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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还崇拜山。据载，回鹘所崇拜的山叫Qutluγ Taγ（胡力答哈），意为“福山”，回鹘人认为自己的强盛正是托此山之福。北京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回鹘文写本XJ 222-0661.9第51行有“Bay Tag”一词。[72]Bay Tag者，即“福山”之意，或Qutluγ Taγ（胡力答哈）之异写，未可知也。后来，唐朝使者巧使毒计，以烈火烧毁“福山”，于是，回鹘可汗卒，“灾异屡见，民弗安居，传位者又数亡，乃迁于交州”。[73]元人虞集曾记载过这么一桩趣事：“甲戌，至凤翔，与宪使、郡守祀于雅腊蛮神之庙。雅腊蛮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关中者移祀于此云。”[74]准此以观，元代时迁到陕西关中凤翔一带的回鹘人把他们崇拜的山神——雅腊蛮神也从高昌搬到了新的侨居地凤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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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自然崇拜大约产生于血缘家庭阶段，当血缘家庭被母系氏族公社代替的时候，人们的血缘观念已在日常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人们相信同一氏族的人是最亲密的。为了区别本氏族成员与他氏族成员的不同，各氏族都有一个特殊的标记，这就是图腾。同其他许多北方民族一样，回鹘是将狼作为图腾的，自认其祖先原为一个女子，“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75]以此之故，唐代时期其国旗上常绣有狼的形象，被称为“狼纛”。[76]狼在古代回鹘人的心目中也是异常神圣的，被视为勇敢的象征，故其强有力的可汗常被称为“附邻可汗”。[77]“附邻”，史籍又作附离、步离、佛狸等，即突厥—回鹘语böri的音译，意为狼。附邻可汗即为狼可汗。甚至在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文回鹘语摩尼教诗歌中也可以看到狼崇拜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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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ök böritäg sini ［birläγ］ yorïyï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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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ra quzγuntäg topraq üzä qarayï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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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苍狼与您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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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似黑鹫与世共生。[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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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黑鹫（qara quzγun）亦即古代回鹘人所崇拜的鹰的一种。唐朝中期，回鹘汗国强盛，其可汗于贞元四年（788年。一说元和四年，809年）上表改“回纥”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79]回鹘可汗要求将族名改为回鹘，显系崇拜鹘所致。鹘者，系体形较小之鹰属鸟类，或通名之为隼，属于肉食猛禽类之一。[80]在古代维吾尔族神话传说中，乌古斯可汗有许多子孙，其氏族的“汪浑”（族徽或图腾崇拜对象）都是鹰、鹫、青鹰。[81]结合上引摩尼教诗歌内容，似乎也可将鹰视作古代回鹘的图腾。回鹘对鹰的崇拜，在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回鹘文题记中也可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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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勇猛之狮、统治全国的九姓之主、全民苍鹰侯回鹘特勤。[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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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鹘人的观念中，生殖器官被视作生命的本源和事物繁荣的象征，因而受到崇拜，回鹘所崇拜的umai（乌麦）就是从生殖崇拜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此词在突厥汗国时代的碑铭中就经常出现，如《阙特勤碑》在述及母亲之慈爱时说：“托像乌麦一样的我母可敦之福，我弟受成丁之名。”[83]《暾欲谷碑》也记载说：“天神与乌麦、各种土地、火神结合起来了。”[84]11世纪成书的《突厥语大词典》收录了一句古代维吾尔族的格言，称：“谁敬umay（乌麦，胞衣），即可得子。”[85]可见，乌麦是一种保护母腹中胎儿的图腾，只要人们真诚地祈祷，就会得到幸福和孩子。除突厥、回鹘外，还有很多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的民族也都崇拜该神。[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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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人们的世系观念大大增强，对人的崇拜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样就产生了祖先崇拜。回鹘之祖先崇拜主要表现在丧葬观念上，其祖先高车之丧葬方式是“掘地作坎，坐尸于中，张臂引弓，佩刀挟矟，无异于生”。[87]以此方式寄托让死者灵魂永生的愿望。依照当时的习俗，人死后，死者的亲属要“剺面”痛哭，死者的妻子以及生前的日用品也要殉葬。如回鹘毗伽可汗死，“国人欲以宁国公主殉”。[88]死者生前是主人，死后他的灵魂还要成为主人。祖先崇拜是对业已死去的人物，亦即氏族祖先的崇拜，与以往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相比，则更趋于人格化，即已把祖先视作半人半神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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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使神和人联系起来，中间必须要有一个“中介”。大凡比较完备的原始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形成具有一定形式的神职人员来充当人和神之间联系的中介和宗教教义的解释者。早在5世纪，我国史书所记载的高车人中的“巫”就是这种神职人员。史载高车人“喜致雷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89]高车斛律部首领倍侯利“善用五十蓍筮吉凶”。[90]这里的“巫”、“蓍筮”，在突厥语中称为qam。qam一词有“动”、“急动”、“震动”、“摇之向上”等意，另外还有“跳跃”之意，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巫师跳神的动作。《突厥语大词典》著录qam一词，即径直释之为Shaman，即萨满。[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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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63年牟羽可汗将摩尼教引入回鹘之前，萨满教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俨然享有国教的地位。