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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礼可汗在位时（825～832年），回鹘汗国已渐露衰象，宰相拥兵自重，互相残杀，故该可汗一直无所作为。大和六年（832年），昭礼可汗被部下所杀，汗位由其从子胡特勤继承，被唐封为彰信可汗。彰信可汗立于乱世，本身也难有什么作为。至开成四年（839年），宰相安允合及柴革欲杀彰信可汗作乱，反被可汗所杀。又有宰相掘罗勿荐公拥兵在外，引沙陀兵攻可汗，彰信可汗自杀，国人立特勤为可汗，是为汗国第十三位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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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 [:170668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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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 第四节 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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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萨满教的流行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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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北回鹘汗国，以萨满教为国教。萨满教是在原始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世界性宗教，它以万物有灵论为思想基础，在内容上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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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自然崇拜的对象繁多，诸如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草木湖海等。天，回鹘语写作Tängri，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萨满教所崇拜的最重要的神灵。《魏书·高车传》载回鹘祖先高车人于文成年间（453～454年）曾在漠南举行祭天仪式，载歌载舞，杀牲聚会，“众至数万”，场面相当壮观。在8世纪中叶回鹘建立政权后，对天的崇拜有增无减，其可汗名号前一般都要加上“登里（Tängri）”、“滕里逻（Tängridä）”等修饰语，以表示自己为天、天神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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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给人以温暖和光明，旭日所出的东方也就成为人们崇拜的方向。回鹘对太阳更是崇拜有加，漠北回鹘可汗坐常面东。[69]西迁后仍保留这种习惯。982年，宋朝使者王延德到达高昌，“见其王及王子侍者，皆东向拜受赐”。[70]这种敬日之俗，与突厥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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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人类生存所不可或缺的。元代虞集撰《高昌王世勋之碑》载：“考高昌王世家，盖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剌，曰薛灵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瘿，若人妊身（娠）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稚者曰卜古可罕。既壮，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为之君长。”[71]正是由于回鹘人自认为其先祖出自秃忽剌和薛灵哥二河之间的和林山，故对水崇拜有加。以是之故，远在8世纪前，漠北回鹘汗国的许多可汗就开始在自己的名号前加上“阙”（kül，“湖泊”之意），以示自己是水神之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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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还崇拜山。据载，回鹘所崇拜的山叫Qutluγ Taγ（胡力答哈），意为“福山”，回鹘人认为自己的强盛正是托此山之福。北京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回鹘文写本XJ 222-0661.9第51行有“Bay Tag”一词。[72]Bay Tag者，即“福山”之意，或Qutluγ Taγ（胡力答哈）之异写，未可知也。后来，唐朝使者巧使毒计，以烈火烧毁“福山”，于是，回鹘可汗卒，“灾异屡见，民弗安居，传位者又数亡，乃迁于交州”。[73]元人虞集曾记载过这么一桩趣事：“甲戌，至凤翔，与宪使、郡守祀于雅腊蛮神之庙。雅腊蛮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关中者移祀于此云。”[74]准此以观，元代时迁到陕西关中凤翔一带的回鹘人把他们崇拜的山神——雅腊蛮神也从高昌搬到了新的侨居地凤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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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自然崇拜大约产生于血缘家庭阶段，当血缘家庭被母系氏族公社代替的时候，人们的血缘观念已在日常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人们相信同一氏族的人是最亲密的。为了区别本氏族成员与他氏族成员的不同，各氏族都有一个特殊的标记，这就是图腾。同其他许多北方民族一样，回鹘是将狼作为图腾的，自认其祖先原为一个女子，“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75]以此之故，唐代时期其国旗上常绣有狼的形象，被称为“狼纛”。[76]狼在古代回鹘人的心目中也是异常神圣的，被视为勇敢的象征，故其强有力的可汗常被称为“附邻可汗”。[77]“附邻”，史籍又作附离、步离、佛狸等，即突厥—回鹘语böri的音译，意为狼。附邻可汗即为狼可汗。甚至在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文回鹘语摩尼教诗歌中也可以看到狼崇拜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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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ök böritäg sini ［birläγ］ yorïyï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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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ra quzγuntäg topraq üzä qarayï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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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苍狼与您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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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似黑鹫与世共生。