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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出于落实政策和保护文物需要，国家拨款维修寺庙和具有重要历史文物价值的建筑、佛像、佛塔，也是援藏的一种特殊形式。1980年10月，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拨款50万元，修复在“文革”中受到严重破坏的甘丹寺[72]，开启了这一时期国家出资维修寺庙，保护重要的历史建筑、历史遗迹和历史文物的大规模活动的先河。其中，1988年12月10日竣工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班禅东陵扎什南捷重建工程是这一运动中的代表性工程。扎什南捷总建筑面积1933平方米，高度为33.17米，塔高为11.52米。总投资780万元，其中国家拨款600万元，自治区人民政府拨款70万元，扎什伦布寺拨款100万元，刚坚发展总公司投资10万元。[73]国家为修建这座灵塔提供黄金108.85公斤、白银1000公斤、水银665公斤、铜5638.75公斤、木材1099立方米、钢材116.8吨、水泥1105.67吨、石料71782块，是为“自50年代以来，国家投资最多，建筑规模最大的一座寺庙灵塔”[74]。中央为维修寺庙，重建佛塔启动的援藏工程，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带动了西藏相关民族产业的发展和传统文化工艺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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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口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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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确定的帮扶西藏的政策，具体落实到每个省市和部门都可以说是“对口援藏”，但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的“对口援藏”尚未完全上升到“中央政策”的高度。例如，毛泽东时代的援藏工作，主要是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负责的相关工作与全国各省区市工农业生产的相对优势，确立某部门、某一个或几个省区市，负责支援西藏的工农业产品以及各类商品的供应。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的援藏工作，已经明确和组织了中央与国家有关部门与部分省区市的“对口援藏”，但“对口援藏”的行业范围和省区市相对有限，也没有相应的中央政策予以统一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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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主持中央工作之后，在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确立的援藏原则和方式，明确规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援藏、定期轮换”的援藏方法，并在具体的援藏工作中形成了三年轮换的长期“对口援藏”政策。这一时期援藏工作的明显特点——对口援藏，可统称为援藏工作。无论什么时期，凡是内地省市和部门或行业对西藏地方的支援，均称之为“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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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需要区分的是，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扶持，是国家在统一领导下对一个行政区域具有工作部署性质的安排，不能说成是中央在“援藏”；而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帮助才具有“支援”的意义，这应该是几十年间“援藏”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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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继续高度重视援藏工作，并就援助西藏事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制定了更加切合西藏实际的援藏方针、政策。1990年7月24日，江泽民在西藏自治区党员领导干部及地、市、县委和区直单位负责人大会的讲话中宣布：“国务院将组织有关部门和地方大力支持西藏开发‘一江两河’流域，并确定由国家计委在制订国家‘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中统筹安排。”指出：“对教育、科技、卫生等战线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要继续采取对口支援的方式给予保证。……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各省市都要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75]强调：“中共中央、国务院将一如既往地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给西藏以支持和帮助，继续动员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计划地支援西藏。”[76]此举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一如既往地重视援藏工作，大力支援西藏的发展。2005年，中央进一步要求，对口支援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及中央企业，要重视和加强干部、资金、技术、物资等方面的援藏工作，深化援藏内涵，拓宽援藏渠道，加大援藏力度，将援藏工作纳入本地区本单位的发展和工作规划，把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支持产业发展作为援藏工作的重点。援藏工作要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机制，改进方法，争取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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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20日至23日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正式确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援藏思路、援藏方针、援藏政策、援藏方式。1994年7月20日，江泽民指出：“关心西藏、支援西藏是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中央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服从党的工作全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高度，深刻认识中央关于全国支援西藏的决策的深远意义，从人才、资金、技术、物资等多方面做好支援工作。这件事要坚持不懈地长期做下去。……加强对口支援，增强西藏自我发展的活力，是西藏发展的需要，也是全国各地发展的需要。当前，首先要认真抓好中央确定的62个建设项目的落实工作。这次中央提出援藏项目后，各地各部门都很重视，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积极完成任务。中央相信，各地各部门对自己承担的项目，一定能够按质按量完成任务，并负责培训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协助西藏做好管理工作，保证收到实效。”[77]江泽民强调了全国支援西藏的巨大现实意义，指出了“对口支援”是西藏和全国各地发展的需要，指明了援藏工作的长期性和当前援藏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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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22日，李鹏总理在座谈会上宣布：“为了加快西藏发展，这次会议决定援建西藏62个项目，投资总额23.8亿元，其中中央有关部门承担四分之三，地方承担四分之一。这批项目建成以后，有助于改善西藏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必将使西藏的经济上一个大的台阶。”[78]李鹏介绍了支援西藏建设项目的大致情况。接着，他指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加快西藏发展要靠国家的扶持。国家对西藏的扶持，要着眼于从体制上解决问题，辅之以资金上的专项补助。为了帮助西藏自治区解决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国务院决定在财税、金融、投资、价格和外贸等方面，继续对西藏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政策。……对西藏的特殊优惠政策，是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采取的。”