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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汗国内部，可汗、可敦是最大的牧主，不管内九姓还是外九姓的首领，以及地方上的各级官吏，都成为级别不等的牧主。他们占有大量的牧地，从牧民的无偿劳动中攫取大量的畜群。而牧民对牧地只有使用权，也仅有数量较少的牲畜。牧民和黑民（平民）是畜牧业的主要生产者，若遇战事，他们需自备战马、武器、食粮，随牧主征战，战利品则大多归牧主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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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漠北回鹘汗国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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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汗国时期，随着回鹘社会自身的发展，加上受到封建制度高度发展的唐王朝的巨大影响，回鹘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作为主要经济部门的畜牧业、商业与城镇的发展，社会生活也开始出现半定居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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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放牧的家畜主要有马、羊、驼、牛等。是制作羊在回鹘畜牧业中地位重要，肉类、奶制品是回鹘人的日常食物，羊毛则是制作粗呢、氍毹、毡毯、帐篷、织袋等各种毛织品的原料，尤以大足羊为特产，据载，“其地沙卤，有大羊而足长五寸”。[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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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畜牧业中以产马最为著名。马为主要代步工具，平日骑以放牧羊群，战时则背驮骑士驰骋疆场。马既是回鹘人的生产资料，也是回鹘人的生产果实。《唐会要》记回鹘、拔野古、同罗、仆固、思结、契苾、浑、葛逻禄、拔悉密九部各有许多马群聚集于某山某水，马身上都打有各部落的印记，叫做“纳马印”。[22]杜甫曾为回鹘牟羽可汗（759～780年在位）出兵平定安史之乱时马比兵多的现象大感惊奇，在《北征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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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鹘。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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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当时回鹘兵每人占用的军马可达两匹。《旧唐书·回纥传》所谓“丁壮得四千人，老小妇人相兼万余人，战马四万匹”，以此计算，那么，回鹘马就更是多于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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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生产大量马匹，除自己骑乘、食用外，还用于与周边民族的交换。自8世纪中叶回鹘两次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出于对回鹘人的感激，每年都用大量的丝绢和茶与回鹘博易，购买回鹘的马匹。[24]回鹘每年都向唐朝输入马匹，其数目，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有十万匹。《旧唐书·回纥传》记载有大历八年（773年）的绢马互市情况：“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按每匹马的价格为四十匹绢计算，一年之中，唐朝输入回鹘的绢就有四百万匹。这个数目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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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与绢、茶市易加强了唐与回鹘间经济上的互补关系，有利于加强二者间的政治同盟。唐朝以农业立国，回鹘则事游牧，二者间的内部经济结构、生产特点迥然有别，各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优势是唐朝男耕女织，盛产粮帛茶，其中帛不仅是商品，还可代为货币进行交换，是财富的象征，劣势是由于人口增长，内地可耕地大都垦为农田，耕牛多而战马少。唐朝初兴，即非常重视马政，麟德年间（664～665年），诸监牧马总有“七十万六千余匹”，陇右成为唐朝最大的牧马基地。由于战事频仍，马的消耗量很大，而马至4岁方可骑乘，至10岁即不堪用，故唐产马匹供不应求。及至安史之乱前，唐尚有“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九十二匹，内二十万八十匹驹”，[25]大约仅能武装十万骑兵。安史之乱后，陇右、河西、安西、北庭等广大产马、牧马的西部地区尽陷于吐蕃，唐之马政陷于瘫痪，而战马需求量却激增，遂不得不仰赖于外部输入。回鹘的优势则在于幅员辽阔，牧业发达，马匹孳生超出了自身的需要，但缺乏粮食、绢帛与生活必需的茶。因此，双方一直马、绢、茶市易不绝，回鹘成为唐朝战马的主要供应者，唐朝则为回鹘所需粮帛的主要提供者，从而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互补关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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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与唐朝经济联系的加强，回鹘的社会经济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生产、生活方式也随之逐步发生转化，由不定居而转向半定居。