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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年？）所创立的一种宗教，它摄融了早已在中亚流行的祆教、诺思替（Gnostic）教、景教和佛教等多种因素，主要思想则是世上光明与黑暗斗争的二元论。摩尼教在波斯曾盛极一时，后来因受到波斯王瓦拉姆一世（Vahrâm I，274～277年）的残酷迫害，教徒流徙四方。其中向东的一支进入河中地区，以后逐渐东传至中国，再辗转传入回鹘，于8、9世纪时在回鹘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迅速替代了原来盛行的萨满教，一跃成为回鹘的国教，实现了柳暗花明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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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摩尼教传入回鹘的具体过程，有两件最重要的资料可供参考——《九姓回鹘可汗碑》和《牟羽可汗入教记》。此外，在1981年于新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新发现的回鹘文写本中，有一件编号为81TB10： 06-3的残片内容也涉及摩尼教始入回鹘的史实，但文字残毁严重，从中可以看出，初入回鹘的摩尼教慕阇，除牟羽可汗从洛阳引入者外，还有一些直接来自西域地区。[95]惜文献残损过于严重，许多内容无法确定，故此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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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81TB10： 06-3回鹘文摩尼教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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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姓回鹘可汗碑》用突厥文、汉文、粟特文三种文字写成，而《牟羽可汗入教记》仅使用了回鹘文。以二者相较，不难看出其间差异不少。碑铭对摩尼教传入回鹘的过程是这样记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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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汗乃顿军东都，因观风俗，败民弗师，将睿息等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况法师妙达名门，精通七部，才高海岳，辩若悬河，故能开正教于回鹘，以茹荤屏乳酪为法，立大功绩，乃曰汝傒悉德。于时都督、刺史、内外宰相、司马佥曰：“今悔前非，愿事正教。”奉旨宣示，此法微妙，难可受持。再三恳恻：“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悟真，不可复事，特望□□。”□□□曰：“既有志诚，任即持赍。”应有刻画魔形，悉令焚爇，祈神拜鬼，并摈斥而受明教。薰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故圣人之在人，上行下效。法王闻受正教，深赞虔诚。□□□□德（愿），领诸僧尼，入国阐扬。自后□慕阇徒众，东西循环，往来教化。[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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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中的可汗，实即漠北回鹘汗国第三代君主——牟羽可汗（759～780年在位）。从碑文可知，在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后，牟羽可汗曾出兵助唐，在洛阳逗留期间与几位摩尼教高僧发生了联系，随之将睿息等四人带回漠北，令其布道。很快，摩尼教即在漠北战胜回鹘旧有宗教——萨满教而一跃成为回鹘的国教。这些记载与唐代汉史大体吻合。依汉籍，牟羽可汗原是在唐肃宗于宝应元年（762年）五月驾崩后应叛将史朝义之诱而入中原的，结果被中原劳军使药之昂说服，不仅未按既定方针助叛军攻取长安，反而率兵东向，由陕州（今河南陕县）渡黄河直捣洛阳，夹击史朝义，并于十一月二十日攻克洛阳，直到次年三月方归。说明牟羽可汗将摩尼教引入回鹘的时间当在宝应二年（763年）三月之后。[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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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碑文观之，摩尼教取代萨满教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使人不免生疑。如前所述，在摩尼教入回鹘之前，回鹘中盛行的是萨满教，摩尼教始入回鹘时，萨满教正处于炽盛阶段，若单凭四个摩尼僧在汗国中的活动和牟羽可汗的一纸敕令，就能使摩尼教取得如此迅速的传扬，一夕间成为回鹘人的全民宗教，从一般情理讲，显然是令人难以取信的。吾人固知，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社会改变了，人们的社会意识也就必然会随之改变，但是社会意识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就回鹘而言，由于萨满教长期流行，在思想上的影响根深蒂固，已形成为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使之改宗，绝非易事。