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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2月1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约见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的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向美国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外事委员会也就此发表严正声明，强烈抗议、谴责美国国会通过的诬蔑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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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彻查骚乱事件及其原因，中共中央派出了赴藏工作组，会同西藏自治区党委开展联合调查，并就骚乱事件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经过认真的调查后，中央赴藏工作组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告了关于处理拉萨骚乱事件的综合情况，提出了反分裂斗争需要做好的五项工作。其中包括深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分裂主义分子，深挖幕后策划者，根除隐患；运用各种宣传教育手段，加强以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整顿寺庙，加强对寺庙的民主管理；加强反分裂斗争的公安武警力量等重要内容。随即，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拉萨骚乱事件及其起因。会上，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认为“这次骚乱事件，基本上是长期‘左’的结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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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3日至7日，西藏自治区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这一研判错误的提法。[5]据此，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进一步扩大落实政策和经济赔偿的范围，并邀请班禅大师到西藏处理有关事宜，拨款240多万元作为三大寺的再次赔偿，且退还了由文物部门保管的甘丹寺的大藏经、藏盔等文物，同时释放了被收审的骚乱分子，试图通过这些安抚措施来平息骚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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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就是1988年3月的传召法会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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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3月，拉萨举行传召法会时，虽有班禅大师亲自主持，但在传召法会的最后一天，即3月5日，在举行迎请强巴佛的传统宗教仪式中，蓄谋已久的骚乱分子再次制造骚乱事件。迎请仪式开始不久，几名混迹于僧人之间的骚乱分子，不断围攻指挥迎请仪式的自治区佛协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迎请仪式进行到八廓南街松曲热广场时，提前占据附近楼房的骚乱分子，狂呼“西藏独立”口号，并向维持治安的公安武警人员和设在大昭寺西南角三楼的传召办公室投掷石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打、砸、抢、烧等活动。早已埋伏于大昭寺楼上的骚乱分子和寺外暴徒相互配合，分别从上下两路围攻设在大昭寺三楼的传召办公室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残忍地杀害了保护传召办公室的藏族武警战士袁石生，重伤武警战士杨玉成。当天骚乱分子冲击党政机关、公安派出所，殴打过往行人，焚烧商店、汽车，共计造成公安武警战士和围观群众299人伤亡，严重损害了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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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骚乱之后，西藏自治区党委迅速下达通知，对骚乱进行了定性——是分裂与反分裂的一场斗争。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下发了《对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国家职工在反分裂斗争中的几点政治要求》[7]，这个要求的实际效果是普通群众不再上街围观骚乱活动，同时，由于公安干警加强了监控，集中的骚乱活动在这一阶段基本停息，但零星的袭击行人案件时有发生，有时候形成群殴，并经常有人结队呼喊分裂主义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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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1989年3月的叛乱周年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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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既是1959年西藏反动农奴主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30周年，亦是1988年3月传召法会骚乱1周年。隐藏在拉萨的民族分裂分子早就预谋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骚乱活动。他们不仅提前制作、散发用藏英两种文字编写的传单，张贴“西藏独立”的标语，而且公然要挟八廓街一带的市民每家出一人参加骚乱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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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5日，拉萨街头开始出现大规模的骚乱活动，有些骚乱暴徒甚至公然向执勤的公安武警开枪，打、砸、烧、抢等事件持续升级。截至3月7日，仅仅3天内，骚乱暴徒先后砸烧了99家个体工商户和8家国有、集体商店，围攻和砸毁24家政府机构、小学和居民委员会，冲击5家公安派出所，破坏了4家旅社，砸毁与焚烧了20多辆汽车和50多辆三轮车、自行车以及大量摄像机、照相机、报话机、电视机等大量器材和日用百货，造成了1名武警战士牺牲，40多名公安干警受伤，60多名围观群众受伤和10人死亡的惨剧，直接经济损失在1000万元以上。[8]达赖集团以一己之私，不顾众生幸福，策动拉萨持续的骚乱，造成拉萨街头的血腥暴行，完全违背了佛教慈悲为怀的教义，这是其长期以宗教为幌子接受国外反华势力豢养，从事分裂国家、危害人民的罪行的大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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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2月1日，中央决定胡锦涛接替伍精华的工作，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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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拉萨一伙分裂主义分子又制造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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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中央发出《当前西藏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在西藏进行反分裂的斗争，完全是同敌对势力的斗争，完全是敌我性质的矛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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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5日到7日，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连续3天的骚乱，打、砸、抢、烧，并公然使用枪支，打死打伤公安干警多人。鉴于拉萨骚乱的持续升级和造成的严重社会混乱，中央根据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规定，采取果断措施，决定在拉萨市实行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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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实行戒严的命令》，决定自1989年3月8日零时起，授权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戒严，并根据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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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7日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多吉才让发表电视讲话，并从3月7日至8日，相继发布1号至6号自治区人民政府令，就戒严地段及戒严期间的政策、居民注意事项、枪支管理、交通管制、外国人凭证出入戒严区、敦促骚乱分子投案自首和执勤人员严肃纪律等事项做了具体规定。同时，抽调300多名机关干部组织工作组，协助公安、武警、戒严部队的工作。[10]戒严翌日，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始正常上班，商店开门营业，一度被迫停课的城区6所小学4000多名学生重新回到学校上课，拉萨街头的混乱不见了，市民们重新开始了正常生活。八廓街、林廓路、大昭寺等处的拜佛、转经活动也恢复了正常。