[79]表明了中央决心实施长期扶持西藏发展和实行特殊优惠政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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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西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该意见就支援西藏的原则和方法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支援西藏的一条重要原则是：“……援助西藏应当是长期的、主动的、多方面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要继续安排对口支援建设项目。……实现互利互惠、共同富裕。”[80]支援西藏的方式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区市，应在经济开发、教育卫生、干部交流等方面与西藏建立相对稳定的、各方面配套的对口支援关系。可采取内地两三个省市对口支援西藏一个地市的方法。确定对口支援关系，总体上由国家进行统一协调。做到突出重点，长短结合，形式多样，讲求实效。要认真落实迎接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62个建设项目。由各省区市承担的对口支援建设项目，不仅要完成硬件建设，还要完成软件建设。培养经营、管理所需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发挥援建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81]。至此，“对口援藏”正式作为中央确定的主要援藏方式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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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及全国各省区市的“对口援藏”工作迅速展开。1994年8月28日，卫生部在拉萨召开了全国卫生援藏工作会议，部署了今后的卫生援藏工作。同年12月6日，国务院召开了援藏建设工作会议，进一步落实了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翌年2月2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在北京联合召开进藏选派干部工作会议。会议根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的“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办法，首批承担分片负责任务的14个省市和中央、国家机关29个部委将选派1000名左右领导骨干和专业技术骨干进藏，以进一步加强西藏的干部队伍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82]1996年8月22日至23日，全国科技援藏工作座谈会在拉萨召开，会议共落实了科技援藏项目70多个，向西藏科技界支援资金、设备、车辆价值达1000多万元。[83]1997年9月1日，全国新闻出版援藏工作座谈会在拉萨举行，会议确定，要把多出好书和培养人才作为新闻出版对口援藏工作的重点。据统计，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已向西藏新闻出版事业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达1595万元。[84]1998年8月8日，国家信息产业部中国电信总局向西藏赠送数字移动通信设备一套，价值8000万元，总装机容量10万门，捐赠财物折合人民币321万元。[85]2000年8月7日至10日，2000年全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联席会暨社科援藏研讨会在拉萨举行，商讨了哲学社会科学界对口援助西藏社会科学事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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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大力援藏外，中央财政补助西藏地方财政的定额增长仍在继续，而且数额越来越大。据统计，1994～2000年，中央财政共扶持西藏包括增发国债补助和基建专项补助在内的补助款289亿元，其中定额补助达174.92亿元；到2000年，中央财政对西藏定额补助达30.73亿元，比1993年增加18.57亿元，增长1.53倍[86]，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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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区市的对口援藏更多地体现在落实援建项目工程、教育和抢险救灾方面。如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前夕，有40项大庆工程竣工交付使用。至1998年，62项工程已有60项交付使用，优良工程率达70%。1995～2000年，中央有关部委和对口支援的省市，在62项工程之外，又落实了668个援助、合作项目，投入资金达8.8亿元，两项合计总投资达48.62亿元。可以说“62项工程项目的建成，对改变西藏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落后面貌，改善投资环境、发展产业优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了西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1994～2000年，西藏生产总值连续7年实现两位数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2项工程的贡献率起到了重要作用”[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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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邮电通信建设项目方面，除国家投资的拉萨至日喀则光缆工程、十二话音VS#地球站、拉萨长途电信枢纽楼外，各个援藏省市均投入了规模不等的工程项目。例如，江孜至亚东、山南至林芝、江孜至曲水的光缆工程，三项工程合计投入15132万元。[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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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援藏方面，主要是兴办内地西藏班（校），加大对西藏教育的投资和兴建希望小学，当然也有援藏教师的持续到藏工作。1993年3月9日，受国务院委托，国家教委在北京召开了教育援藏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到会讲话。他说，内地支援西藏教育，办西藏班（校）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决策，是支持西藏现代化建设富有成效的措施。因此教育援藏工作要长期坚持，努力搞好，逐步扩大，并通过改革提高一个新水平，并对今后教育援藏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各对口援藏省市进一步加大西藏教育投资，仅1995～1997年，就为西藏教育投资达8888万元。[89]1993年，“希望工程”在西藏高原开始实施。14个对口支援省市均把援建“希望小学”当作重要的援藏工程。截至1997年10月，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及海外援助西藏希望工程的捐款共达3200余万元，全自治区72%的县都已建有“希望小学”，2万余名藏族贫困儿童重新挎上了心爱的小书包。[90]随着教育援藏资金的投入，希望小学兴建和援藏教室持续入藏，西藏的现代教育事业获得了较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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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的对口援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获得了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以及各族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1997年9月1日至3日，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干部工作座谈会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热地在开幕式上就称赞：“中央关心、全国支援是西藏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的有力保障。干部对口支援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认真做好干部援藏工作，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实现西藏长治久安，巩固西南边防的战略决策。”[91]肯定了对口援藏工作的现实意义和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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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11日至13日，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在第二次对口支援西藏干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近些年来，援藏工作取得的成绩非常显著。