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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西藏地区农牧民的收入来源单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牧区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家庭经营收入在全部收入中的比重逐渐降低。到1995年，农牧民纯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为85.2%；2002年农牧民纯收入中72.6%来源于家庭经营收入。在家庭经营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逐渐下降的同时，家庭经营内部的收入构成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1987年，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经营收入的82.9%，第二、第三产业收入占17.1%；1995年，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经营收入的74.6%，第二、第三产业收入占25.4%。从1987年至2001年，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呈现逐渐回落态势，但随着特色农业的较快发展，第一产业收入增长较快，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呈现回升。随着农村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牧民家庭经营现金收入快速增加。2001年，农牧民人均农业现金收入500元，占家庭经营现金收入的32.0%，人均林业现金收入94元，占家庭经营现金收入的6.1%，人均牧业现金收入529元，占家庭经营现金收入的33.9%。2005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078元，比1978年的175元提高了1903元，增长了10.9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562元，比1988年的271元增长了4.8倍，其中食品支出942元，占消费性支出的60.3%，比重比1988年下降了5.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从1979年147元提高到2005年1532元，增长了9.4倍。[29]至2005年，西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411元，比1978年的565元提高了7846元，增长了13.9倍；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达到8673元，比1981年519元增长了15.7倍，其中食品支出3828元，占消费性支出的44.1%，比重比1981年下降了16.7个百分点；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从1979年620元提高到2005年9040元，增长了13.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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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随着西藏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物质供应日益充足，从票证供应的卖方市场到供应充裕的买方市场，为丰富居民的物资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改革开放前的求生存、求温饱，到现在的求质量、求健康。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由以粮食为主的“主食型”向营养美味的“副食品”转变，绿色、低糖、低热量食品备受青睐，成为居民食品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人们的衣着款式越来越时髦，更讲究时尚，更加注重质地、款式和色彩的搭配，服装的名牌化、时装化和个性化成为人们的一种时尚追求，衣着消费支出也随之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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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自治区十分重视西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积极鼓励新的文艺创作，并通过大量地投入，提高广播电视的覆盖率，积极活跃文化市场，大力推进文化的产业建设，极大地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特别是广播影视事业，从小到大，从点到面，从城镇到农牧区逐步发展壮大，取得了显著成绩。西藏广播电视电影事业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现已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不仅为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西藏民族地区四个文明建设和反“分化”、反“西化”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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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西藏新时期工作的“一个转折点”之后，1991年，西藏新建21个边境县中波转播台和7个边境口岸中波转播台，改建中波转播台28座，新建电视转播台76座，电视收转站134座。1998年底，为解决西藏部分农牧区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的问题，实施了“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西藏电台藏、汉语和都市生活频率全面实现调频覆盖。改革开放之后，西藏广播影视宣传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和经济宣传为中心，广播电视节目由过去单一的宣传功能，逐步向宣传、教育、资讯、娱乐、服务功能转变。节目形式的巨大变化，极大地丰富了节目内容，也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仅要播出区内新闻，还要播出区外新闻；不仅播国内的，还要播国外的；不仅有时事政治、财经信息、文艺体育、资讯，也有社会新闻、趣味话题，使新闻节目成为群众了解信息汇总和国内外知识的重要手段，财经节目也成为服务经济的重要窗口，文体节目更成为人民群众娱乐的平台。至2005年，全区已有省级广播电台1座（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开办广播节目4套；省级电视台1座（西藏电视台），开办电视节目3套；广播电视专用卫星上行地球站1座，传送2套电视节目和3套广播节目；实验台5座，其中拉萨3座，昌都、日喀则各1座；地级广播电视台7座；县级以上调频广播发射台76座；县级以上（含边境口岸）电视转播台79座。“村村通”工程实施以来，国家先后投资18213.5万元。至2006年，全区建设乡（镇）、村广播电视收转站、广播收转站、电视收转站、电视单收站、小型村级有线电视站等5种不同类型的“村村通”广播电视收转站共8068座，其中乡（镇）、行政村7333个，自然村735个。[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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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自治区成立之后，西藏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快经济发展，推进改革开放，改善人民生活，成为新时期西藏工作的中心任务。