[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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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黑鹫（qara quzγun）亦即古代回鹘人所崇拜的鹰的一种。唐朝中期，回鹘汗国强盛，其可汗于贞元四年（788年。一说元和四年，809年）上表改“回纥”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79]回鹘可汗要求将族名改为回鹘，显系崇拜鹘所致。鹘者，系体形较小之鹰属鸟类，或通名之为隼，属于肉食猛禽类之一。[80]在古代维吾尔族神话传说中，乌古斯可汗有许多子孙，其氏族的“汪浑”（族徽或图腾崇拜对象）都是鹰、鹫、青鹰。[81]结合上引摩尼教诗歌内容，似乎也可将鹰视作古代回鹘的图腾。回鹘对鹰的崇拜，在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回鹘文题记中也可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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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勇猛之狮、统治全国的九姓之主、全民苍鹰侯回鹘特勤。[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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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鹘人的观念中，生殖器官被视作生命的本源和事物繁荣的象征，因而受到崇拜，回鹘所崇拜的umai（乌麦）就是从生殖崇拜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此词在突厥汗国时代的碑铭中就经常出现，如《阙特勤碑》在述及母亲之慈爱时说：“托像乌麦一样的我母可敦之福，我弟受成丁之名。”[83]《暾欲谷碑》也记载说：“天神与乌麦、各种土地、火神结合起来了。”[84]11世纪成书的《突厥语大词典》收录了一句古代维吾尔族的格言，称：“谁敬umay（乌麦，胞衣），即可得子。”[85]可见，乌麦是一种保护母腹中胎儿的图腾，只要人们真诚地祈祷，就会得到幸福和孩子。除突厥、回鹘外，还有很多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的民族也都崇拜该神。[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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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人们的世系观念大大增强，对人的崇拜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样就产生了祖先崇拜。回鹘之祖先崇拜主要表现在丧葬观念上，其祖先高车之丧葬方式是“掘地作坎，坐尸于中，张臂引弓，佩刀挟矟，无异于生”。[87]以此方式寄托让死者灵魂永生的愿望。依照当时的习俗，人死后，死者的亲属要“剺面”痛哭，死者的妻子以及生前的日用品也要殉葬。如回鹘毗伽可汗死，“国人欲以宁国公主殉”。[88]死者生前是主人，死后他的灵魂还要成为主人。祖先崇拜是对业已死去的人物，亦即氏族祖先的崇拜，与以往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相比，则更趋于人格化，即已把祖先视作半人半神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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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使神和人联系起来，中间必须要有一个“中介”。大凡比较完备的原始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形成具有一定形式的神职人员来充当人和神之间联系的中介和宗教教义的解释者。早在5世纪，我国史书所记载的高车人中的“巫”就是这种神职人员。史载高车人“喜致雷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89]高车斛律部首领倍侯利“善用五十蓍筮吉凶”。[90]这里的“巫”、“蓍筮”，在突厥语中称为qam。qam一词有“动”、“急动”、“震动”、“摇之向上”等意，另外还有“跳跃”之意，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巫师跳神的动作。《突厥语大词典》著录qam一词，即径直释之为Shaman，即萨满。[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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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63年牟羽可汗将摩尼教引入回鹘之前，萨满教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俨然享有国教的地位。随着回鹘社会的变迁，加强汗国统一的呼声开始高涨起来。于此情况下，回鹘牟羽汗在引入摩尼教不久即将其定为国教，使萨满教势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逐渐衰落下去。但由于萨满教在回鹘及其先民中已流行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根深蒂固，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所以在其丧失国教地位后，不可能一下子就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并长期在回鹘社会中存在着。如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王延德出使高昌，见这里“佛寺五十余区……居民春月多群聚遨乐于其间。游者马上持弓矢射诸物，谓之禳灾”。[92]说明回鹘萨满教的影响也渗透到民俗之中。当时，居住于今北京一带的契丹或女真人亦非常信奉回鹘之巫术。南宋洪皓《松漠纪闻》即曰：“燕（指契丹或女真）人或俾之祈祷，多验。”[93]《元史》还记载说：“［大德五年（1301年）七月］癸丑，诏禁畏吾儿僧、阴阳、巫觋、道人、咒师，自今有大祠祷必请而行，违者罪之。”[94]由元政府颁布诏敕对回鹘巫师的活动予以禁止，说明影响不小，否则就不会引起朝廷的关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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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摩尼教在回鹘汗国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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