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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中，除了观察、记录当地的一般民族志资料外，我最重要的活动是问村民一些简单的问题，并作口述录音。这些问题或主题的产生，一方面是来自我对当地之历史与民族志的了解，另一方面，它们来自于相关的族群与记忆理论。我对羌族的认识，主要便是通过这些经过设计的主题与问题，以及羌族民众与我在这些主题与问题下之对话所产生的文本。譬如，其中一组重要问题是：“这儿的人是从哪来的？”问题中的“人群”由家庭、家族、一寨的人、一沟中的人群到羌族等等。事实上，我所问的便是本地人记忆中的各种“起源历史”。在获得这些“起源历史”后，我分析其中某些语言符号的隐喻及一些关键主题如何被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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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录音口述数据中的对话，都是以当地四川西北方言，当地人所称的“汉话”，来进行采访与应答。“汉话”是羌族与邻近藏族地区最普遍通行的语言，这一方面是“汉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乡谈话”（所谓羌语）在各地羌族间难以沟通。几乎所有的羌族与邻近藏族都会说“汉话”，但相当高比例的羌族人不会说当地的“乡谈话”。可以说，羌族以语言符号组构的文化与知识体系，原来就是以“汉话”来理解、表述的，或以“乡谈话”与“汉话”相互传译、混合的文化与知识体系。这也是羌族与许多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族群特质之一。因此以“汉话”采访所得资料，可以适当地代表当地的本土观点。相反地，坚持以“原住民语言”来了解本土社会与文化的人类学传统，在“羌族”这样的人群社会中不但无法进行，而且也容易导致将一“民族”范准化、刻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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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田野录音都转录为汉字。基于我对口述资料之社会记忆本质的认识，我认为研究者在回忆、删削一段报告人的“口述”时，很难避免本身各种主观偏见所造成的误差。这便是为何我以录音来记录口述记忆，并将它们逐字、逐句转为文字。因此，本书所引的口述资料或有语法混乱、文句不衔接现象，或引文中会出现些罕见的语词，我都尽量附注说明。大量引用这些口述录音资料，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我认为这样的民族志表述、书写，可以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本地人与作者，或本地人与读者之间的中介文化认知场域。在此场域中，作者与读者因认识本土社会文化，而认识我们己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相反地，认识我们的社会文化，也可帮助我们认识本土之社会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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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涉及的另一种“田野”，是在文献中所作的“田野”。我将各种文献，当作是报告人以文字展现的社会记忆，或如前所述，一种文本与表征。无论是汉晋时期华夏对西羌的历史与文化描述，或是近代历史与民族学者对羌族历史与文化的论著，或是当代羌族知识分子对本族历史、文化的书写，都被视为在某种社会情境下人们对“他者”或“我群”的选择与建构性描述。古今华夏或中国人以及羌族，这些书写主体自身之认同及认同变迁，反映在他们对“我群”与“我群边缘”的描述与论辩之中。因此通过这些文献，首先，我们得以分析、探讨文字记载中的人、事、时、地、物所交织而成的历史与社会“事实”；其次，产生这些文字社会历史记忆与叙事的“情境”——各层次的社会认同体系与相关社会权力关系——以及此“情境”在历史中的延续与变迁；最后，结合对文本在现实社会中作为一种“论域”（discourse）的人类学田野观察，我们可以探讨这些古今文本如何成为一个动态的社会记忆，被人们夸耀、争论、否定、修饰、复制，进而影响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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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也就是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所言：“当我们无法理解一个谚语、一个笑话、一个礼仪或一首诗时，我们知道自己已触及到某些东西。由一个文献最晦涩的一面着手，我们或可以揭露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以这样的思考途径，甚至可能进入一个陌生而美妙的世界。”见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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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 A. Gould, Living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chapter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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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nato Rosaldo,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93; Scott Michaelsen & David E. Johnson eds., Border Theory: The Limits of Cultur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Elazar Barkan & Marie-Denise Shelton eds., Borders, Exiles, Diaspora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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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社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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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第一部分，我将介绍当前的羌族——他们的生活环境、生计活动、社会认同与区分，以及相关的恐惧、爱恨与情感世界。这样的描述，有如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的确，以下四章是一个以各种“认同与区分”为主题的羌族民族志。我所称的“认同与区分”（identity and distinction），有如人类学民族志中所称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s）；我所讨论的内涵，如家庭、家族、村落等，也部分与之重叠。对于社会组织，人类学者着重于研究各种“组织”的功能、结构以及其在神话、物与仪式中的象征表达。