那么，回鹘人改宗摩尼教的具体过程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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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吐鲁番出土编号为U 72-73(TM 276a-b)的回鹘文《牟羽可汗入教记》残卷记载，摩尼教始入回鹘时曾遭到强烈的反对，甚至在各地不断发生压迫和杀害摩尼教徒及胡商的事件。反对者不仅有萨满，更多的则是那些担心因改宗而使自己利益受损的回鹘官员和传统意识强烈的民众。对早期到达回鹘的四位摩尼教僧，他们扬言要“压制并杀死”，使之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大的压力和危险”，“一旦被抓住，就全部杀死，一个活的也不留”[98]。这一文献还说明，当时摩尼教徒面临的最大敌人是汗国内掌权的达干。这从摩尼僧要求牟羽可汗不要“重任这些达干”，要“远离这些达干”一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后来的历史事实，即大历十五年（780年）顿莫贺达干发动政变，大批屠杀摩尼僧及九姓胡一事也可证明，达干是摩尼教徒的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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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方面的压力，牟羽可汗在当初也曾对改宗一事产生过动摇，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与众僧一起讨论了两天两夜。第三天，他们继续争论到很晚，此后，天王就有所动心了”，于是，“天王牟羽可汗亲自来到徒众聚集处，恭敬地跪在众僧面前，乞求恕罪”。[99]这些详细记载都不见于《九姓回鹘可汗碑》，这就存在着记载之翔实与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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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九姓回鹘可汗碑》勒立于回鹘汗国第九代君主保义可汗时期（808～821年在位），碑文歌颂了回鹘建国以来直到保义可汗时的历代可汗功绩，特别是对牟羽可汗始传摩尼教于回鹘崇敬有加一事记载尤详，故牟羽可汗曾对摩尼教产生动摇一事则当然地被略去了。碑文将汗国的君臣民众等都描绘成一开始就是萨满教的激烈反对者，摩尼教一传入，他们一下子就将萨满教的“刻画魔形”全部焚毁，进而接受摩尼教。从碑文看，回鹘君臣此举对萨满教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致使有人以此而得出了“无须乎经过三年，萨满教便荡然无存”[100]的结论。实际上这是经不住推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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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汉文史料的记载，广德二年（765年）回鹘在与唐作战时，身边还带有巫师。当回鹘与唐和议时，其首领十分高兴，“分缠头彩以赏巫师”。[101]此巫师即为汉族对萨满的通称。当时在场的回鹘首领共有七位，其中五位拥有达干称号。可见，由于反对摩尼教的中坚力量达干的支持，巫师在回鹘汗国仍然拥有相当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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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自己的统治以及回鹘臣民尚未完全改宗的现状，牟羽可汗就不能不进行宗教宣传。《牟羽可汗入教记》即记载了牟羽可汗举行特大持斋仪式的情况。文献载：“他们持斋了”，那时，“天王进了城，头上戴着王冠，身穿深红色［长袍］，坐在黄金宝座之上，并向官员和平民传佳令”。[102]这是目前所见唯一的记载这方面情况的资料。这种规模盛大的持斋场面，恐怕不能简单地从风俗习惯上去理解，而牟羽可汗当时的打扮，也并非完全是节日的盛装。它说明了牟羽可汗对摩尼教重视的程度是非同寻常的，其用意无非是想借此机会，大张旗鼓地进行改宗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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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献又载：“国王经常劝促全体平民行善。天王还公布了这样一个法规：在每十个男子中委任一个头领作为行善和精神［活动］的监督者。”牟羽可汗在劝民行善的同时，利用国家机器，设立法规，并从基层选拔、设置官员作为“监督者”。如果“谁忽视此法”，就被视为“犯了罪”，并有可能受到惩处。一方面劝民行善，另一方面又用强权迫使别人改宗，这是摩尼教开教回鹘时牟羽可汗采用的两种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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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羽可汗积极地支持、宣传摩尼教，并大力向外传播，使这个历时数百年，不断受到统治者压制、迫害的古老宗教在回鹘汗国获得了新生。牟羽可汗将摩尼教定为“国教”，使之迅速取代了萨满教在回鹘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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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鹘汗国内，摩尼教渗透到汗国社会、经济、外交及文化的各个方面。来自粟特地区的摩尼师受到了牟羽可汗的信任和重用，甚至能左右国家大事，致使“可汗常与共国”局面得以形成。[103]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其法曰：‘晚乃食，敬水而茹荤，不饮奶酪。’