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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本书之论述必须置于“华夏边缘”历史中，才能完整呈现我对于羌族与中国民族的见解。事实上，这本书可以说是我在1997年出版之《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之延续与补充。在前书中，我首先提出一个华夏“边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构想，然后以此说明华夏边缘的出现及其漂移、扩张与变迁过程，以及解释在资源竞争与各层次权力争衡背景下，华夏边缘之扩张与变迁如何借边缘人群的历史记忆与失忆来进行。本书便是以汉、藏之间的古今羌人与羌族为例，说明一个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因此这不只是一个“羌族”的历史，也是“藏族边缘”与“汉族边缘”的历史；这不只是“外夷”或“少数民族”的历史，它也是华夏与中国民族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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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在“中国民族”或“中国少数民族”之历史与民族学研究中，流行着两种彼此对立的解释模式。第一种，我且称之为“历史实体论”，第二种则是“近代建构论”。“历史实体论”者主张，中国民族是在历史上延续之实体，其中包括一历史悠长的核心汉族及许多在历史中起落兴衰，并与汉族互动、融合的边疆少数民族。此解释模式几乎被所有中国历史与民族学者所采纳。相关的“历史”，便是典范中国史与中国少数民族史。近年来，有些受“创造传统”（invented tradition）与“想象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等研究影响的西方学者则认为，中国民族或中国少数民族是近代国族主义下的建构物。在他们看来，近代中国政治威权下的民族分类与相关历史建构，将许多原外于中国的大小非汉族群归纳、划分成一个个“少数民族”7。在族群政治立场上，上述两类学者也常针锋相对：前者常指责西方学者试图破坏中国之民族团结，后者则指责大汉族主义学者借着“历史”控制甚至“欺压”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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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近代建构论有许多值得修正与补充之处。其主要缺失有二：其一，研究者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与真实性面向；其二，研究者也因此忽略对人类族群生活的现实关怀，甚至在意识形态的敌对中，“解构他者历史”常成为一种有文化偏见的表述，或思想与政治上的对抗工具。近代建构论者的这两个缺失，原为历史实体论者所长。但遗憾的是，历史实体论者所主张的延续性历史，是在某种中心主义下（如男性、士大夫或华夏中心主义）之选择性历史记忆建构。因此它的“现实关怀”——如安边、治边与化夷等等——也常流于政治干涉、掌控与文化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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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所建立的民族史知识，是一个核心与边缘关系下的“华夏边缘历史”或“汉藏边缘历史”。借由这个历史以及它残留在岷江上游村寨人群中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记忆，我来说明历史上漂移的、模糊的华夏边缘“羌人”，如何转化为具有汉、藏、彝及许多西南民族间之桥梁性质的“羌族”。“羌人”与“羌族”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边缘”——他们与青藏高原东缘的一些部落、村寨人群是华夏之族群边缘，也是吐蕃与藏族的族群边缘。在此，历史是延续的，但在历史中延续的并非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多层次的核心与边缘群体互动关系。在此，“羌族”的历史或被解体为华夏与藏族边缘变迁史，“羌族”本土文化或也被描述为易变的、多元的、模糊的。然而就是这些历史主体的变迁与不确定性以及文化之模糊性，说明在中国西部与西南边疆的汉、藏之间，或汉与非汉之间，原有一个漂移、模糊的族群边缘。在近代国族主义之下，它才转化成汉、羌、藏、彝各民族间的族群界线。这样的知识，不同于“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主张，其目的并不在于争辩或解答“中国少数民族”或“中国民族”的历史真实性，而是说明“中国少数民族”与“中国民族”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无论是“羌族”或“中国民族”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创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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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的关怀上，对于一个族群或民族研究者来说，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一群有共同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信念的人群。我们不能不关心他们目前在整体社会族群关系中的处境，以及此种族群关系的历史演变。譬如，在当代羌族认同形成之前，本地各沟各寨人群常在相互排斥、仇杀之中，对此老一辈羌族人记忆犹新。如今他们常说：“这都是由于过去的人没知识，不知道大家原来是一个民族。”这些话可以让我们深思：若非是有更好的族群关系理想，我们何须解构这些“知识”、这个“民族”？的确，由传统华夏边缘的“蛮夷”蜕变为“少数民族”，人群间的排斥与暴力已消除不少。然而作为“少数民族”之羌族，仍处在现代化的边缘。因此在这本书中，无论是说明一条沟中各个村寨人群之认同与区分，或是以“羌”为边缘的华夏认同及其族群边界变迁，我都将强调其在人类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关系上的意义。相信这样的历史民族志知识可以帮助人们思考：我们如何才可能共商怎样建立一个资源共享、和谐平等的社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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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兼及历史、民族志与现实关怀的他者描述书写传统，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史记》之四夷列传中。在近代国族主义下，此传统结合外来之社会科学，曾化为历史学、民族学（或人类学）与边政研究等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传统。这些“边缘书写”，曾造成华夏边缘与此边缘的历史变化。在本书中，我以结合历史记忆、历史事实与历史心性之长程历史研究为经，以人类资源生态与社会认同区分体系为纬，共同构成一种历史民族志研究。从某一角度来说，它仍是结合历史、民族志与现实关怀的书写。