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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洪皓《松漠纪闻》载回鹘“居秦川时，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有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媒妁来议者，父母则曰：吾女尝与某人某人昵。以多为胜，风俗皆然……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盖与汉儿通而生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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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装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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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传》载：“可汗常楼居。妻号天公主……女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既嫁，则加毡帽。”这种“总发为髻”，“以红绢囊之”的发型，亦即史书所记载的“回鹘髻”和“惊鹘髻”。回鹘髻自唐代始即已非常流行，成为贵族妇女中最流行的一种发型，在敦煌石窟壁画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西安唐代古墓出土的唐三彩中都有表现。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高昌回鹘的壁画中常可见到这种发型，说明直到宋代这种发型在回鹘中仍相当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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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与西夏地域相连，其装束也传到了西夏。元人马祖常《河西歌》曰：“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45]高髻为回鹘妇女的发式。1977年，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葬出土了29幅彩绘木版画，在编号为4的五侍女中有4人即梳高髻，颇类回鹘发式。[46]西夏妇女梳高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回鹘习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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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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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回鹘人的礼仪，史书记载绝少，《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回鹘传》载：“其国相媚禄都督见可汗，则去帽披发而入以为礼。”这一记载对认识甘州回鹘的君臣礼仪颇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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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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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的历法，即被引入甘州回鹘。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九月，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1001～1016年在位）上表：“去年十一月中，蒙差通事梁谦赐臣宝钿、银匣、历日及安抚诏书，臣并捧受讫。”[47]当时西夏统治者李德明不断向甘州扩张，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为求自存，积极发展与宋朝的联系；而宋朝也欲借甘州回鹘的势力以牵制李德明，历日的赐受即为二者间密切联系的表现。天圣四年（1026年），宋仁宗赐历甘州回鹘可汗王夜落隔通顺：“皇帝舅问甘州回鹘外甥归忠保顺可汗王夜落隔［通顺］：国家奉告上穹，修明旧典，命清太而候气，布元历已授时。卿雄略挺顺，纯诚克茂。控临河塞，就望阙庭，式尊颁朔之规，事洽同文之化，休兹朝奖，只率国章。今赐卿天圣五年历日一卷，至可领也。”[48]这些记载说明，北宋皇帝曾不止一次将“历日”赏赐给甘州回鹘。在我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向藩属及地方政权颁赐历日，是常用的羁縻手法之一，宋王朝通过历法颁赐确立与包括甘州回鹘在内的周边民族政权的权力关系，每年举行的这一象征性权力仪式强化了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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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诺斯替教（Gnosis），可参见［美］汉斯·约纳斯著，张新樟译《诺斯替宗教——异乡神的信息与基督教的开端》，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Hans-Joachim Klimkeit,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Gnosis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San Francisco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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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卡哈尔·巴拉提：《多罗郭德回鹘文碑的初步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第76～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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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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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牛汝极：《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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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Л·Ю. Тугушева,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и открытие ранне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тюркских письменны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в конце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СПБ 2008, стр.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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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牛汝极、杨富学：《敦煌回鹘文书法艺术》，《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7～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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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271～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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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ペーター·ツイーメ、百济康义：《ゥイグル语の观无量寿经》，永田文昌堂1985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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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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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唐）娄师德：《镇军大将军行左鹰扬大将军兼贺兰州都督上柱国梁国公契苾府君碑铭并序》，《全唐文》卷一八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36～8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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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师小群、王建荣：《西安出土回纥琼、李忠义墓志》，《文博》1990年第1期，第8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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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杨富学：《唐代仆固部世系考—以蒙古国新出仆固氏墓志铭为中心》，《西域研究》2012年第1期，第7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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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赵和平：《后唐时代甘州回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以P. 3931号写本为中心》，《九州学刊》第6卷4期（敦煌学专辑），1995年，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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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正宇：《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文献》1989年第4期，第182～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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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G. Uray, L’emploi du tibètain dans les chancelleries des États du Kan-sou et de Khotan postérieurs à la domination tibètaine, Journal Asiatitique 269, 1981, pp. 81-90（（匈）乌瑞著，耿昇译：《吐蕃统治结束后甘州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情况》，《敦煌译丛》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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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此天福七年，据乌瑞考证，应为天福八年，这样才能与文中所记干支相合。参见乌瑞著，熊文彬译《藏人使用六十甲子纪年法的早期例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5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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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王尧、陈践编著：《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185页；G. Uray, New Contributions to Tibetan Documents from the post-Tibetan Tun-huang, Tibetan Studies, Müchen 1988, pp. 51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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