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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德三年（965年）］十一月，丙子，甘州回鹘可汗遣僧献佛牙、宝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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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平元年（998年）四月］九日，甘州回鹘可汗王遣僧法胜来贡。[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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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甘州回鹘夜落纥遣进奉大使、宣教大师宝藏……百二十九人来贡。[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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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四年（1007年），［甘州］夜落纥遣僧翟大秦来献马十五匹，欲于京师建佛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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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四年］十月，甘州夜落纥遣尼法仙等二人来朝，献马十匹，且乞游代州五台山，从之。[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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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六日，甘州回鹘僧法光来贡。[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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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记载说明，甘州回鹘国中的佛教高僧，颇受最高统治者的敬重。尤其是在汗国的后半期，他们逐步取代了摩尼教徒的地位而被任命为使者，出使中原。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似乎应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与甘州回鹘境内摩尼教地位的衰微和佛教地位的迅速增长息息相关；其二，回鹘统治者通过与中原王朝的交往，逐步认识到佛教在中原地区的特殊地位及重要性，故而改弦更张，派遣佛教高僧出使中原。由于宗教信仰相同，以佛教僧侣出使佛教盛行的中原地区，其活动空间会比摩尼教僧大得多，更便于与崇奉佛教的中原王朝的封建统治者进行沟通与交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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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甘州回鹘也常以佛僧为使，出使沙州。S. 2474《油面破历》为太平兴国五年至七年（980～982年）间之遗物，在叙述于阗僧、肃州僧、瓜州僧在沙州得到供养的同时，亦提到来自甘州的回鹘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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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僧四人，各人月面七斗，各油二升，共面两石八斗，共油八升。[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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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破历，又作“破用历”、“用历”、“使用历”等，系支出账目。敦煌写本中有官衙、寺院、僧人的三种破历，其中又以寺院的最多，记载支出日期、货物品名、数量与用途。在S. 2474所列账目之前，抄录有《己卯、庚申年驼官邓富通、张憨儿牒》。法国学者艾丽白根据牒末之鸟型画押，将其推断为979～980年之遗物。[58]而在此账目第18～19行间有小字“于时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壬午岁二月五日立契，莫高乡百姓张再富记”之语，内容虽与油粮账无干，但可为该文献的断代提供参考依据。考虑到这一因素，结合文中出现有“闰三月五日”字样，日本学者藤枝晃将其考订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之物。[59]二位敦煌文献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证，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都认为其时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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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P. 3633《辛未年（911年）七月沙州百姓致甘州回鹘可汗一万人状》也说到甘州回鹘“天可汗信敬神佛，更得延年，具足百岁”。[60]此卷写于辛未年七月，这里的神佛似应理解为佛陀，而不是摩尼，尽管二者都被称作“佛”。如此说不误，则可证甘州回鹘统治者在五代梁时即已尊崇佛教了（但还不敢断言此可汗已放弃了摩尼教而皈依了佛教或兼事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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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有邻馆藏有一件非常残破的回鹘文佛经印本，现仅存4行，编号为Fuji Yűrinkan Uigur No. 24，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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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ïzqa tükäl-lig bolzun-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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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či čing bir otuzunč ud yïl üčün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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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y bir yangï-qa qamču-ta yaqdurult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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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adu ［s］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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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成就圆满。至正二十一牛年（1361年）三月一日于甘州（Qamču）印制。善哉，善哉。[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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