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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国家有关部委对供应西藏的商品物资在政策上予以优惠，在生产上周密安排到各省市区的生产厂家。各生产厂家接到任务后，均能做到优先生产、保障质量、按时交货。供应西藏粮食和食用油的主要省份是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北京、上海、江苏、山东、陕西和河南；日用工业品供应（针纺、百货、五金交电化工等）主要是上海、天津、广州；副食品供应（边销茶、冻猪肉、食糖、烟草等）主要是四川、广东、上海、广西、云南、贵州；物资供应（钢材、水泥、汽车、机电等）主要是首钢、包钢、武钢、鞍钢、兰州钢铁公司、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二汽车制造厂、北京吉普车制造厂、上海汽车制造厂等；民族用品的供应主要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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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1960～1962年国民经济出现困难的年代，各兄弟省份在商品短缺、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西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也给予了充分支持，“不仅在货源上予以保证，而且在价格上给予优惠”[42]。例如，1960年，福建省首批支援西藏2万多公斤茶叶，农业部和四川、青海、甘肃、陕西、吉林、新疆等省区无偿支援西藏优良种畜，1963年上海生产的5000多米氆氇呢运抵西藏。中央不仅保证了援藏物资的供应，而且不断降低西藏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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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15日，西藏贸易总公司决定从当日起，在西藏全区降低198种商品价格，降价的商品以粮食、茶叶和西藏人民必要的工业产品为主。1961年11月14日，西藏贸易部门再次调整物价，降价的有111种商品，多为群众生产必需品和生产工具。同时，还对全区各地出产的164种农牧产品和土特产提高了价格，以进一步鼓励农牧民发展生产。[43]1965年4月1日，西藏贸易部门再次决定从即日起，在西藏全区范围内，西藏人民生活必需的砖茶、沱茶和金尖茶，又分别降低销售价格10%到36%。[44]中央一升一降的价格调整政策，间接地增加了农牧民群众的收入，改善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可视为一种间接援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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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抢险救灾和无息贷款，为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实物支援。1952年藏北发生特大雪灾，受灾牧民达1.8万多人，黑河分工委立即动员灾民及时转移出灾区，并发放8.1万公斤青稞，3500公斤茶叶，贷款6.4万银圆，救济灾民。[45]1954年江孜特大水灾时，7月17日，中央及时发出慰问电，并拨出80万银圆和救灾物资，10月13日，中央同意以工代赈，又拨款300万银圆，修筑从江孜到日喀则和江孜到亚东的公路。在救灾过程中，把救济粮款直接发放到受灾的贫苦农奴手中。人民解放军在自然灾害面前，勇敢地冲在抢险救灾的第一线，受到了当地农牧民的广泛赞誉。1956年上半年，西藏工委又拨出专款，在拉萨修建了340间平房，收容无家可归的城市贫民。[46]另外，从1951年至1956年，中央“共发放138万多元低息和无息农、牧、手工业贷款，170多万元的无偿农具”。[47]帮助西藏农牧民改善和提高生产条件。从1959年至1963年，中央给西藏发放的贷款逐年增加，五年总共贷款954万元。从1963年起，国家又拨出1000万斤粮食作为长期无息贷款，发放给贫苦农牧民换购牲畜，发展生产。1963～1964年国家又拨款140万元，作为扶助贫苦农牧民发展生产的无偿投资。[48]这些低息或无息贷款，其实也是一种间接的援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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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初建，百废待兴，经济条件有限，因此，在和平解放初期的援藏中大多以实物支援方式开展。1961年，中央给西藏调拨1100多吨农牧业生产用的钢材，还有700吨钢材在内地加工制造成农具供应给西藏。到1965年8月底，六年中国家直接供给西藏农牧民的粮食1650多万公斤，调进各类农具140万件，还给农民发放上千万斤种子。为了帮助西藏更快地发展，全国各省市区也多方面给以大力支援。据西藏和平解放后15年的不完全统计，兄弟省区市支援西藏的物资，仅农具和水利机械就有90多万件，化肥500吨，农药250吨，菜籽1万公斤，果苗15万株。[49]这种实物支援的方式既是中央早期援藏的主要方式，也是该时期援藏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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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派遣援藏医疗队和支教教师，是毛泽东时代智力援藏和技术援藏的主要形式。其实，人民解放军在进藏途中，免费为西藏各族人民群众诊断、治疗，就受到了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称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好门巴”。1953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选调了包括内科、外科、妇科等方面的125名专家组成的卫生部赴藏卫生工作队，开赴西藏工作。到1956年，在西藏全区建立了18家卫生院，免费为藏胞治病，还派出大批医疗队到农村和牧区巡回治病。[50]持续的医疗卫生援藏，即使在“文革”时期也没有停止。如1973年9月，国家卫生部选派了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中医、放射、检验、药剂和卫生防疫、药品制造、医疗器械修理以及医学教育等专业的445名医务技术人员组成的赴藏医疗队。截至1974年8月17日，该医疗队共计治疗病人40多万人，做各种手术4000余例，抢救危重病人300多名，还协助自治区创办了4所卫生学校和多期训练班，训练藏族等医务人员1200余名，并在1973年成立了西藏医疗器械修配所、西藏药品检验所。[51]1976年4月15日，卫生部组织的北京医疗队离京，赴西藏阿里地区为群众治病。这些援藏医疗队及其在藏所开展的各项工作，有效地促进了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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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教育援藏工作亦随之展开。到1956年上半年，在中央及西藏工委的支持下，全区共办小学31所，在校生2000人左右，并于1956年9月1日成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所普通初级中学——拉萨中学。1956年11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内地支援边疆地区小学教师的通知》，由四川、陕西等省选派小学教师支援西藏。这一举措极大缓解了当时西藏民族教育发展过程中师资缺乏的矛盾。[52]1965年7月，根据教育部《关于抽调初中、师范教员和教育行政干部支援西藏的通知》要求，首批从北京、天津、河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甘肃、湖南、山西、陕西、辽宁等省区市抽调的27名教师和辅导员，赴藏支援西藏的教育事业。[53]1974年8月2日，上海、四川等6省市和国务院各部委再次选派389名教师赴藏，支援西藏的教育事业。这些援藏教师，带去了内地先进的教学经验和管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西藏现代教育事业的进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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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西藏工矿企业的设立，以及修建公路、机场、桥梁、输油管道等各方面，中央也从人、财、物诸方面给以大力支持和帮助。