但“社会”（或民族）、“历史”与“文化”在此研究中都有新的理解与诠释，描述分析他者并非为了创造、刻画我群边缘，而是为了检讨与认识自我。无论如何，这是我近十年来在羌族研究中所得，也是我在中国民族研究中由“解构”到“重新建构”的自我反省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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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ilyn Silverman & P. H. Gulliver, Approaching the Past: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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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Eric Hobsbawm &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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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有关族群理论的发展请参阅拙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一章“当代人类学族群理论”及第二章“记忆、历史与族群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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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lizabeth Tonkin, Maryon McDonald and Malcolm Chapman eds.,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6; Eugene E. Roosens, Creating Ethnicity: The Process of Ethnogene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9；王明珂：《过去的结构：关于族群本质与认同变迁的探讨》，《新史学》第5卷第3期，1994年，第119—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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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eorge E. Marcus & Michael M. J. Fischer,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p.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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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Norbert Elias,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A Sociological Enquiry into Community Problem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New York, 1966; René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trans. by Patrick Greg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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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tevan Harrell, “The Hsit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 in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Ralph A. Litzinger, “Contending Conceptions of the Yao Past,”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N. Diamond, “Defining the Miao，”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Dru Gladney,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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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文本与田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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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取向上，无论是文献、口述资料或文化现象，在本书中都被视为一种“文本”（text）或“表征、再现”（representation）。“文本”之意义在于其与“情境”（context）之互映，而“表征、再现”则是强调它们是在某种社会本相（social reality）下产生的表相。文本存在于情境之中（texts in context）；情境也赖文本来呈现与活化（context in texts）。或者说，文本是某种社会本相的表征／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reality）。这样的社会本相，也赖各种形式的表征，包含狭义的文本来呈现（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s）。譬如，在一篇历史文献中，作者称羌为三苗的后代，一位羌族说羌族是周仓的后代，一位羌族妇女穿着“传统服饰”；然而，对我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文本”或“再现／表征”。从中，我探索的并非羌人是否真为三苗或周仓的后代，或何者为羌族传统服饰，而是它们背后的社会情境或社会现实。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使得古代华夏认为羌为三苗之后，使得当代羌族认为周仓是他们的祖先，以及使得羌族妇女须穿着“传统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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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更宽广的历史角度来说，所有当代所见关于羌族的文化、民族与历史现象，对我而言也都是一种“文本”或“再现／表征”。