随着回鹘社会的变迁，加强汗国统一的呼声开始高涨起来。于此情况下，回鹘牟羽汗在引入摩尼教不久即将其定为国教，使萨满教势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逐渐衰落下去。但由于萨满教在回鹘及其先民中已流行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根深蒂固，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所以在其丧失国教地位后，不可能一下子就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并长期在回鹘社会中存在着。如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王延德出使高昌，见这里“佛寺五十余区……居民春月多群聚遨乐于其间。游者马上持弓矢射诸物，谓之禳灾”。[92]说明回鹘萨满教的影响也渗透到民俗之中。当时，居住于今北京一带的契丹或女真人亦非常信奉回鹘之巫术。南宋洪皓《松漠纪闻》即曰：“燕（指契丹或女真）人或俾之祈祷，多验。”[93]《元史》还记载说：“［大德五年（1301年）七月］癸丑，诏禁畏吾儿僧、阴阳、巫觋、道人、咒师，自今有大祠祷必请而行，违者罪之。”[94]由元政府颁布诏敕对回鹘巫师的活动予以禁止，说明影响不小，否则就不会引起朝廷的关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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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摩尼教在回鹘汗国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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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年？）所创立的一种宗教，它摄融了早已在中亚流行的祆教、诺思替（Gnostic）教、景教和佛教等多种因素，主要思想则是世上光明与黑暗斗争的二元论。摩尼教在波斯曾盛极一时，后来因受到波斯王瓦拉姆一世（Vahrâm I，274～277年）的残酷迫害，教徒流徙四方。其中向东的一支进入河中地区，以后逐渐东传至中国，再辗转传入回鹘，于8、9世纪时在回鹘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迅速替代了原来盛行的萨满教，一跃成为回鹘的国教，实现了柳暗花明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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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摩尼教传入回鹘的具体过程，有两件最重要的资料可供参考——《九姓回鹘可汗碑》和《牟羽可汗入教记》。此外，在1981年于新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新发现的回鹘文写本中，有一件编号为81TB10： 06-3的残片内容也涉及摩尼教始入回鹘的史实，但文字残毁严重，从中可以看出，初入回鹘的摩尼教慕阇，除牟羽可汗从洛阳引入者外，还有一些直接来自西域地区。[95]惜文献残损过于严重，许多内容无法确定，故此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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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81TB10： 06-3回鹘文摩尼教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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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姓回鹘可汗碑》用突厥文、汉文、粟特文三种文字写成，而《牟羽可汗入教记》仅使用了回鹘文。以二者相较，不难看出其间差异不少。碑铭对摩尼教传入回鹘的过程是这样记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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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汗乃顿军东都，因观风俗，败民弗师，将睿息等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况法师妙达名门，精通七部，才高海岳，辩若悬河，故能开正教于回鹘，以茹荤屏乳酪为法，立大功绩，乃曰汝傒悉德。于时都督、刺史、内外宰相、司马佥曰：“今悔前非，愿事正教。”奉旨宣示，此法微妙，难可受持。再三恳恻：“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悟真，不可复事，特望□□。”□□□曰：“既有志诚，任即持赍。”应有刻画魔形，悉令焚爇，祈神拜鬼，并摈斥而受明教。薰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故圣人之在人，上行下效。法王闻受正教，深赞虔诚。□□□□德（愿），领诸僧尼，入国阐扬。自后□慕阇徒众，东西循环，往来教化。[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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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中的可汗，实即漠北回鹘汗国第三代君主——牟羽可汗（759～780年在位）。从碑文可知，在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后，牟羽可汗曾出兵助唐，在洛阳逗留期间与几位摩尼教高僧发生了联系，随之将睿息等四人带回漠北，令其布道。很快，摩尼教即在漠北战胜回鹘旧有宗教——萨满教而一跃成为回鹘的国教。这些记载与唐代汉史大体吻合。依汉籍，牟羽可汗原是在唐肃宗于宝应元年（762年）五月驾崩后应叛将史朝义之诱而入中原的，结果被中原劳军使药之昂说服，不仅未按既定方针助叛军攻取长安，反而率兵东向，由陕州（今河南陕县）渡黄河直捣洛阳，夹击史朝义，并于十一月二十日攻克洛阳，直到次年三月方归。说明牟羽可汗将摩尼教引入回鹘的时间当在宝应二年（763年）三月之后。[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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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碑文观之，摩尼教取代萨满教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使人不免生疑。如前所述，在摩尼教入回鹘之前，回鹘中盛行的是萨满教，摩尼教始入回鹘时，萨满教正处于炽盛阶段，若单凭四个摩尼僧在汗国中的活动和牟羽可汗的一纸敕令，就能使摩尼教取得如此迅速的传扬，一夕间成为回鹘人的全民宗教，从一般情理讲，显然是令人难以取信的。吾人固知，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社会改变了，人们的社会意识也就必然会随之改变，但是社会意识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就回鹘而言，由于萨满教长期流行，在思想上的影响根深蒂固，已形成为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使之改宗，绝非易事。那么，回鹘人改宗摩尼教的具体过程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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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吐鲁番出土编号为U 72-73(TM 276a-b)的回鹘文《牟羽可汗入教记》残卷记载，摩尼教始入回鹘时曾遭到强烈的反对，甚至在各地不断发生压迫和杀害摩尼教徒及胡商的事件。反对者不仅有萨满，更多的则是那些担心因改宗而使自己利益受损的回鹘官员和传统意识强烈的民众。对早期到达回鹘的四位摩尼教僧，他们扬言要“压制并杀死”，使之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大的压力和危险”，“一旦被抓住，就全部杀死，一个活的也不留”[98]。这一文献还说明，当时摩尼教徒面临的最大敌人是汗国内掌权的达干。这从摩尼僧要求牟羽可汗不要“重任这些达干”，要“远离这些达干”一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后来的历史事实，即大历十五年（780年）顿莫贺达干发动政变，大批屠杀摩尼僧及九姓胡一事也可证明，达干是摩尼教徒的最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