长期进行分裂主义渗透，成为西藏地区乃至全国政局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使西藏地区和相邻省藏区的民族、宗教问题呈现出复杂的局面，西藏在现代化建设中，还要进行分裂与反分裂斗争，这是西藏经济社会长期缺乏自身内生发展现代化能力的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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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对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冲击，一批又一批的新型民族主权国家相继建立，以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使人们深深感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民族解放运动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确实是一支摧枯拉朽、破旧立新的革命力量。但近几十年来，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引起的种族骚乱、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层出不穷，此起彼伏、连绵不断，造成了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局不稳、经济衰退、民生凋敝，长期为民族、宗教问题所困扰。这又使人们深深感到，民族因素的确是一种难以处理而又需要认真对待的因素，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无疑是一种滋事生非、危害极大的破坏力量，凡是这样的地区，现代化都出现了大倒退，出现了大面积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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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9年以后，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南斯拉夫分裂而来的，并不是西方大国所许诺的和某些天真而轻信的人所期待的“民主”和“自由”、“人权”和“繁荣”，而是近四五十年以来一直处于相对平静和稳定状态的欧洲，竞触发了一系列的民族冲突和领土纠纷，互相仇杀乃至爆发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并由一国内部之争演变为国与国之争，从而招致大国的插手和干涉，严重威胁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局势的平稳与安定。苏联解体后暂存的“独联体”，因民族冲突所造成的大混乱，导致经济一落千丈，各族人民均陷于困顿之中，现代化进程被迫倒退。所有这些，引起了全世界人民普遍的关注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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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以来，总的来看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世界格局变换，其中有两次是通过世界大战实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确立了凡尔赛格局；[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雅尔塔格局；[8]而最近一次世界格局则是通过“冷战”与“和平演变”来实现的。尚处在新旧格局转换的历史过程之中，正在从美苏两极对歭时期的冷战格局开始由崩溃而向世界多极化格局发展。无论是通过“冷战”还是“热战”，是通过武力较量还是“和平演变”，伴随着这三次格局而起的，还有三次民族独立浪潮，即每次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之后，都有新兴的民族国家诞生或某个国家被民族主义势力分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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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帝国主义国家两大集团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可是，事与愿违，战争的结局反而使他们的势力遭到削弱，促使工农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在全世界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新纪元。与此同时，在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三个帝国的废墟上，还建立起一系列独立的民族国家，如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南斯拉夫、土耳其、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埃及等20多个国家。这次民族独立浪潮可以看作是西欧民族运动向东方的扩展和延伸，其性质同样是反对封建王朝的统治，只是在时间上比西欧推迟了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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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初也是帝国主义战争，只是随着苏联的参战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其性质才发生了重大转变，成为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大战的结局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势力大大削弱（德、意、日战败投降，英、法两国趋于衰落，只有美国成为资本主义的超级大国）；另一方面则是人民民主势力的日益壮大，在欧亚大陆涌现15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亚、非、拉和大洋洲先后建立了近100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其中亚洲25个，非洲49个，拉丁美洲13个，大洋洲12个）。这次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不仅冲垮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帝国，而且也摧垮了整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并且，由这些新兴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反霸权主义和反强权政治的巨大力量，完全改变了20世纪初全球范围内被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的民族关系格局，这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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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美苏冷战结束而兴起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对世界局势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其具有明显的三大特点：其一是兴起于冷战结束之后，而不是经过世界大战；其二是多数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其矛头既不是针对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也不是针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其三是出现于以加盟共和国为基础的联邦制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一分为五，苏联一分为十五，并在原南斯拉夫和苏联境内引发了一系列民族冲突和领土纠纷，乃至演变成为民族仇杀的新型战争，这种由民族主义发难导致的国家分裂，成为这些国家社会发展的逆动，所有的现代化进程不得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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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之后，在世界种种错综复杂的众多矛盾当中，有三种矛盾是主要的和基本的：第一种表现为相互激烈竞争的各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西西矛盾”；第二种表现为不平等政治经济关系的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矛盾”；第三种表现为“和平演变”[9]与反“和平演变”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东西矛盾”。而且，在这些所有三大矛盾和其他矛盾之中，都有某种特定的民族因素贯穿于矛盾过程的始终。世界民族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全球性的民族关系问题，如西方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侵害其他民族的利益，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反抗斗争；第二个层次是跨国性的民族关系问题，如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突厥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非主义、泛美主义等[10]，以及某些国家之间的跨界民族问题；第三个层次则是一个国家范围之内的民族关系问题，如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土著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大民族和小民族之间，以及各个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三个层次的民族问题并不是完全孤立存在的，有时还会相互渗透、彼此交错和纠缠在一起，从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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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是宗教问题。事实上，民族、宗教问题在诸多情况下是纠缠在一起，难以理论或分解清楚的。在当今世界，每个民族就整体来看，都是信教的，完全不信教的民族是不存在的。但是，不同民族在信教人数和信仰程度上是有很大差别的。