它们是由历史上一连串的“历史”事实所造成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将这些古今历史事实视为“文本”或“再现／表征”，我期望了解的是其背后的历史民族志情境，一种在人群间延续与变迁的历史本相（historic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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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析（textural analysis）在当前许多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领域中，都受到相当的重视。然而又因性质及研究旨趣不同，各学科在此一方面也各自发展。相较于语言学与比较文学来说，人类学与历史学对于文本分析有较宽松的理解，同一学科中学者的做法也有相当差异。这或许是由于当代许多人类学与历史学者皆不相信有一套“研究方法”可以让我们掌握社会真实或历史事实。无论如何，强调文本分析的史学或人类学研究，的确有一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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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文本分析不同于结合各种史料（或各种学科）以归纳、发掘“事实”的“模拟法”（analogy）。虽然“模拟法”是人类知识产生的重要法则，然而在寻找“相似性”（similarity）的智性活动中，我们经常无法摆脱自身的文化、认同与经验背景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理性深植于社会文化与现实利益之中。在此知识理性中我们定义、寻找何者是“相似的”“相关的”与“合理的”，以建构一个熟悉的、利己的知识体系。相对地，一些不寻常的、特异的、断裂的现象被忽略，此忽略也使得部分社会人群或“他者”落入社会边缘。因而，基于后现代的学术醒觉，学者们尝试由近代建构的“文本”中找寻一些多元、边缘、异常的现象，并分析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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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以上的认知，学者们之文本分析切入点经常不是“熟悉与相似”，而是相反的，文本中或文本间所呈现的荒谬、断裂、矛盾、失忆、模糊、挫折；这不只是文本生产者在文本中所流露的，也是阅读者（研究者）所感受的。1学者所从事的“异例分析”（anomaly analysis）2或“边界理论”（border theory）3，多少都与此研究取向相关。由多元资料间产生的“异例”，或者我们的理性与一段时间、空间距离外的“古代”“土著”世界间的差异，我们可以尝试了解一异时代或异社会“情境”的复杂结构，以及一个“当代情境”与另一个“当代情境”间的延续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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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通过文本或表征的分析，我们希望了解其所反映的（reflective）“情境”或“社会本相”及其变迁，及其所映照的（reflexive）我们所熟悉、信赖的“文化”与“历史”之本质。我认为，从文本所呈现的断裂、模糊与异例之探索中，文本所反映的与其所映照的知识可相互增长，如此我们才可能在己身的文化、社会与历史情境中，了解另一个社会或另一个时代的文化、社会与历史。最后，将文献史料、口述资料与文化展演都当作一种“文本”，学者的研究兴趣在于其背后的社会脉络情境与个人情感，以及文本与情境间的关系。此社会情境与个人情感，在我的研究中特别是指当代人群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和相关的族群、阶级、性别与地域之认同与区分，以及在此认同与区分下个人的情感流露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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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本相关的是“文类”（genre）的问题。中国之正史、地方志、文人笔记，宋代以来的族谱，明、清时期汉人士大夫的异域游记，近代民族志书写，等等，都是一种“文类”。一种文类不仅承载着许多文本，文类本身也可视为一种文本。它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与时代情境背景。一种文类持续被书写、流传，显示此种情境的延续存在。其内涵形式的改变或消失，也显示此种情境的改变与消亡。通过对文本或表征的分析，我希望了解的是一种“文类”所潜藏的“情境”或“社会本相”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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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思考、分析文本的方式是借着一种考古学的器物遗存隐喻。考古学者将器物遗存视为在一选材、制造、使用、废弃过程下之产物。我认为文本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同样地，它们经历了选材、制造、使用、废弃／保存的过程而形成。面对一个文本，我们可以思考：为何作者如此取材（特定人、物、时间、空间等的指涉与象征意义）；为何如此组织、制造（特定的逻辑语句与文本结构），究竟作者期望借此说明什么或达成什么目的；作者或他人如何操弄、使用此社会记忆（文本），并与其他社会记忆相抗衡；最后，在各种权力关系的争论与制衡中，这个记忆如何得以被保存、推广或被修正、废弃。对我而言，这并非是一种文本分析的公式。然而在本书中读者将发现，我对文本的理解与分析常循此脉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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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依据的文本资料来自两种“田野”。首先，是我由1994年开始进行至今的羌族田野考察。1994年夏，我由西安经陇西一路进入青海河湟地区，然后再由陕南进入川西北的岷江上游。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循着历史上的羌人之迹，观察他们生活的山川环境，并接洽、安排以后的田野学术活动。此后，我在1995、1996、1998、2000、2001、2002年之寒暑期，八次进入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作田野调查。在这段累计约有11个月的田野调查活动中，我曾在三处作多次的停留访问，这三地是松潘小姓沟、茂县永和沟与北川小坝乡内外沟。它们分别代表西北方藏化程度最高的，中间以及东方汉化程度最高的羌族地区。此外，我也短暂访问其他各沟村寨，每次在一村寨只停留约5—7日；或在一两年后，再度访问这些村寨。如此做法是由于我所进行的研究需要倾听羌族民众对于本民族文化、历史与社会之“多元声音”，因此我的田野调查需要多元，并能涵括各种“边缘”。在此研究需求下，我的田野考察地区包括：茂县的永和沟、水磨沟、黑虎沟、三龙沟、赤不苏、牛尾巴，汶川县的羌锋，理县的蒲溪沟、薛城，黑水县的麻窝、黑水与知木林，松潘县的小姓沟，北川县的小坝、片口、青片等地以及以上各县的县城。受访的对象，包括不同世代、性别、教育背景以及与外界接触程度不同之羌族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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