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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吐蕃文的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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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鹘文和汉文之外，吐蕃文，即古藏文亦为甘州回鹘所使用。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时，河西走廊正处于吐蕃统治之下，《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传》载：“回鹘……余众西徙，役属［于］吐蕃。是时吐蕃已陷河西、陇右，乃以回鹘散处之。”吐蕃统治河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吐蕃语言文字成为河西地区通用的文字之一。848年，张议潮发动起义，吐蕃在沙州的统治被推翻，接着，吐蕃相继失去了在河西地区的统治。有意思的是，在吐蕃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吐蕃语言文字却在河西地区继续流行，充任当时这一地区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工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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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发现的吐蕃文写卷约达上万件，其中至少有3件是由回鹘人写成的，其中2件即出自甘州回鹘的王室，1件出自甘州回鹘所属的地方官府——肃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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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甘州回鹘王室者是两件吐蕃文诏书，其一为P. T. 1188《天福七年登里可汗诏书》，有文字21行，其上盖印。字迹相当紊乱，但从中仍可看出它是回鹘登里可汗于天福（原卷作Then-phug）七年（942年）[16]阴金兔年（辛卯）春季正月十五日所颁授予悉董那旺论军功告身的诏令。[17]登里即回鹘文Tängri之音译，为“天”之意。“天可汗”、“天王”、“天大王”常见于于阗王与回鹘可汗的称号之中。因从未发现于阗王以回鹘自称的先例，再考虑到高昌回鹘初期与吐蕃的长期敌对关系诸因素，笔者认为，这里的登里可汗应为甘州回鹘的可汗。结合甘州回鹘可汗的世系，可以考虑此人应是仁裕（？～960年）。[18]悉董那原为吐蕃的千夫长，以其先人之功业，而被授予伊难支于迦之职。伊难支，回鹘文作Inanč，常见于回鹘人名、官号之中；于迦（吐蕃文写作vuga），借自回鹘文的Ügä，是典型的回鹘官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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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P. T. 1082《登里可汗诏书》，系甘州回鹘登里可汗颁给野（猫川）切巴坡属民之藏文诏书，共40行，卷面多处残损，全文分为六段，内容大意是先向野切巴坡之属民致意，随后叙说社稷大事，并记有回鹘使者下凉州以及有关唐王与京师长安的消息。[20]遗憾的是，由于文卷残损过甚，文意难以贯通。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用藏文书写的bka’，相当于汉文的“敕”字。[21]该文献应为10世纪之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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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甘州回鹘地方官府的文献是《肃州司徒致天大王书》（编号P. T. 1189），计28行，首尾完整，字迹清晰整齐，系肃州司徒给大王的报告，称有贼入肃州骚乱，已捉得二人，请求发落，同时派张安札腊等前往致礼。[23]反映了沙州归义军政权与甘州回鹘所属肃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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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甘州回鹘何以用藏文撰写自己的诏书呢？这大概与吐蕃长期统治河西走廊地区，吐蕃文遂成为当地诸民族间外交与贸易关系中的语言工具之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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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于永泰元年（765年）占领凉州，接着用十余年的时间，相继占有甘州、肃州、瓜州、沙州，囊括河西走廊全境。848年，沙州土豪张议潮发动起义，推翻吐蕃在沙州的统治，接着相继收复瓜州、肃州、甘州，最终于咸通二年（861年）规复凉州。吐蕃在河西走廊的统治以敦煌时间最短，历62年（786～848年），在凉州时间最长，将近一个世纪。甘州自大历元年（766年）陷蕃至大中三年（849年）被张议潮收复，历时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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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占河西后，大批军队进驻，并设立了“吐蕃北道节度”。842年，吐蕃帝国分崩离析后，住于各地的军队及其随从人员未能撤回本土，都散落于河西各地，自称为“嗢末”，与之并存的还有“凉州六谷部”。这些操藏语的吐蕃遗民，长期居留河西，使用藏文，久而久之，对当地语言产生了影响，以至于在吐蕃对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的统治结束之后很久，藏文在这一带仍然得到行用。1979年，匈牙利学者乌瑞从敦煌出土文献中搜检出18种后吐蕃时代的古藏文文献，[24]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与重视。1984年，在乔玛（Csoma de Körös）纪念学术会议上，日本学者武内绍人提交了一组使用特殊格式的书信，也属于吐蕃统治结束以后之物。[25]嗣后，乌瑞继续进行这一问题的探讨，于1988年再撰新文予以总结，将后吐蕃时期的文献数量增至25种。[26]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武内绍人再经过进一步搜求、考证，确认属于后吐蕃时代的古藏文写本多达57种。[27]这些研究可以表明，在吐蕃王朝崩溃并结束对西域、敦煌的统治之后，藏语和藏文继续为当地的非藏族人所使用。甚至在西夏人统治河西很久，勒立于夏仁宗乾祐七年（1176年）的张掖黑水桥上还有用藏汉两种文字对照书写的圣旨——《告黑水河诸神敕》，[28]体现了藏族文化对各民族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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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梵文和波斯语文的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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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鹘、汉、吐蕃文之外，来自印度的梵文和西亚的波斯文在甘州回鹘境内可能在一定范围内也有所行用，文献记载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些许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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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时期，中原地区与印度间的佛教联系尚在继续，僧侣往来不断，甘州成为联结中印佛教交流的枢纽之一。