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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九姓是回鹘最基本的氏族集团，以药罗葛为首，日后回鹘可汗多出自该氏族。然而至8世纪末9世纪初，药罗葛氏衰落，出身于跌氏的大相被回鹘贵族和民众拥立为可汗，唐朝册封之为“怀信可汗”。嗣后，回鹘汗国的汗位实际上已由药罗葛氏转入到跌氏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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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回鹘部落是由内九姓，即药罗葛、胡咄葛、咄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阿跌）、葛萨、斛嗢素、药勿葛、奚耶勿九个氏族联合形成的。而回鹘部落又与仆固、浑、拔野固、同罗、思结、契苾、阿布思、骨仑屋骨联合，构成部落联盟，统名为回鹘，以回鹘部落为首。后来回鹘又吞并拔悉密、葛逻禄二“客部”，外九姓进而发展为十一姓（或十一部）。在突厥卢尼文《磨延啜碑》中也记载有回鹘九姓部落联盟。到744年漠北回鹘汗国建立以后，这些不同的部落仍统名曰回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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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鹘的发展与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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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之际，回鹘分布在突厥北之娑陵水（色楞格河）流域，“众十万，胜兵半之”，[8]过着游移不定的生活。部众推时健俟斤为君长。在他死后，其子菩萨以智勇双全，作战时身先士卒、所向披靡而受部众拥戴，继位君长。菩萨绳其祖武，战功显赫，其母乌罗浑“性严明，能决平部事”，[9]使部内秩序井然。回鹘从此强盛起来，开始以独立的、具有较强大军事力量的一个民族而出现于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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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元年（627年），回鹘、薛延陀、拔野古等部叛离东突厥。颉利可汗派侄儿欲谷设率领10万骑兵讨伐之，回鹘酋长菩萨率5000骑兵在河西马鬣山打败突厥10万大兵，夺回了大批战俘，回鹘军声威大振，迅速发展到10万人。翌年，铁勒各部共推薛延陀部首领夷男为可汗，菩萨便在独乐水（今蒙古国土拉河）树立了牙帐，自称颉利发，回鹘自是崛起。贞观三年（629年），菩萨遣使向唐朝贡。次年，东突厥灭亡。回鹘与薛延陀两部称雄漠北。当时薛延陀多弥可汗在位，内部矛盾重重，部落离心，但其所屯强兵20万，威胁着唐朝的安全。菩萨死后，吐迷度继任酋长，贞观二十年（646年）夏六月，吐迷度联合卜骨、同罗等部进攻薛延陀，唐朝发兵相助，回鹘攻杀了薛延陀的多弥可汗。薛延陀汗国灭亡后，回鹘兼并了薛延陀在漠北的大片土地，称雄漠北。从此，东部铁勒诸部便都被称为回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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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灭薛延陀，唐朝派遣使臣对其进行招谕。同年秋八月间，回鹘、拔野古、同罗、卜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铁勒十一姓各遣使向唐朝贡。九月，唐太宗亲至灵州（宁夏灵武市西南）招抚铁勒诸部，各部俟斤派到灵州的使者多达数千人。冬十二月，回鹘首领吐迷度等到唐朝朝觐，表示愿意臣服于唐朝，开回鹘与唐朝友好关系之先河。唐太宗受到回鹘的拥护，封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并将薛延陀的故地赐给回鹘，在那里设立瀚海都护府（内蒙古境内朱马尔河畔），吐迷度任都督，下设州、刺史、长史、司马等官职，此时吐迷度已私称可汗，并仿照突厥官职设置了官号，正式建立回鹘汗国。吐迷度修了一条直通唐朝的参天至尊道，[10]表达回鹘对唐的尊敬，沿途设置驿站，唐太宗也被回鹘及其他游牧部落称为“天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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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皇帝之有天可汗（Tängri Qaγan）称谓，始自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由四夷君长或西北诸蕃，在东突厥破亡之后所共同尊奉。其后，到贞观二十年（646年），再因薛延陀之败亡，回鹘可汗欲称雄漠北，倚重于唐，遂重申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请置唐官，并请开参天可汗大道，决意内属。此后，唐朝皇帝遂有“天可汗”之称，一直到郭子仪（697～781年）与唐德宗（779～805年在位）相继去世以后，才消失于无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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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回鹘内乱，吐迷度被其侄乌纥伙同其连襟俱陆莫贺达官俱罗勃谋杀，事后乌纥投向东突厥连鼻可汗，但此事被唐朝燕然都督府发现，并报告了唐朝，乌纥被擒杀，俱罗勃被送往内地软禁。