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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在外贸优惠政策上，对西藏地方外贸实行“放宽政策、放大开放、加快发展”的政策，现行的优惠政策不变。国家实行数量限制的出口配额商品，由西藏地区自行组织出口的可不限制商品产地，国家尽量予以安排，其他出口商品，西藏地区放开经营。国家实行有偿招标的出口配额商品，应执行统一的招标规定，国家可按招标商品平均价给西藏地方照顾一定的商品数量。国家实行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仍由西藏地方委托有经营权的公司代理出口。凡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可核定西藏地区一家外贸企业经营，其他进口商品由西藏地区外贸企业自行组织或委托代理进出口。进出口商品许可证的发放，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有偿招标的出口商品和国家指定专业总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外，继续授权西藏地区外经贸厅按照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进出口商品配额数量签发许可证。放宽西藏地市设立外贸公司的条件和商业、物资企业外贸经营权审批条件。西藏地区生产企业、科研院所经营自产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可参照国家有关规定，由西藏自行审批，报外经贸部备案。由于汇率并轨，原每年拨给西藏的民族地区外汇补贴，改以财政汇差补贴的方式继续给予补助。在国际援助、赠款使用方面，对西藏地区实行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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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在社会保障优惠政策上，国家帮助西藏地方逐步建立、健全离退休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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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在农业和农村优惠政策上，除继续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外，继续实行免征农牧业税。在土地、草场公有的前提下，鼓励个人开垦农田、荒滩、荒坡，种植农作物和植树、种草，实行“谁开发，谁经营，谁受益，长期不变，允许继承”的政策。对农用生产资料继续实行财政补贴政策，国家将逐步增加化肥货源和农用柴油指标。同时，给予西藏自治区免征乡镇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尽快解决西藏基层农牧民技术人员吸收定编问题。在安排扶贫专款、“以工代赈”的资金时，对西藏地方实行倾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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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是在企业改革优惠政策方面，国家规定分期分批解决国有企业历史包袱问题，优先解决效益好的企业。同时，中央还确定62项援藏工程建设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彻底改变了西藏地区基础设施面貌，极大地加快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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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在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国家确定“十五”期间将继续加大对西藏地区的投入，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开工兴建青藏铁路，同时对西藏地方“十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项目也做了大体安排。这次会议确定的中央和各地对口支援项目投资达322亿元，优惠经济政策有50条，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经济补助达379亿元，大大超过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时的水平。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还确定国家直接投资建设项目117个（后增加到118个），总投资约312亿元（含青藏铁路西藏段投资120亿元）。这样的安排，与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的62个中央援建项目相比，增加了55个；与实际完成的38亿元投资相比，增加了274亿元。这些项目都是西藏急需、条件具备、两年内可以开工的重大项目。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还确定：对西藏地方今后需要的建设项目，原则上不封口，成熟一个审批一个，争取在“十五”期间多上一些关系长远发展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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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新世纪初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在“积极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的优惠政策”中明确提出：西藏地方是国家在西部大开发中实行特殊扶持政策的重点地区，现行的优惠政策继续保留并进一步完善，同时在财税金融、投资融资、价格、工资、产业政策、对外开放、社会保障、农业牧业、企业改革、城镇建设、科技教育、体育卫生和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进一步拓宽实行优惠政策的领域。考虑到西藏地方的特殊情况，西藏地区的重点建设项目资金主要由国家来承担。国家的投资和中央的财政扶持，主要用于农牧业发展、基础设施、科技教育、基层政权相关设施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着重解决制约西藏发展的“瓶颈”和突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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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资方面，除国家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需报国家相关部门审批外，其他项目均由自治区政府审批。该项政策赋予了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较大的投资、融资项目审批权，对推动西藏地区招商引资工作和促进西藏地方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外贸方面，中央不断放宽西藏地方对外开放范围，扩大西藏地区对外开放力度，大力支持西藏发展内外贸事业，这些优惠政策对西藏地方在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逐年显现，西藏地区的外贸事业不断发展。还有其他优惠政策，例如：中央对西藏地方实施的“三农”、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企业改革、人力资源开发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也同样对西藏地方的发展和稳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农牧业方面，西藏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实行免征农牧业税，这项优惠政策的实施大大减轻了西藏地区农牧民的负担。不仅如此，中央对西藏地区农牧业和农牧区的扶持力度也远远超过内地其他省区，这对西藏地区农牧业和农牧区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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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惠政策的推动下，西藏地方的教育、科技、卫生和文化等社会事业也不断发展。尽管受限于艰苦的自然条件，但西藏地区的教育体系仍然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发展壮大，包括扫盲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远程教育在内的国民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发展。并且，国家从1985年4月开始对西藏地方225所重点中小学和国境沿线学校的32482名少数民族学生实行“三包”政策，“三包”学生占西藏中小学在校生总数的1/4以上，且“三包”标准不断提高，这一政策大大降低了农牧民所负担的子女的教育成本。同时，内地西藏班（校）也为西藏培养了许多人才。在卫生方面，西藏的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高，藏医药业也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得到蓬勃发展。在文化方面，中央对西藏文物保护工作的投入力度逐年加大，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扎什伦布寺、萨迦寺等重大寺庙的维修和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央对“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等文化建设项目的投入力度也不断加强。