如纳金电站修建，贡嘎、和平、邦达机场的修建，曲水大桥的通车，都有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帮助。1966年11月，上海市派出500名职工、技术人员援藏建设的林芝毛纺厂建成投产。[54]1972年5月30日开始的从格尔木至拉萨长达千余千米的成品油输油管线工程，主要也是以人民解放军为主，由地方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民兵参加建设，至“文革”结束时方竣工。“文革”结束之初的1978年1月23日，为实现西藏的农业机械化，国务院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召集有关部委和西藏、四川、江苏三省区负责同志座谈，达成了六项支援西藏的具体协议。[55]由此可见，自西藏和平解放至“文革”结束，中央政府的援藏工作持续未断。援藏方式包括实物、资金、技术和智力等各个方面，但总体上看还是以实物为主。援藏特点具有明显的持续性，援藏内容涉及广泛，不仅仅局限于上述的四个方面。当然，援藏效果会表现在许多方面，无疑对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具有非常大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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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点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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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的援藏工作，虽然也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但总体上来说，更多地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恢复重建或维修寺庙，以及教育援藏等方面。因此称之为“重点援藏”，意在突出这一时期的援藏重点。当然，这并不否认同一时期仍存在其他形式的援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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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央多次制定援藏方针、政策，并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全国相关省区市抓紧落实援藏工作，以促进西藏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如前所述，在第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都制定了相应的援藏方针、政策，一些相关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援藏省市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援藏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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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在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强调指出：“全国各有关地方和单位都要根据上级的指示，认真做好支援西藏的工作。要注意关心和照顾进藏干部和职工的家属子女，帮助他们解决某些实际困难；对调回内地的进藏干部和职工，要妥善安排和解决好他们的工作、学习、疗养和生活等问题。”要求“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对于《纪要》中提到的和自己工作有关的问题，要专门研究，制定措施，抓紧解决，并将落实情况上报中央”[56]。突出了中央对援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重在落实的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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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央的援藏方针、政策，1983年8月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发出了《关于为西藏选派专业技术干部的通知》。该通知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干部人事部门，各省、市、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省、市、自治区劳动人事厅（局），根据从严掌握，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为西藏自治区对口选派一批专业技术干部，同时要求“有关地区或部门的党组织一定要关心爱护这些干部。西藏自治区要根据他们的特长，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内地和沿海有关省、市的党组织要照顾好他们的家属，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57]。中央高度重视援藏技术干部及关心、照顾其家属，目的就是为了援藏干部能够在西藏安心工作，切实落实中央援藏方针、政策，促进西藏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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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再次强调了中央加强援藏工作的上述目的。他指出：“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西藏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58]同年10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劳斯时，再次强调：“我们对西藏采取扶持的方针，要内地帮助西藏发展。关键是要使西藏人民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59]即促进西藏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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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重点援建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更加优惠的经济政策，努力奠定西藏社会全面进步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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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财政经济方面，中央决定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1980年，中央决定对西藏增加每年拨款补助额，即以1979年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数为基础，经过调整后确定定额补助数额，以后每年递增10%。当年确定对西藏的定额补助数额为4.96亿元，这项政策一直延续到1986年。1980年，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西藏再次提高农、牧、副产品的收购价；对农业、牧业和手工业5年内实行免征免派购，取消一切形式的摊派；对农畜产品实行计划加价收购，销价不变，差价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和扶贫救济等；另外，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分行还于1980年9月23日做出决定，从10月1日起，3年内对农牧业、手工业贷款实行免息政策。