这一因素，同时也促进了甘州回鹘佛教的发展，印度的语文，尤其是梵语，在甘州回鹘也有所传播与影响。宋人洪皓《松漠纪闻》在述及河西走廊之回鹘佛教时，曾记载说，当地的回鹘僧人“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29]说明印度梵语在甘、凉、瓜、沙之回鹘佛教寺院中曾得到广泛应用。而用于书写梵语的梵文字母在甘州回鹘中自然应有一定范围的使用，只是今天无更多、更直接的材料加以证实。但从西域出土的回鹘文文献看，梵文在回鹘中的使用是相当广泛的，如在吐鲁番发现的双语文献中，有57件就是用梵文和回鹘文双璧合书的，还有1件回鹘语文献中夹杂着梵语词汇。[30]考虑到高昌回鹘与河西回鹘佛教文献的一致性，可以推定，甘州回鹘对梵文的行用应与其在西域流行的情形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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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波斯语文在甘州回鹘是否行用，因缺乏直接证据，不敢断言。考虑到摩尼教在甘州回鹘中曾得到广泛传播以及回鹘与波斯间历史文化关系的存在，波斯语文在甘州回鹘中有一定行用当是可能的。敦煌出土汉文写本S. 1366《归义军宴设司面、破油历》记载：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有来自甘州回鹘的使者在沙州巡礼莫高窟，同时又有“甘州来波斯僧……纳药”于敦煌归义军官府。[31]这一记载说明，在甘州回鹘境内有精通医学的波斯僧侣存在，并曾赴敦煌献药医病。以理度之，他们献的这些药应来自波斯，至少采用的当为波斯配药法，有可能是用波斯语文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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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由于境内民族成分不一，加上甘州回鹘地处连接东西方交通孔道——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宗教与文化交流频繁，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多种文字在甘州回鹘境内的行用，同时体现出甘州回鹘文化多样化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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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 第二节 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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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人的服饰，宋人洪皓《松漠纪闻》记载：“妇人类男人，白晳，著青衣，如中国道服，然以薄青纱幂首而见其面。”[32]这种服饰，在河西回鹘中比较流行，但在有关喀喇汗王朝的文献中却未见记载。在新疆吐鲁番、库车及北庭吉木萨尔的众多属于高昌回鹘时代的壁画中，也都未见到，唯在以后的撒里畏吾乃至今天的裕固族（河西回鹘之后裔）中却有痕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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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字的记载外，回鹘服饰的形象资料在敦煌石窟中也多有出现。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祖孙三代与甘州回鹘结亲，因此，在曹氏家族所营建的石窟中出现了许多身穿回鹘服饰的回鹘天公主、回鹘仆从的供养人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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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高窟98窟东壁北侧供养人像列向南第一身题名：“敕受汧国公主是北方大回鹘国圣天可汗……”[33]该窟是曹议金的功德窟，营建于923年至925年。题记中的汧国亦称秦国，即今陕西千阳县。回鹘因助唐平定安史之乱，被唐朝赐姓为李。而唐朝统治者自称陇西李氏之后，曹议金的甘州回鹘夫人也自称“陇西李氏”。天公主头戴桃形凤冠，后垂红结绶，项佩瑟瑟珠，身穿圆领兽纹红袍，此为甘州回鹘妇女的时装，与花蕊夫人《宫词》所说的：“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之语，恰相符合。[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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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莫高窟第100窟甬道北壁供养人像西列第一身题名：“……郡……人汧……圣天可汗的子陇西李氏一心供养。”[35]该窟是曹议金的长子曹元德和曹议金的夫人甘州回鹘天公主为纪念曹议金所建的功德窟，营建于935年至940年。此窟南壁下层绘《曹议金出行图》，北壁绘《回鹘夫人天公主出行图》。《回鹘夫人天公主出行图》虽然大部分已残毁，模糊不清，但回鹘天公主的画像尚依稀可辨。公主骑在一匹白马上，后有侍从婢女随行。天公主身着圆领窄袖回鹘装，头戴遮阳毡笠（或帷帽），手持马鞭。《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传》亦记载说：“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既嫁，则加毡帽。”《出行图》中的回鹘天公主的这种装束与已出嫁的回鹘天公主身份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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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莫高窟第61窟主室东壁门南侧供养人列第一身为曹议金甘州回鹘夫人的供养像，题名曰：“故母北方大回鹘国圣天的子敕授秦国天公主陇西李……”[36]该窟是曹议金第三子曹元忠夫妇所建的功德窟，营建于947年至957年。天公主梳高发髻，戴桃形凤冠，上插金钗步摇，后垂红结绶，鬓发包面，脸上赭色晕染，额中和脸上贴有花佃，耳垂耳铛，项饰瑟瑟珠，身穿红色通裾长袍，弧形翻领，窄袖紧口，衣领和袖口处均绣精美凤鸟花纹。天公主双手捧香炉和红带，呈现出虔诚礼佛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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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莫高窟第61窟东壁南侧回鹘天公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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