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者年转。江岭西市商胡驼橐，其源生于回鹘有功也。”这一记载说明，摩尼教势力在回鹘中迅速膨胀，甚至可以操纵汗国的政治。大历十五年（780年）六月，九姓胡（包括摩尼师）劝牟羽可汗南下寇唐，引起公愤，宰相顿莫贺达干苦谏，可汗不听。于是，“顿莫贺乘人之心，因击杀之，并杀其亲信及九姓胡，所诱杀者凡二千人”。[104]这次流血事件，祸起于九姓胡对回鹘政治的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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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生活中，摩尼僧和九姓胡成为牟羽可汗获得经济利益的重要帮手。粟特人善于经商，牟羽可汗就利用他们同唐朝展开商业活动。代宗时，京城长安住有回鹘人千数，冒回鹘之名的“九姓胡”人数还要再增加一倍。他们“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诱取妻妾”。[105]这些九姓胡既为摩尼教僧徒，又为行商大贾，一方面通过传教活动参与回鹘汗国的政治，另一方面又依靠回鹘的政治力量牟取暴利。在回鹘汗国灭亡后不久，唐政府遂下令没收回鹘人在京的“庄宅钱物”和“产赀”。[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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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活动上，牟羽可汗更是任用摩尼师来充当重要角色，“元和初，再朝献，始以摩尼至。其法日宴食，饮水茹荤，屏奶酪”。[107]王锷为河中节度使时，“会回鹘并摩尼师入朝”。[108]白居易《与回鹘可汗书》亦载：“今赐少物，具如别录。内外宰相及判官摩尼师等，并各有赐物，至宜准数分付。内外宰相、官吏、师僧等，并存问之。遣书指不多及。”[109]《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还记载了唐与回鹘和亲时摩尼师的活动。据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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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八年（813年）］十二月二日，宴归国回鹘摩尼八人，令至中书见宰臣。先是，回鹘请和亲，使有司计之，礼费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以摩尼为回鹘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乃诏宗正少卿李孝诚使于回鹘，太常博士殷侑副之，谕其来请之意。长庆元年（821年）……五月，回鹘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于鸿胪寺安置。[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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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与回鹘和亲，摩尼师充为使节。摩尼僧北归，唐政府特设宴欢送。来迎太和公主的，也少不了摩尼僧。这些都说明，自唐代中叶开始直到11世纪，回鹘诸政权的涉外活动多离不开摩尼师的参与，故史书言：“其敬重等于宰相都督，其亲信等于骨肉。”[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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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羽可汗不仅在国内推行摩尼教，而且还凭借自己在唐朝的优越地位和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唐帝国内大力推行之。如前所述，回鹘的摩尼教是由唐朝传入的，但在牟羽可汗以前，摩尼教在唐朝的传播并不顺利，一度在唐玄宗统治时期遭到禁断：“开元二十年（732年）七月，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112]直到牟羽可汗时，摩尼教在唐朝才找到了出路，唐政府应回鹘可汗之请，许其于中原建寺，嗣后，摩尼寺在唐朝各地相继建立起来。先是大历三年（768年）六月，于京师建寺，赐额“大云光明之寺”，三年后，“又敕荆、越、洪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113]元和二年（807年）正月，又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可见，自牟羽可汗始，摩尼教极受宠信。凭借回鹘之力，摩尼教势力在唐朝很快得到蔓延，从回鹘接受摩尼教起，十余年间，就将其势力由鄂尔浑河流域推广到唐帝国的腹心地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尤有进者，“贞元十五年（799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师祈雨”。[114]说明唐政府不仅认可了摩尼教，而且对它的态度也开始由排斥向信服转化。发生这一剧变的深层原因，其实在李德裕致回鹘乌介可汗的一封信中就已说得很明白了。他说：“摩尼教天宝以前，中国禁断。自累朝缘回鹘敬信，始许兴行；江淮数镇，皆令阐教。”[115]很显然，唐政府允许摩尼教“兴行”，是因“回鹘敬信”。牟羽可汗在位时，国势强盛，助唐戡乱，唐报答优厚，使之获得了大量的绢帛等物，又娶唐室公主为可敦，依托唐朝，雄长漠北。为了进一步从唐朝谋取利益，“回鹘可汗王（即牟羽可汗）令明教僧进法于唐”。[116]鉴于回鹘势力的强大，唐朝也不得不认可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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