作为原十八军的一支部队的戒严部队，对西藏各族人民具有深厚的感情，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冒着拉萨3月的严寒，露宿街头，并在执勤的空隙打扫被暴徒弄得遍地狼藉的街道，开展各种便民服务活动，赢得了各族各界群众的支持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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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30日，鉴于戒严一年来的拉萨市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和繁荣，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决定自1990年5月1日起解除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戒严。通过拉萨戒严，有效地制止了国际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挑唆的骚乱，打掉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谋划“西藏独立”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西藏各族人民反对分裂和拥护祖国统一的信心和士气，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为西藏的快速发展扫清了主要障碍，铺平了西藏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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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藏在跨越式发展过程中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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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说，自1951年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基本上都处于跨越式发展的状态之中。第一，随着西藏和平解放和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驱逐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在藏势力，使西藏各族人民群众彻底地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之中。第二，和平解放初期的西藏，出现了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噶厦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三种政权并存状态，尤其是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辖的地区，起到向西藏其他地方示范中央政策的作用和表率，这种状况是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三，1959年西藏反动农奴主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进行平叛，坚持“边平边改”的方针，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在西藏延续千年之久的封建农奴制，解放了西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和奴隶，并给他们分配了土地、房屋、牲畜，以及其他生产生活资料。第四，从1964年开始试办人民公社，到1976年“文革”结束以前，西藏基本上完成了对农牧业、商业和民族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直接从封建农奴制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第五，在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的过程中，纠正“文革”时期的缺点和弊病，尤其是经过第一、第二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决定全面支援西藏发展，并在西藏实行改革开放，且通过中央及全国各地援藏的43项工程，逐渐改变西藏经济社会的落后状况。因此，西藏自和平解放以来，无论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还是社会文化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始终处于一种跨越式发展的转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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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常所说的西藏的跨越式发展，曾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内有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并于2001年6月25日至27日的第四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作为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部署和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决策而确立下来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在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推进改革开放，改善人民生活，是新时期西藏工作的中心任务。西藏只有加快发展，富民兴藏，才能巩固和发展民族大团结，巩固边疆，巩固国防。推进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11]充分强调了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性，并规定其为新世纪推进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还确定了新世纪西藏工作要“紧紧抓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西藏社会局势基本稳定的良好机遇，着眼于西藏的繁荣进步和长治久安，集中力量解决事关西藏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问题，促进西藏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促进西藏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这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务”[12]。这指明了必须实现的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展的两大目标。这两大目标相辅相成，即只有实现西藏的跨越式发展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也只有长治久安才能为西藏持续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条件。这是基于对西藏基本社会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判断后，得出的正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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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说，拉萨骚乱平息后的西藏政治局势是基本稳定的，从而为西藏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虽然通过拉萨戒严，保持了西藏社会局势的稳定，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但中央认为：反对分裂、稳定局势，仍然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坚定地依靠农牧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要充分相信长期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共事，在西藏革命和建设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各族各界爱国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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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胡锦涛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强调要认真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努力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抵制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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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5月19日，李鹏总理重申：“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现在也没有变化。我们的根本原则只有一条，即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中央政府一贯表示愿意同达赖喇嘛进行接触，但是达赖喇嘛必须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改变‘西藏独立’的立场。”[13]表明了愿意同达赖继续进行接触的意愿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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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7月25日，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主持西藏自治区党委工作的陈奎元副书记，在拉萨召开的地厅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上，指出：“民族分裂活动从来都是外国侵略势力策动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从来都是外国侵略势力割取我国边疆领土的内应力量，与他们的矛盾斗争是敌我之间的生死搏斗，以放弃原则，对敌对势力采取妥协退让求团结、求统一是天真的幻想。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的情况都证明，只有坚决反击敌对势力才有安定可言。对敌斗争，我区的对敌斗争，不存在‘左’的偏向。”[14]从而为西藏进行反分裂斗争定下了明确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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