从本质上讲，宗教有很强的排他性，如此就产生了民族关系中的宗教问题。这个问题在一个国家处理得如何，主要取决于该国家当权者执行的宗教政策。一个国家，宗教信仰政策符合实际，问题会少得多，否则矛盾、差别很可能酿成冲突，甚至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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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是宗教的故乡，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诞生于此，此外还产生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地方性宗教。在西亚和南亚的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民族”，而承认“宗教”的存在。他们认为，人群的不同在宗教上，而不在所谓的民族问题上。但宗教冲突不等于民族冲突，因为世界上以宗教界限来划分民族的国家极少，但宗教冲突的激烈程度和不可调和性，往往并不亚于民族冲突。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宗教矛盾和冲突原因众多，或是历史积怨，或是信仰、教派差别，或是很少交往、缺乏共同的思想感情，或是本国处理民族、宗教的政策、措施不得当，等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势力的挑拨离间。在“东欧剧变”中，西方的大国政府暗中支持罗马天主教教皇保罗二世，频繁接触苏联和东欧宗教界领袖人物，煽动宗教狂热，助长反社会主义情绪，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总的说来，凡是西方帝国主义插手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都受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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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达赖集团在国际上进行的“藏独”活动与煽动国内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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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国际冷战格局接近尾声，中美共同对付苏联威胁而形成的中美苏三角战略期亦基本结束，美国重新将中国视为潜在对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学者狂呼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是“历史的终结”。于是，达赖遂乘此“西风”，为“西藏独立”上蹿下跳、摇唇鼓舌，在国际上大肆进行“藏独”活动。其活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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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国际窜访，宣传“藏独”谬论，寻求国际支持。达赖喇嘛窜访之国不仅限于西方体系内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而且亦曾前往蒙古和苏联等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且于1979年首次赴美，并紧紧抱住美国的“大腿”，此后又多次前往美国演讲，蒙骗国际社会。1986年底和1987年初，达赖集团与美国部分反华势力相勾结，如美国时任议员兰托斯（Tom Lantos）、波特（John Poter）、罗斯（Charlie Rose）、索罗门（Gerald Salomon）、佩尔（Claiborne Pell）、赫尔姆斯（Jesse Helms）、沃尔夫（Frank Wolf）等人，在美国国会建立了支持达赖集团的所谓“西藏帮”。这些美国议员还邀请达赖到美国国会演讲，以赚取自己的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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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21日，十四世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会上，发表了肆意歪曲西藏历史和攻击中国政府的演讲，抛出了所谓的“五点和平计划”（简称“五点计划”），即：1.使整个西藏变成一个和平区；2.中国放弃向西藏地区移植人口的政策，因为这威胁着西藏民族的根本生存；3.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权和民主权利；4.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国放弃在西藏生产核武器和堆放核废料计划；5.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有关问题举行诚挚的谈判。如此“变相独立”的意图，路人皆知，而达赖竟佯装“真诚”，号称并非要求走“独立”的“中间道路”。翌日，乐于“被骗”或别有用心的8名美国议员竟致信中国领导人，支持达赖提出的“五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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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6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佩尔和参议员赫尔姆斯，为支持达赖的“五点计划”，竟在美国国会提出了一个干涉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修正案》，在国际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尤其是西方一些国家的议会也仿效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一些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案，干涉中国内政，助长了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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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6月14日，十四世达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上，再次发表西藏“变相独立”的演讲，但在遭到欧洲议会议长的拒绝后，不得不于6月15日下午散发了早已准备好的《对欧洲议员的演讲》。该“演讲稿”除了攻击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外，就是重申“五点计划”，并提出了所谓的“七条新建议”，其主要内容有：1.西藏应是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的关系；2.由中国政府负责西藏的外交事务，但是西藏政府在国外可以设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办事处；3.西藏政府加入世界人权宣言；4.西藏政府应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执行首脑、两院制立法机构和独立的司法体系组成，政府所在地是拉萨；5.西藏的经济、社会体制应根据西藏人民的意愿来决定；6.西藏禁止核武器的制造、试验、储存以及核能的利用；7.应召开地区和平会议来保证使西藏通过非军事化而成为和平的圣地，在这个会议召开和非军事化、非核化实现之前，中国可以有权在西藏保持以防御为目的有限量的军事设施的存在。这7条所谓的“新建议”实无新意可言，只不过是以更加花里胡哨的言语掩盖“西藏独立”的真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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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勾结逃亡国外的“东突独”“蒙独”“民运”分子，以及“台独”分子，在国际上掀起阵阵分裂独立浊浪。达赖集团早就与新疆、内蒙古的外逃分裂主义分子勾结。1985年7月，他们在瑞士苏黎世聚会，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内蒙、满洲、西藏流亡协会”，请十四世达赖担任“共同领袖”。“东欧剧变”后，藏、疆、蒙外逃分裂主义势力进一步加紧勾结，达赖提出要建立“亚细亚民主共同体”，企图使西藏、内蒙古和新疆成为中国的“波罗的海三国”。“六四风波”之后的1989年9月，逃亡国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在法国巴黎成立所谓“中国民主阵线”，达赖“流亡政府”噶伦詹东·丹增朗杰专程去法国参加成立大会，鼓动“民运”与达赖集团联手“争取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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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0月，达赖在美国宣称：对“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表示同情和声援”，希望与“民运”分子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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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达赖再次窜到法国巴黎，会见了“民运”头目严家祺。严家祺亦不敢公开表示支持西藏“独立”，只是声称“西藏问题可以在一个民主、和平及互利方式建立起来的联邦制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基本可以以联邦制模式保留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即以松散的联邦制形式保留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达赖则说“在中国要建立多元化制度”，“将与‘民运’合作，在海外、中国大陆和西藏推行民主”。因此，这两股势力在反对祖国的问题上找到了利益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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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早在“文革”时期，达赖集团就与台湾当局取得了联系，希望获得台湾当局的支持。台湾当局虽不支持西藏公然“独立”，却希望联合达赖集团共同对付中共在大陆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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