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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淮深收复的“燕山”，其实就是燕支山，即今甘肃张掖市山丹县和武威市永昌县之间的焉支山，这里在唐末已成为甘州回鹘的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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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先生的第二条证据为《变文》记述回鹘第二次入侵归义军的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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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既发，分袂东西，尚书感皇帝之深恩，喜朝廷之天遇。应是生降回鹘，尽放皈（归）回。首领苍遑，咸称万岁。岂料蜂虿有毒，豺性难驯，天使才过酒泉，回鹘王子，领兵西来，犯我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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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先生认为第二次进军沙州的回鹘仍是此前被张淮深“生降”又放归的那支，而非别一支。《变文》称回鹘再次前来，张淮深得报后说：“回鹘新受诏命，今又背恩。”即证明此说之不误。这一次回鹘对沙州的侵扰是由“回鹘王子，领兵西来”的。按照邓先生的理解，若是安西回鹘前来，安西居于敦煌之“西”，那么《变文》作者站在沙州归义军立场上，就应说“领兵东来”。可是《变文》却明确记载是“领兵西来”，清楚无误，表明此一回鹘居于沙州之东。由此反推，亦可看出，张淮深第一次将其“生降”并放归时，回鹘的去向是由西而东。否则，甫放归回，便又前来，无论如何也不能说“领兵西来”。从而认定这些回鹘应居于沙州之东，是甘州回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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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上两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先说安西回鹘说。孙先生所谓“此本第十二行尚存‘安西’二字”之说有可怀疑之处。揆诸原卷，第12行仅存8字：“业，累致逃亡，使安西”。“西”字以下残缺，故不能确定这里的“安西”是否为地名。变文明言侵入归义军政权境内的回鹘为“破残回鹘”，系“失乡沦落众”，而张淮深平定他们的地方在西桐海畔，孙先生由此而认定入侵者来自西方，是正确的，但把这支回鹘比定为安西回鹘则有些于理不通。如所周知，回鹘西迁发生于840年，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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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回鹘相职者，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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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安西指的是唐代安西都护府的辖境。安西回鹘在庞特勤的率领下，有众二十万，势力强盛，不久即以焉耆为中心建立了地方政权。《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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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破灭（指漠北回鹘汗国溃败），有特庞勒居焉耆，称叶护，余部保金莎领，众至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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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特庞勒”显系“庞特勤”之误。当时特庞勒虽势力强大，但由于南迁的回鹘可汗乌介未亡，所以特庞勒（勤）仅自称“叶护”而不称可汗。会昌六年（846年），乌介可汗被杀，其弟遏捻被部众拥立为汗。遏捻可汗亲率余众依附于室韦。大中二年（848年），遏捻可汗仅率妻、子等九骑夜逃，不知所终，于是，“其别部庞勒（即庞特勤）先在安西，亦自称可汗”。[36]可汗所在，代表着回鹘的正统。所以说，“安西回鹘”是不能被称作“破残回鹘”的，更不能被称作“失乡沦落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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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再说第二种观点，即甘州回鹘说。此说论据之一建立在对燕山即燕支山（焉支山）的比定上。这一比定本身是成立的，况且自唐末始，燕山一带已成为回鹘的辖地，隔断了唐与归义军政权间的联系，长期是归义军政权的大患，故张淮深在表忠心时言称要“得复燕山献御容”是情理所致，并不能由此而证明张淮深所击一定为甘州回鹘，况且变文中的燕山不一定为实指。此说的第二个论据是“回鹘王子，领兵西来”一语，笔者认为既称西来，必为由东向西。其实未必。古往今来，“西来”二字，既有由西而东之意，也有自东向西之意。前者如唐人希运《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云：“达摩西来，无风起浪；世尊拈花，一场败缺。”[37]再如元代中峰禅师《怀净土诗》云：“弥陀西住祖西来，念佛参禅共体裁；积劫疑团如打破，心华同是一般开。”[38]后者如岑参《碛中作》“走马西来欲到天”。[39]晋王李存勖于天祐九年（后唐乾化二年，912年）讨刘守光于幽州，赵行实上策言：“老贼在东，别将西来，尚可从容画策。”[40]显然也是由东向西意。看来，“西来”具体含义的确定，须揆文而别，不可一概而论。相较而言，以第一种用法似乎更为普遍。易言之，西桐回鹘东来之说尚缺乏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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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张淮深所破回鹘之来源问题，最重要的证据应从西桐海地理位置的确立入手。关于西桐海的所在，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大体有沙州西、沙州西北、沙州西南三说。据李正宇、李并成先生考证，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其地应为今敦煌西南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的苏干湖。[41]今从之。《张淮深变文》有言：“参谋张大庆越班启曰：‘金□□□，兵不可妄动。季秋西行，兵家所忌。’”可见，当时张淮深用兵的方向也是沙州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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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既在沙州以西，不管正西、西北或西南，都不支持回鹘来自甘州之说。