进入21世纪，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特殊关怀下，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按照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思想，牢牢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时期民族工作主题，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1951年114元提高到2005年9114元，增加了9000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增长了24.4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由0.25亿元增长到123.10亿元，增长49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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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中央任命杨传堂[31]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郭金龙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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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时，2005年，西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200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51.2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2.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8.04亿元，增长5.5%；第二产业增加值63.52亿元，增长23.6%；第三产业增加值139.65亿元，增长9.7%。“十五”期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4%。2005年人均GDP达到9114元，比上年增长10.6%。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实现可支配收入8411元，比上年增长2.6%；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078元，比上年增长11.7%。[32]这些成绩为西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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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传堂在200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会上讲话说：“40年的风雨历程和艰辛探索，特别是经过‘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的生动实践，西藏正处于历史上发展和稳定的最好时期，正在从加快发展走向跨越式发展，从基本稳定走向长治久安。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坚持和完善了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思想和大政方针，丰富和发展了西藏工作的总体思路和战略目标，确定了继续保持‘十五’时期生产总值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较快增长的态势，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到本世纪中叶与全国一道进入现代化打下基础的目标，进一步指明了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前进方向。”[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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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1日上午，西藏各族各界2万多人欢聚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向庆祝大会发来贺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为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题写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贺幛。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来，西藏社会制度的改变，使得现代化建设成为一项造福人民的事业，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战胜包括敌对势力和自然界的各种困难和挑战。西藏现代化建设成绩斐然，各族人民充分享受到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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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全国援藏工作的开展及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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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西藏的发展和进步，无论是政策指导，还是经济援助；无论是优惠政策，还是具体项目；无论是中央支援，还是全国各地支援等，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地援助西藏的经济发展，维护西藏的社会稳定，促进西藏的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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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中共中央的援藏工作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自和平解放至“文革”结束之初的持续援藏，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的重点援藏，三是1990～2005年的对口援藏。当然，中共中央的援藏政策某种程度上说是连续的，这里划分的三个阶段并不排斥各个阶段之间的连续性。可以说，中央的援藏工作在促进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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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持续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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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和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央政府的援藏工作亦随之展开，并持续至今。在和平解放之初，中央的援藏工作主要是通过中央驻藏机关和进藏人民解放军体现出来的。例如，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给拉萨各大寺庙和街头流浪乞丐布施，人民解放军在进军途中和驻扎各地之后主动帮助当地人民解决生活困难，免费为他们治病，以及参加修桥铺路、开荒生产、抢险救灾、无息贷款、发展生产等。中央政府还选派卫生队、文教工作者进藏工作，开办贸易公司和银行，协助西藏商人渡过难关，积极与印度开展贸易，保证西藏各地的进口物资等等。这种主要以实物支援西藏经济建设的形式，即使在全国最困苦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以及相对混乱的十年“文革”时期都未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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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及其驻藏机构工作人员和人民解放军的援藏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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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指示，要从政策上长期照顾和帮助西藏。早在进军西藏时期，毛泽东就发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在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将致力于发展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并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1955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李维汉等人的信中谈道：“和张国华谈了一次，他提出对西藏贸易每年赔钱1800万至2000万元以求降低物价的计划，我认为很值得注意，拟应实行他这个计划。”