这些成绩不仅在于援藏干部在西藏直接做出的贡献，也不仅在于由此带来的项目、资金、物资上的具体支持，他们的作用要比这些大得多。首先是对维护西藏社会稳定、加快西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二是扭转了西藏部分人存在的内地干部在西藏难以有所作为的思想观念，改变了“有他们无他们一个样”的认识。三是兄弟省市的无私帮助，促进了西藏与内地的相互了解，增进了藏汉族干部之间的友谊，加强了民族团结。[92]他高度评价了对口援藏干部的贡献，并就下一步对口援藏工作提出要求：“一要拓宽工作范围，全方位加大工作力度；二要突出工作重点，力争有新的发展；三要做好对口援藏干部的衔接工作。”[93]这就是要持续不断开展和加强对口援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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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25日，江泽民在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再次肯定了“对口援藏”政策。他说：“全国支援西藏力度加大，一大批骨干项目建成并发挥重要作用。国家投资建设了交通、能源、通信、农牧业、社会事业等一批基础性骨干项目，62项重点援藏工程全部建成，为西藏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各省区市特别是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十五个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对口援藏，派出援藏干部，完成了一大批援建项目，有力推动了西藏的发展。”[94]江泽民肯定了援藏工作的积极意义和对口援藏的重要作用。因而，他强调：“全国支援西藏，是中央的重要战略决策，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政治任务，也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帮助西藏实现快速发展的特殊措施。各有关省区市要继续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支援西藏的工作。承担对口支援的省市，应该把加快西藏受援地区的发展视为本省市的一项特殊任务，把那里的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本省市整体发展计划，实施全方位援助。新时期的援藏工作，要多搞一些能够使广大群众直接受益的项目。在进一步增加对口支援力度的同时，在市场前景较好的经营性领域，要运用市场机制吸引内地企业参与经营。”“在实践中走出一条随着国家援藏力度不断加大、农牧民收入不断增加的新路子。”[95]再次要求有关省区市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进一步加强对口援藏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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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新世纪初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并指出：要“进一步做好全国支援西藏工作”。该意见中说，“全国支援西藏是中央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96]，要“进一步做好干部对口支援工作”，“继续坚持‘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办法。对口支援工作在原定十年的基础上再延长十年，对口支援关系基本保持不变。增加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参加干部援藏工作。对原未列入受援范围的西藏二十九个县，区别不同情况，以不同方式纳入对口支援范围。适当增加对口支援干部数量，加强对对口支援干部的管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省市和中央、国家机关要把西藏受援地区和部门作为本省市、本部门的一个特殊地区和部门对待，认真总结援藏工作经验，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促进发展和维护稳定等关系，把干部援藏和经济援藏结合起来。其重点就是加强基层建设、加快基础产业和教育卫生事业发展。通过援藏工作，有力地促进支援省市和受援地区的经济文化合作，增强了西藏与内地的密切联系，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西藏各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97]进一步延长对口援藏工作的期限，将对口援助的范围扩展到了边境地区的29个县和号称“无人区”的双湖特别行政区，增加了对口援藏干部的来源部门和人数，尤其是部分大型国有企业选派援藏干部以后，更是将自身的企业优势与当地经济发展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从而使对口援藏工作向更加合理、更加高效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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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1990年西藏自治区第四次党代会胡锦涛提出“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西藏工作指导思想之后，基本内容沿用至21世纪初，先后称为“西藏工作基本指导思想”（1990年）、“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方针”（1994年）、“新世纪初西藏工作指导思想”（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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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进行视察，对有关省市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并做了重要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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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第6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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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参见刘家声《“不搞争论”是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工作思路上的“一个发明”》，《理论导报》199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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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46～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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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五条原则，即：一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所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原则、方针；二是西藏的经济体制改革力求与全国同步，不可能另搞计划经济或半计划经济，与全国市场经济体制力求保持一致；三是本着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全面推行，结合实际，适当变通的原则，贯彻执行《决定》和中央将出台的一些具体改革措施；四是在保证效益前提下，尽可能高速度发展，争取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五是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尽可能争取中央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中用新的方法，继续赋予西藏一些特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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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理论界的阐释文章提出，生产力标准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和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政界、新闻界将“生产力标准”作为一个固定名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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