在发展游牧业的同时，农业、商业和手工业也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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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汗国都城哈喇巴喇哈逊（今蒙古国哈拉和林哈喇巴喇哈逊故城遗址）以及鄂尔浑河畔的考古发掘证明，当时这里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农业区，灌溉渠和灌溉田园的渠道网在这里都有发现，而且在很多住所中还发现有台架和磨盘。[27]哈喇巴喇哈逊故城附近的蒙古牧民将散落当地的来自唐朝的旧磨盘遗物收集在一起，堆积成敖包，用于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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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用唐磨遗物堆砌的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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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于蒙古杭爱山西北发现的突厥卢尼文《铁尔浑碑》（又称《默延啜第二碑》）中也有回鹘农业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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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条河流］之间，那里有我的草场和耕地。色楞格、鄂尔浑、土拉等八［条河流］使我愉快。在那里，在Qarγa和Burγu两条河之间，我居住着和游牧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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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南逃的乌介可汗还曾致书唐朝，乞请种粮等物。唐朝回复说，一定满足他的请求：“所求种粮及安存摩尼……并当应接处置，必遣得宜。”[29]既然需要种粮，自必为农耕所需，足证当时回鹘农业确有一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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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农业的发展，又势必会导致一部分回鹘牧民的定居，于是，农业居民点也就应运而生了。考古人员在鄂尔浑河流域，尤其是回鹘汗国都城斡尔朵八里——今哈喇巴喇哈逊（Qara Balgasun）故城遗址——发现有工匠住宅，宅中残存有松香、铜片、铜镜等，说明定居又促成了回鹘手工业、商业的发展。[30]9世纪时，阿拉伯旅行家塔米姆·伊本·巴赫尔（Tamim Ibn Bahr）曾行至回鹘地区，并撰有游记，称回鹘的首府是个大城镇，农业兴盛，周围布满乡村。这个城镇有十二扇巨型铁门，人口众多，聚落稠密，有集市经营各种商业。[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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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是回鹘汗国兴起后在粟特人帮助下发展起来的。回鹘初兴，不擅理财，故历代回鹘可汗很重视在这方面有特长的粟特商人。粟特原居河中，自古以善于经商、理财而闻名于世。利至所在，无远弗届。远在突厥汗国时代就已有大批粟特人定居漠北，7世纪至8世纪间，粟特故国被大食帝国占领，粟特人无家可归，更是云集漠北，以贾求售。丝绸贸易则是他们传统经营的项目。虽然时至唐朝养蚕制丝技术早已传播于四域，但从唐土输送到漠北的丝绸，经他们转手贩至中亚，瞬间利增十倍，成为回鹘汗国的滚滚财源。[32]回鹘汗国之所以接受来自粟特地区的摩尼教，此为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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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时期，回鹘修建“参天可汗道”，由漠北直通唐都长安，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33]这一道路后被粟特人所积极利用，回鹘汗国的第二代可汗葛勒可汗磨延啜在其纪功碑（即古突厥卢尼文《磨延啜碑》）中夸耀说：“我让粟特人和中国人在色楞格河处建立了富贵城。”[34]粟特人和汉人一道活动，显然更可能是从南边经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即著名的参天可汗道到漠北去的。[35]随着回鹘商业的发展，通往中亚和欧洲的草原道也得到了发展，沿途设有驿站，备有驿马，而且还开凿了水井。故而大食使者自河中出发，“前往九姓可汗（Tughuzghuzian khaqan）之国旅行时骑的是该可汗派给他的驿马。每昼夜前进三站，他在草原上旅行了二十天，那里有许多泉水和牧草，但没有村庄或城镇，只有住在帐篷里的驿站服役者”。[36]与“参天可汗道”沿途设施之情状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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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回鹘境内的交通干线不止一条，除参天可汗道之外，还有通往河西的居延道，通往黠戛斯的剑河（叶尼塞河）路，以及通往西域的北庭路等，大约沿途也存在着同样的设施。这些设施除供军用外，也有商业上的重大价值。由于粟特人在经商上独擅胜场，在汗国备受青睐，地位日益提高，至其末世，粟特首领安允竟升至国相之位，独秉朝纲。势足以废立国君，其飞扬跋扈之状可见一斑，而史载回鹘人初本风俗淳朴，不善理财，后来在粟特人影响下才世风渐移。但总的来说，商业还是回鹘人正在习惯适应的一种新兴经济部类，而且通商的主要对象还是唐朝，因此，这一时期唐朝货币大量流入漠北已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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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漠北回鹘汗国时期城镇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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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半定居人口的增加，工商业的发展，加上来自唐朝的影响，促进了漠北回鹘汗国城镇的兴起。汉文史书与鄂尔浑回鹘碑铭多处记载到回鹘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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