1980年至1986年，中央对西藏的财力补助总计达到99.6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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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中央决定对民族地区取消财政补助的递增部分，实行定额补助。1989年的定额补助基数为8.9785亿元。中央还决定从财政体制外增加对西藏的补助，1989年、1990年、1991年分别增加补贴0.4亿、0.6亿、0.8亿元，同时每年增加工资、物价补贴0.3亿元。从1992年起，这部分补助进入定额补贴基数，当年中央对西藏的定额补贴基数为10.1126亿元。[60]由此可见，中央每年都定额补助西藏地方财政，为西藏从容地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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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央组织了相关部门和省市，为西藏建立相应的对口支援关系和提供一批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983年10月24日，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多杰才旦等党政负责同志和国家经委副主任赵维臣率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民委、中央统战部，四川省、浙江省、上海市、天津市的负责人组成的对口支援西藏代表团在拉萨举行会谈，双方就支援西藏建设项目和经济技术协作问题，经过认真商谈，确定建立10个对口支援单位，落实了50多个对口支援和合作项目。[61]阴法唐表示在对口支援和合作中，我们既要做到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量力而行，因地制宜，注重效益，搞好综合平衡，循序渐进，又要在支援和合作的方式上，采取多种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和灵活多样的方法。[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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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中央于1983年11月4日拨专款57万元，扶持边境地区的门巴族、珞巴族、僜人、夏尔巴人发展民族特殊商品生产；[63]1984年1月13日，又调拨给西藏20万公斤抗灾饲料。[64]1984年2月至3月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央不仅将西藏的免征免购政策延长到1990年，取消粮食、酥油、肉的计划议购和变相计划议购，补贴西藏的外汇差额等，而且要求9省市援建西藏43项工程[65]，成立以国家计委副主任黄毅诚为组长，国家经委副主任赵维臣、财政部副部长迟海滨为副组长的西藏自治区经济工作咨询小组，组织、推动全国各地方和中央各部门的援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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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43项工程及其他各批援藏工程项目相继开工。尤其是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的43项工程在不到两年时间内除两项缓建、一项停建外，均交付使用。其中，绝大多数工程为优良工程，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1986年6月13日，国务院对9省市和4部门进藏建设人员，颁发《援藏43项工程建设纪念证书》，到目前为止，已发放19450册纪念证书。[66]其他代表性的援藏建设工程还有以下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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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邮电部从1986年8月开始先后4次派出邮电规划研究院专家，帮助西藏陆续完成了《西藏邮电通信1986～2000年规划》、《西藏自治区长途交换、传输网1986～2000年规划》、《西藏自治区邮政通信网1986～2000年规划》和《拉萨市市内电话网1986～2000年规划》，这些规划得到邮电部批准。[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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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1985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修建羊卓雍湖水电站，该工程设计电站装机容量12万千瓦，年发电量2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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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民航部门从1984年至1986年，先后对贡嘎机场跑道进行了两次整修，新建停机坪2万多平方米，扩建候机楼1500平方米，建成6000多平方米的机场宾馆，日接待旅客能力达到300多人。[68]1987年建成一座自备电站，并引进德国通信设备和美国气象自动填图机与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产高分辨彩色卫星云图接收机，率先实现了机场设备的现代自动化。1988年，国家投资2.68亿元对贡嘎机场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使机场建设达到4E级标准，具备起降世界上任何客机的能力。[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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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在内地重点兴办西藏班（校），为西藏建设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为贯彻落实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大力发展西藏教育的政策，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于1984年11月，指示内地为西藏培养人才。1984年12月，在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召开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进行认真的讨论和部署，由国家计委、教育部、国家物资局、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联合发文决定：1.在天津、上海、河北、辽宁、江苏、山东、河南、湖北、重庆、陕西、山西、安徽、浙江、江西、湖南、云南16省市的学校中增办西藏初中班，从1985年9月起，每年共招收藏族小学毕业生1300名。2.由北京、成都、兰州3市各为西藏办1所中学，从1986年起，每年各招收藏族学生1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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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办学基本建设资金问题，国家共拨款投资3000万元。[70]据西藏自治区教科委中小学教育处统计，从1985年起到1989年止，16个省市的西藏初中班共招收了5250名藏族学生，北京、成都的西藏中学从1987年起也招收了藏族学生。1987年9月10日至1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援藏工作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办好教育事业，大量培养西藏建设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71]此后，一批批援藏教师相继赴藏，内地西藏班（校）的西藏学生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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