据《张淮深碑》等文献记载，张议潮大中二年（848年）收复瓜沙二州，三年收复甘肃二州，四年收复伊州（不包括纳职），咸通二年（861年）收复凉州，取得“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归”的辉煌战绩。反观张氏归义军时期的回鹘，其势力是非常弱小的，各种史籍及敦煌文献都不见反映。如P. 3720（7）《张淮深造窟记》为咸通八年至十三年间张淮深建造莫高窟第94窟的功德记，其中颂扬其功德时曰：“加以河西异族狡杂，羌、龙、嗢末、退浑，数十万众，驰诚奉质，愿效军锋。”乾符三年（876年）以前任瓜州刺史的阎英达在《申报河西政情状》（S. 5697）中也申述“河西诸州，蕃、浑、嗢末、羌、龙狡杂，极难调服”。二者都没有提到回鹘。中和二年（882年）勒立的《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在颂扬张淮深之武功时，亦言：“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嗢末，雷威慑伏。”[42]同样无回鹘踪影。这些都说明，在张氏归义军统治的河西地区，回鹘还没有形成真正能够对归义军政权构成威胁的势力。退一步说，即使真有游牧于甘州地区的回鹘人入侵瓜沙二州，也应该先攻西行的必经之地肃州和玉门军，而不应直接攻打瓜州，更不会绕到敦煌西南的西桐海。[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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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安西回鹘与甘州回鹘之说都不成立，那么这些回鹘应来自何处？由于变文称入侵归义军境内的回鹘为“破残回鹘”或“失乡沦落众”，荣新江先生推测，“这些回鹘是从漠北逃亡而来的回鹘散部。”[44]此说还可得到变文中“帝谓群臣”之语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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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奏，获捷匈奴千余人，絷于囹圄。朕念□□□□□旧懿，曩日曾效赤诚：今以子孙流落□□河西，不能坚守诚盟，信任诸下，辄此猖狂。朕闻往古，义不伐乱，匈奴今岂（其）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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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匈奴”指的就是回鹘。看来，张淮深所平定的是回鹘散部之说是可以成立的。但这里的散部究为何指，尚不明确。吾人固知，回鹘汗国亡于840年，残众纷纷外逃。《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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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回鹘相馺职者，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乌介为可汗，南来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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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西迁的，也有南下的。即使西迁的，也是四分五裂，一支“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各部不相统属，都可称作“回鹘散部”。揆荣先生之意，应指此三支西迁回鹘之外的逃亡者。如果接受此说，那就不好理解P. 2570《毛诗卷第九》的有关记载了。在该卷子背面书写有小字一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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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通拾陆年正月十五日，官吏待西同大却回鹘至。[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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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通十六年即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咸通是唐懿宗年号，仅使用了十五年。咸通十四年“七月辛巳，皇帝崩于咸宁殿”。[46]咸通十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冬至，改元乾符元年。然而由于敦煌地域偏鄙，消息闭塞，不知中原年号已改，在两个月之后仍在继续使用咸通年号，属于正常现象。咸通十六年距离张淮深870年攻打西桐回鹘已过5年，回鹘仍有能力入侵归义军政权，并且能够再入西桐，显然有向归义军寻衅或复仇的意味。他们虽然再次被固守于那里的归义军将士所击败，但足以证明这批回鹘人是颇具一些实力的，很顽强，非一般散兵游勇所可为。据《张淮深变文》记载，张淮深征西桐，战斗是很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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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义军］先锋远探，后骑相催，铁衣千队，战马云飞。分兵十道，齐突穹庐。鞞鼓大振，白刃交麾，匈奴丧胆，獐窜周诸。头随剑落，满路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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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义军有“铁衣千队”，被“分兵十道”，由是以观，当时回鹘兵力当不在少数。尽管他们在西桐曾败于张淮深，但实力尚存，数年之后，仍有力量入侵沙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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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淮深所击“破残回鹘”既非来自安西，又非甘州，究由何来呢？郑炳林先生认为“张淮深征伐之西桐回鹘只能来自于西州回鹘系统，属西州回鹘”。[47]笔者基本同意这一观点。更具体一点说，他们很可能是西州回鹘系统，居于伊州附近的纳职回鹘。按《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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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宗时，大酋仆固俊自北庭击吐蕃，斩论尚热，尽取西州、轮台等城，使达干米怀玉朝，且献俘，因请命，诏可。其后，王室乱，贡会不常，史亡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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