由于地方财力有限，西藏地方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也得益于中央提供的比内地其他省市更加优惠的政策和更强有力的支持。同样，西藏地区的企业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也离不开中央的大力支持。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从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开始，内地各省市、相关中央部委、企业就不断派出援藏干部，给予西藏智力支持。从2001年开始，教育部安排中国人民大学等8所高校根据西藏需要，专门为西藏地方定向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为西藏培养了急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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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国家的各项特殊优惠政策对西藏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大加快了西藏地方各项事业的前进步伐，对西藏发展走上快车道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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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藏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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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研究西藏工作会议，实现西藏新时期工作的历史转折，其后于1994年和2001年召开的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9]和“一加强、两促进”[10]的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方针和思想。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央提出西藏在新世纪要实现“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这既是中央的一项战略决策，也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内在要求，是社会稳定、边防巩固、国家安全的现实要求。第三次、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还做出全国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开创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元，实现了从波动式滚动发展到稳定快速发展的伟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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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总量跨越式发展，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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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初期的1951年，西藏经济规模极小，只有1.29亿元，经过50年的发展，已经扩大到了2001年的139.16亿元，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经济规模的扩大呈现出了越来越快的良好势头，经济发展水平不断跃上新的台阶。改革开放之后到21世纪初，实现了两次大跨越，一次是1978～1995年，用了18年时间，经济总量跨上50亿元台阶；第二次是1996～1999年，用了4年时间跨上了100亿元大关。尤其是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西藏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更是达到12.8%，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每天创造的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82万元提高到2001年的3801万元，增加了3619万元。西藏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了不断加快发展的趋势，按可比价格计算，50年西藏的经济总量增长了37.6倍。从1993年以来，西藏发展的速度连续9年保持在两位数增长。中央确定的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方针得到充分体现，经济建设中的宏观调控效果得以显现，经济发展的方式呈现出健康有序的状态，国民经济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驶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稳定、快速增长的平台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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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综合区力不断增强，这不仅仅表现为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也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升。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全区人均生产总值只有114元，1989年突破1000元，达到1021元。到了50年之后的2001年，人均生产总值不断跨上新台阶，突破5000元大关，达到了5324元，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实现从低收入水平跨入到中等偏下收入行列，经济发展水平跃上了更高的台阶。西藏自我发展的能力也不断提升，经过改革开放，1989年地方财政收入扭转了净亏损的局面，并实现了由负转正，当年完成收入1380万元，开始进入持续增长阶段。特别是1994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地方财政收入实现了更快增长：1990～1995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量在3000多万元；1996～2000年，年均增量在80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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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调整成效显著，国民经济活力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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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初期，西藏经济结构单一，生产方式落后，三大产业发展极不平衡，属于典型的农牧业经济模式。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方生产总值的97.7%，第三产业仅占2.3%，第二产业基本是空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逐步兴起，初步形成了“一三二”的经济结构类型；随后，由于现代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这种结构形式被打破，呈现出“一二三”的结构类型。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中理顺关系、调整结构，稳定发展第一产业，有重点地发展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经济运行速度加快、质量提升，经济结构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结构类型实现了历史性转变。199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越第一产业，经济结构类型转变为“三一二”型。到2005年，第二产业超过第一产业，形成“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西藏经济结构发生的重大转变，使第一产业主导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历史，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各行各业得到了全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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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西藏的农牧业于1980年率先取消了农牧业税，实行了“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两个“长期不变”的方针政策，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草场公有，承包到户，自主经营，长期不变”，不断完善形成了三个“长期不变”的方针政策，进一步解放了西藏的生产力，促进了西藏农林牧渔业继续得到稳定发展的态势。