“西藏不能和新疆、内蒙相比，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要用特殊的办法解决。而目前行得通的办法，就是经济上长期补贴的办法。”[35]1956年3月15日，周恩来在对赴藏庆贺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中央代表团全体人员讲话中指出：“帮助西藏民族发展人口、提高人民生活是需要做十年或二十年的努力的。你们去开路，会看出一些问题，回来想办法帮助他们，源源不断地帮助他们。”[36]这就提出了要长期援藏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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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特别是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后，中央在财政工作中给予西藏特殊关怀。例如，在安排预算时，国家除直接对西藏进行大量的经济和文化投资外，还给予特殊的照顾：一是预算费高于一般省市；二是国家为帮助西藏地区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等，设置一笔专款，作为对西藏和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补助；三是国家每年按照上年的经济建设规模，核实今年的建设事业、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行政管理费和其他事业费的支出决算，另加5%的机动金；四是西藏地区财政收入全部留给地方，自行安排支出。另外，在税收减免、民族贸易、人员编制、开支标准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照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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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央对西藏财政的补贴和帮助从未减少。例如：1952～1958年，西藏财政收入3.93亿元，其中，中央累计拨款资金3.57亿元；1959～1965年，西藏财政收入为8.5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收入5.9亿元；[38]1966～1976年，西藏财政收入21.15亿元，中央补助收入23.10亿元，西藏财政收入净亏损1.95亿元；1977～1979年，西藏财政收入13.38亿元，其中，中央补助收入13.86亿元，西藏财政收入净亏损0.48亿元。[39]1959年之后，无论是三年自然灾害，还是“文革”混乱时期，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都是持续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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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障援藏物资供应，尽量降低西藏人民日用品价格。为解决驻藏部队的粮荒问题和保障西藏市场物资供应，中央责成西北局组建一支运输队向西藏运输粮食。1953年初，西北运输队在兰州成立，王宝珊和慕生忠分任总队长和政委，在青海、宁夏、甘肃等省购买了骆驼2.6万峰，到1954年底，由格尔木向西藏北部运送面粉、黄豆160多万公斤，医药器材4.5万多公斤。[40]为提高向西藏运送物资的效率和保障西藏的各方面供给，在中共中央和相关省市的积极支持下，驻藏部队和西藏各族人民群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在1954年12月25日正式修通了川藏和青藏公路，1957年10月6日，又修通了由新疆叶城至西藏阿里首府噶大克（又称“噶尔雅沙”）的新藏公路，打通了祖国内地和西藏之间多条公路线。此后，中共中央和全国各地支援西藏的物资，通过这些公路线源源不断地运进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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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国家有关部委对供应西藏的商品物资在政策上予以优惠，在生产上周密安排到各省市区的生产厂家。各生产厂家接到任务后，均能做到优先生产、保障质量、按时交货。供应西藏粮食和食用油的主要省份是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北京、上海、江苏、山东、陕西和河南；日用工业品供应（针纺、百货、五金交电化工等）主要是上海、天津、广州；副食品供应（边销茶、冻猪肉、食糖、烟草等）主要是四川、广东、上海、广西、云南、贵州；物资供应（钢材、水泥、汽车、机电等）主要是首钢、包钢、武钢、鞍钢、兰州钢铁公司、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二汽车制造厂、北京吉普车制造厂、上海汽车制造厂等；民族用品的供应主要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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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1960～1962年国民经济出现困难的年代，各兄弟省份在商品短缺、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西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也给予了充分支持，“不仅在货源上予以保证，而且在价格上给予优惠”[42]。例如，1960年，福建省首批支援西藏2万多公斤茶叶，农业部和四川、青海、甘肃、陕西、吉林、新疆等省区无偿支援西藏优良种畜，1963年上海生产的5000多米氆氇呢运抵西藏。中央不仅保证了援藏物资的供应，而且不断降低西藏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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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15日，西藏贸易总公司决定从当日起，在西藏全区降低198种商品价格，降价的商品以粮食、茶叶和西藏人民必要的工业产品为主。1961年11月14日，西藏贸易部门再次调整物价，降价的有111种商品，多为群众生产必需品和生产工具。同时，还对全区各地出产的164种农牧产品和土特产提高了价格，以进一步鼓励农牧民发展生产。[43]1965年4月1日，西藏贸易部门再次决定从即日起，在西藏全区范围内，西藏人民生活必需的砖茶、沱茶和金尖茶，又分别降低销售价格10%到36%。[44]中央一升一降的价格调整政策，间接地增加了农牧民群众的收入，改善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可视为一种间接援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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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抢险救灾和无息贷款，为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实物支援。1952年藏北发生特大雪灾，受灾牧民达1.8万多人，黑河分工委立即动员灾民及时转移出灾区，并发放8.1万公斤青稞，3500公斤茶叶，贷款6.4万银圆，救济灾民。[45]1954年江孜特大水灾时，7月17日，中央及时发出慰问电，并拨出80万银圆和救灾物资，10月13日，中央同意以工代赈，又拨款300万银圆，修筑从江孜到日喀则和江孜到亚东的公路。在救灾过程中，把救济粮款直接发放到受灾的贫苦农奴手中。人民解放军在自然灾害面前，勇敢地冲在抢险救灾的第一线，受到了当地农牧民的广泛赞誉。1956年上半年，西藏工委又拨出专款，在拉萨修建了340间平房，收容无家可归的城市贫民。[46]另外，从1951年至1956年，中央“共发放138万多元低息和无息农、牧、手工业贷款，170多万元的无偿农具”。[47]帮助西藏农牧民改善和提高生产条件。从1959年至1963年，中央给西藏发放的贷款逐年增加，五年总共贷款954万元。从1963年起，国家又拨出1000万斤粮食作为长期无息贷款，发放给贫苦农牧民换购牲畜，发展生产。1963～1964年国家又拨款140万元，作为扶助贫苦农牧民发展生产的无偿投资。[48]这些低息或无息贷款，其实也是一种间接的援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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