唐朝无力平定这次回鹘内乱，唐太宗派崔敦礼前往回鹘抚慰，封赠吐迷度为左卫大将军，并将其子婆闰封为左骁卫大将军，接任父职。永徽二年（651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唐时，婆闰率领5万骑兵，协助唐军打败了贺鲁，收复北庭（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永徽六年（655年），婆闰从征高丽有功，显庆二年（657年），婆闰随燕然都护任雅相等讨平贺鲁，以功升任右卫大将军。龙朔元年（661年），婆闰去世，而其子比粟毒继位。此后，回鹘逐步走向强盛，并在部分守旧贵族的支持下，多次侵犯唐朝北部边境，致使唐朝在龙朔三年（663年），迁燕然都护府至回鹘地，并改名为翰海都护府，统辖漠北诸州府，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回鹘诸部的统治。到永隆元年（680年），比粟毒死，其子独解支继位。永淳二年（683年），阿史那骨咄禄建立后突厥汗国，铁勒各部重新处于后突厥汗国的统治之下。突厥势力得到恢复并强大后，一度夺取铁勒故地，回鹘不断与东突厥交战，势力逐渐壮大，此后经历了伏帝匐、伏帝难等几位酋长，逐渐成为北方民族中强大的一支，为漠北回鹘汗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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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 [:170668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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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 第二节 漠北回鹘汗国的建立与社会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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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鹘汗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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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联合回鹘等部南北夹击后突厥。第二年，回鹘酋长骨力裴罗联合葛逻禄、拔悉密二部，合力斩突厥可汗，立拔悉密首领为颉迭伊施可汗，骨力裴罗与葛逻禄首领自称左右叶护。接着，突厥又立新可汗，号乌苏米施可汗。回鹘、拔悉密、葛逻禄三部派兵追击，于天宝三载（744年）击杀之。同年秋八月，回鹘首领骨力裴罗杀拔悉密颉迭伊施可汗，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Qutluγ bilgä kül qaγan）。骨力裴罗（Gur bala）本名逸标弊，原意，为“贤惠、圣智”的意思，作为可汗有神圣之意。他建牙帐于乌德鞬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唐朝封他为奉义王，稍后又封他为奉义可汗，至此，雄强一时的漠北回鹘汗国正式建立。据载，骨力裴罗建国伊始，其疆域即相当广袤，“东极室韦（今额尔古纳河一带），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12]说明东起大兴安岭，西至今新疆北部，南抵长城，北至贝加尔湖，整个大漠南北，尽为回鹘所占。当然，上述疆域实指汗国建立之初的控地而言，与汗国建立之前回鹘人原先活动的地域有所不同，汗国中期以后，由于在西域与吐蕃、葛逻禄争战，疆域也随着势力的强弱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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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鹘的社会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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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西迁之前，本为一“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13]的游牧民族。就其社会性质而言，在漠北回鹘汗国时期已实现了由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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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家庭。由若干家庭组成氏族，由9个氏族组成“九姓回纥”部落。这9个氏族为药罗葛、胡咄葛、咄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嗢素、药勿葛、奚耶勿，史称“内九部”（内九姓）。这一氏族集团在汗国时代是最高的贵族阶级，可汗常是从药罗葛氏族中产生，只是在795年以后，由于药罗葛氏可汗无子，汗位才传给跌氏骨咄禄。骨咄禄虽出跌氏，但他因为有药罗葛氏养子身份而一直冒姓药罗葛氏，从而获取支持。