50年中，全区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从1.26亿元增加到52.7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5倍；粮食产量由15.32万吨增加到98.25万吨，增加82.93万吨；猪牛羊肉产量由1978年的4.71万吨增加到16.01万吨，增加了11.3万吨。尤其在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狠抓农牧业来增强发展后劲，加大了农牧业的内部结构调整，加大了特色农牧业的生产力度，取得了良好成效，这不仅极大地提升了西藏自给自足的水平，也进一步巩固了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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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和平解放时，现代工业几乎是空白，通过50年的发展，工业增加值从1956年的40多万元，增加到2000年突破10亿元，从此得到了较快发展。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来自特色产业的发展，采矿业、饮料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培育出了一大批名牌产品，工业经济的发展已显示出巨大的潜力。1994年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给建筑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吸引了众多区外企业进藏承揽工程，参与西藏的经济建设，使西藏的建筑业增加值于1998年步入10亿元大关，实现了建筑业的大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建筑业为基础，以优势矿产、建材、民族手工、藏医药、电力、农畜产品加工、饮食品加工制造等行业发展为主线的具有西藏特色的工业生产体系的新格局。到2005年，西藏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17.44亿元，比上年增长14.9%，实现产值31.13亿元，比上年增长14.2%。其中轻工业完成产值11.45亿元，增长17.6%；重工业完成产值19.68亿元，增长11.8%。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全年实现产值22.88亿元，比上年增长8.7%。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9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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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西藏逐步打破封闭，旅游业开始起步发展。西藏充分利用地理、气候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和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把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龙头”，作为永久性的“朝阳产业”来大力扶持和培育，使旅游业成为极具发展潜力和广阔发展前景的产业。通过不断完善旅游基础配套设施，一大批新的景区、景点相继建成，旅游饭店和宾馆快速增加，旅游接待能力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特别是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进藏旅游人数显著增加。全区接待国内外旅游人数由1980年的3525人次增加到2001年的68.61万人次，增长了193.6倍；旅游收入由1980年的131万元提高到2001年的7.51亿元，增加了7.49亿元。到2005年，全区实现旅游总收入达19.35亿元，接待国内外游客人数超过180.06万人次[12]，成为西藏发展最快的产业。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逐步增强，再加上传统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使西藏第三产业成为对国民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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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总量持续扩大，基础建设取得巨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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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加大了对西藏的投入力度，确保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迅速扩大。197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只有1.85亿元，1991年超过10亿元，1999年超过50亿元；进入21世纪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2001年达到85.77亿元，连续攀上了新的台阶。在中央及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八五”期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了100.16亿元，“九五”期间达到了230.76亿元，是“八五”期间的1.3倍。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得到快速提升，投资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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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经济成分日益多元化，固定资产投资也逐步由单一的国家投资体系向多种成分共同投资的体系过渡，虽然并没有改变国家投资的主导地位，但民间投资对于增强经济活力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和快速发展，投资主体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民间投资规模迅速扩大，而且发生了质的飞跃，成为推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除基础设施建设仍占有较大比重外，投资的产业结构也悄然变化，生产性投资开始不断扩大，投资的行业结构正在向更加合理的方向转变，为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后劲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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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月，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召开西部地区开发会议，研究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战略任务，部署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作。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这个大开发是中央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启动实施的大开发战略，西藏和西部其他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区域。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央每年支持西部地区新开工一批重点工程，其中青藏铁路、林芝机场、拉萨柳梧大桥、直孔水电站等列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建设项目。2001年6月，中央政府确定在2001～2005年期间，中央安排向西藏投资312亿元，建设117个重点项目；各省市安排对口支援资金10.6亿元，建设70个重点项目。“十一五”投资778.8亿元，在“十一五”期间，有172个项目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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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部大开发给西藏带来的机遇，陈奎元在2000年3月7日强调：“主要是做好打基础的工作，主要是抓农牧业、抓能源、抓交通建设、抓人才的培养。”以此作为西藏筹划大开发的指导思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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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26日，中央决定免去陈奎元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委员、常委职务，任河南省委书记，郭金龙[14]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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