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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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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元末明初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八对回鹘文所作的记述可与之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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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吾儿字虽有二十余母，除重名外，止有一十五音。因此，应声代用者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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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回鹘文字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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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和g两个字母连写即表示ng，故有学者认为回鹘文字母最初应为16个，“用以表达36种左右突厥音位及其变化。后来字母有所增加，但也不超过20个，应声代用之字甚多。回鹘文字的这些特征，有时会造成回鹘文文献的破读显得非常困难”。[5]这也是可以接受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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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3个字母中，5个用来表示8个元音，18个用来表示21个辅音。字母的写法有字头、字中、字尾之分，形式不一。其写法最初由右向左横书，后可能受汉文的影响而改为自上而下直行竖写。早期回鹘文中的s和š，n和a（在词中），x和q不加区分，只是后来才在相应的字母之左或右加一点或两点以示分别。早期回鹘文文献中的y和w也不加区分。在字体上，回鹘文的形式也比较多，有棱角突出的刻经体，有笔画圆润的写经体，有龙飞凤舞的草书体，也有线条流畅的行书体，更有书写直硬的硬书体和字体紧凑的活字体。[6]回鹘人用这种文字著述了大量的文学、世俗作品，并翻译了大量的摩尼教、佛教、景教和道教经典。从近、现代的出土文物看，回鹘文一直流行到15世纪，其后虽趋衰亡，但并未立即退出历史舞台，直到16世纪还为吐鲁番、哈密等地的维吾尔人所使用，在甘肃河西走廊更是使用到17世纪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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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文字在河西地区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使用，这从清人吴广成著《西夏书事》卷十二中可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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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昊既制蕃书，遵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字、汉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字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字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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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夏蕃字院所掌管的文字中，既有藏文（西蕃），也有回鹘文，与二者并列还出现有“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张掖是甘州回鹘的国都，交河指的则是高昌回鹘的国都。回鹘文是高昌回鹘最流行的文字，此外是汉文，另外还有摩尼文、福音体文等。汉文归入汉字院；摩尼文自10世纪末以来即随着摩尼教的衰落而少见使用，更未对西夏产生影响；福音体文在回鹘汗国使用不多，而在黑水城出土文献中偶有所见。所以，西夏蕃院所管的“交河”文字，其实主要是指回鹘文。推而论之，“张掖”文字自然主要指的也应是回鹘文。在敦煌出土的汉文写本敦研001 + 敦研369 + P. 2629《归义军衙府酒破历》中有“案司修甘州文字”（第46行）、“供修甘州文字孔目官”（第85行）等字样，同时又可看到“孔目官修西州文字”（第23行）、“案司修西川（州）文字”（第92行）等内容。[7]这里的案司，又称“孔目司”，为归义军节度使下属机构，掌文案，其主事者称都孔目官。沙州案司内孔目官所修“甘州文字”、“西州文字”，无疑均指回鹘文。从敦煌等地发现的回鹘文写本中也可看到回鹘文在张掖地区的流行。前引日本京都有邻馆所藏回鹘文佛经印本残片（编号为Fuji Yűrinkan Uigur No. 24）载：“愿成就圆满。至正二十一牛年（1361年）三月一日于甘州（Qamču）印制。善哉，善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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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甘州印回鹘文佛经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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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文献表明，及至元朝时期，甘州仍有回鹘文佛经印制，体现了回鹘文字在这一地区的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甘州地区回鹘文化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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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汉文的普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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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州回鹘境内，统治者虽为回鹘人，但主要居民仍然是汉人，汉文化如同回鹘文化一样，应为当地文化的主流，汉文在甘州回鹘境内通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回鹘对汉文的使用由来已久，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回鹘诸部请求唐太宗给他们派遣“能属文人，使为表疏”。[9]此后，回鹘人逐步掌握了汉文。回鹘人对汉文的使用是一以贯之的。前述著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就使用了突厥卢尼文、粟特文和汉文三种文字。如所周知，墓碑是供人瞻仰的，用汉文撰写，自然很能反映回鹘人对汉文字的接受程度。这里不妨再举几例。唐人娄师德曾为回鹘契苾部首领契苾明（650～695年）撰写碑文，今可见者仅有汉文而无他种文字。[10]1973年于西安西郊发现的唐代回鹘王族成员回纥琼（706～760年）的墓志。此人曾任瀚海都督、右将军卫大将军、经略军使等职，也是仅有汉文而无其他。[11]2009年7月，在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北280公里处土拉河东岸又发现了《仆固氏墓志铭》，记述了仆固部金微州第三任都督乙突（635～678年）的生平事迹。[12]这一传统长期得到延续，即使在回鹘文流行的蒙元时代，回鹘人立碑时仍继续使用汉文，如著名的《重修文殊寺碑》（1326年立）和《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1334年立）都是用回鹘文、汉文合璧镌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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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发现的属于甘州回鹘的官方文件甚多，皆用汉文书写，如敦煌P. 3931即为其典型代表。P. 3931号汉文写卷存有40余件文献，所含内容大致可分为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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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度高僧东行之牒文与游记三篇，是五代时期中印文化交往的重要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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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二个月“贺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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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种往来状、启、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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