内九姓又与仆固、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拔悉密、葛逻禄八个部落联合，构成部落联盟，史称“外九部”（外九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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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氏族而部落，再到联盟，体现了原始社会时期“胞族”组织形式在回鹘社会中的存在与遗留。《旧唐书·回纥传》载：回纥“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无君长”。《新唐书·回鹘传》说：回鹘原为高车的一个部落，“初无酋长”，后来臣属于突厥。而流传于回鹘后裔中的传说表明，当时“这些畏兀儿（回鹘）部落还没有指定的君长”，后来才“从诸部中最聪明的额必失里克部落选出一个名为忙古台的人，授以亦勒—亦勒迪必儿之号。他们还从兀思浑都儿（嗢昆）部落选出另一个具有良好品性的人，把他称作古勒—亦儿勒”。[14]于是回鹘部落有了两个并列的首领。估计他们和其他古代部落一样，一人管民政，一人管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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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隋代，大业元年（605年）突厥处罗可汗攻击铁勒诸部，铁勒叛离突厥以后，回鹘与仆固、同罗、拔野古、覆罗五部首领始自称“俟斤”。据《新唐书·回鹘传》记载：“有时健俟斤者，众始推为君长。”这是回鹘的第一位君长。至吐迷度统治时期，回鹘对土地的掠夺成为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贞观初，吐迷度“大破薛延陀多弥可汗，遂并其部族，奄有其地”。到646年，回鹘势力“南过贺兰山，临黄河”，俨然已发展成为一个疆域广大的政权。这一时期，回鹘传统的部落首领选举制也被父死子继的世袭制度所代替。君长的出现，世袭制度的形成，标志着回鹘社会由原始公社制正在向阶级社会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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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漠北回鹘汗国时期的社会性质，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奴隶制，[15]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封建制。[16]这里采纳后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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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北魏时期，回鹘氏族部落内部已产生了贫富分化现象，富有的游牧民“其畜产自有记识，虽阑纵在野，终无妄取”。[17]这是回鹘生产发展和作为生产资料的牲畜变为私有财产的必然发展结果。至突厥统治时期，回鹘社会开始出现蓄奴之风。勒立于732年的突厥卢尼文《阙特勤碑》在追述突厥汗国王子阙特勤（686～731年）的事迹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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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春天，我们出兵征伐乌古斯（回鹘），阙特勤受命留守。敌人乌古斯偷袭汗庭，阙特勤身骑白马，毙敌九人，并守住了汗庭。使吾母可敦及诸母、诸姊、诸媳等活者免于沦为奴婢，使亡故者不致暴尸于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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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的这次征伐发生在7世纪末8世纪初，说明那时回鹘人中已存在蓄奴之风。759年勒立的突厥文回鹘碑《磨延啜碑》更是两次提到回鹘汗之奴，一见于东面第1行，作qulum küngüm，一见于南面第9行，作küngüm qulum，其义均为“我的奴隶”，即可汗的奴隶。[19]此载可与《阙特勤碑》相印证，说明在漠北回鹘汗国时期蓄奴之制是存在的。但是，这些记载尚不足以表明那个时代回鹘已迈入了奴隶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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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般而言，牧业经济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奴隶制度下，奴隶无任何财产，更无身份地位，甚至连基本的生命保障都难以得到，故缺乏劳动积极性，通常需在强制下从事劳动。一有机会，他们便会逃亡。在辽阔的草原上，既难对其进行严密的监督，又无法阻止其逃亡。所以，当时回鹘所蓄之奴，主要是用于家务的。从前引《阙特勤碑》的相关内容看，当时回鹘所蓄之奴主要是女奴，可见并非用于生产劳动。回鹘没有从氏族社会经由奴隶社会而直接步入封建社会，除了自身原因外，来自突厥及中原王朝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原王朝自战国时代起即已进入封建社会，在唐代臻至极盛。而北方的突厥也是一个封建的游牧社会，且长期统治回鹘人。在此情况下，回鹘不可能再回到奴隶制阶段。严格来讲，回鹘的封建制有其独特个性，可称之为封建的、宗法的游牧社会。[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