然而，由认同与区分的角度，我特别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各种身份认同，他（她）们与各层次外在人群的边界区分以及造成此认同与区分的资源环境与权力关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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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物界的一部分，“生存动机”是人类一切社会与文化活动的根基。人们结为各种群体，来争夺、分配并垄断特定的生存资源，此为人类社会各种“认同与区分”的主要背景之一。在生存资源匮乏的羌族地区，自然更是如此。首先，我在第一章中介绍羌族地区的地理环境，以及简单介绍居住在此的羌族——他们的语言、体质与文化特征。羌族所居的地理环境——一个个深藏在高山深谷中的“沟”，是造成各个孤立村寨的主要背景，也因此造成各沟、各村寨居民在语言、体质与文化上的分歧现象。在我的描述中读者将发现，并没有统一的或典型的羌族语言与羌族文化。在第二章中，我更深入地介绍各地羌族的生存环境。许多学者常以最偏远、原始的村落为田野对象，来描述一个所谓“原始社会”（primitive society）的构成。相反地，在这一章中我将说明，羌族不只是居住在村寨中，其中部分也住在小街市与城镇里。即使是住在深山村寨中的羌族，他们也与一层层外在世界有相当接触。在生计活动中，资源竞争与分享造成各种人群社会之空间区分。在这些空间中，人们体验到各层次的认同、区分与相关权力关系，因此塑造了他们心目中远／近、熟悉／陌生、亲切／敌对的社会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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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进入本书的重要主题——认同与区分。族群认同是本章也是本书的研究重点；其他人类社会认同与区分，如阶级、性别、城乡人群等，将置于族群认同现象中探讨。“族群”在本书中除了作为英文“ethnic group”的中文译词外，还有一更广泛的指涉意义——指所有以共同血缘或拟血缘记忆来凝聚之人类社会群体。因而由家庭、家族、宗族，共祖之部落、村落人群，到民族、国族等等，都是广义的“族群”。在这一章中，我将介绍本地资源竞争与分配背景下的各层次族群认同体系。“区分”，也就是为限定可分享特定资源的人群而践行的社会边界维持。由于内部激烈的资源竞争，各地羌族特别在意彼此间的边界区分，这也解释了他们间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在岷江上游群山之间，各个家庭、家族与村寨等群体，都在资源共享与划分体系中凝聚与延续。家族神、山神、庙子与菩萨等信仰，强化了这些族群区分，并维持族群界线。在“本村寨人”认同之上，当地有一种更大范围的族群认同，表现在“尔玛”（我族人）此一族群自称概念上。本章也由本地人的“尔玛”“赤部”（蛮子）与“而”（汉人）之概念以及它们在近半世纪来的变迁，说明本地的族群或民族认同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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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而言，“区分”是一种生物的、心理的与社会性的身体边界维持。维持此一层层的边界，以期身体不受病痛与外力侵害，以期家庭、寨子、村子之“身体”不受邻人或外来侵犯。在第四章中，我以流行于羌族间的“毒药猫传说”与相关文化、事件与记忆为例，说明村寨居民在上述的认同与区分体系下的情感、爱憎与相关行为，以及个人经验、情感与行为又如何强化各种社会区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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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170669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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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第一章 地理环境与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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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一的羌族，人数在30万左右，主要居住在四川省西北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也就是岷江上游及其支流两岸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等地。另外，与岷江上游一山之隔的北川，也有部分乡镇人口被识别为羌族。在这一地区（图一），岷江、湔江及其支流切过青藏高原边缘，造成高山深谷。这种高山间的深谷，当地羌族以汉话称之为“沟”，羌族村寨便分布在各个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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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羌族地区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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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松潘、九寨沟的公路沿着岷江干流北去，途经汶川、茂县一带，路两旁所见皆为已开发的山田，或只是光秃秃的荒山，林木绝少。离开沿岷江的主要公路往各支流去，仍然看不见大片的森林。只有深入山沟之中，或攀上高山背面，才有大片的林木。这是近年来，特别是1980年代之后，过度砍伐的结果。理县、黑水、松潘等地原来更以森林资源丰富著称，但近年来森林覆盖区也在急速减缩之中。自1998年以来，中国在岷江上游实施“退耕还林”，森林砍伐已全面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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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森林多分布在海拔2500—4000米的山区，主要由松木林构成，松林下盛产各种菌菇类植物。如松潘小姓沟中所能采集到的食用菌类，以当地的汉话来说便有：杨柳菌、獐子菌、刷把菌、鸡蛋菌、羊肚菌、白松菌、白桦菌、草菌、黄连菌、羊角菌、乌鸦菌、鸡菌、猴头菇、蘑菇、草菇、香菇、金针菇、野木耳、马屁包等等。整个山区除林木、菌菇之外，还盛产各种药材。冬虫夏草、大黄、天麻、羌活、川贝、川芎、当归、党参等等，都是本地特产。在过去，这里也是野生动物的乐园。除了目前作为一级保护动物的大熊猫、金丝猴与牛羚外，还有三种熊（马熊、棕熊、黑熊），两种豹子（土豹子与金钱豹），以及小熊猫、豹猫、獐子、麂子、鹿、狼、豺狗、野猪、土猪子等等。如今也因为滥猎、盗猎，动物少了很多。田间、林中与高山草原上，又盛产各种野禽。经常可猎得的野鸡便有贝母鸡、杨角鸡、石板鸡、聒聒鸡、马鸡、松鸡、坨坨鸡、金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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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上方近山棱的缓坡，高度约在海拔3500—4500米之间。由于高寒，冬季积雪，树林只呈零散、小区域分布。然而到了夏季，由于日晒充足而成为丰盛的草场，这儿是羌族放养牦牛与马的地方。森林下方，高度约在2000—3000米的山腰缓坡处，被人们辟成梯状山田，种植各种粮食作物。近河谷的河坝，海拔高度约在1000—2500米之间，则有宽广而日照较好的可耕地，这儿由于交通方便，近年来多成为经济作物的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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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本地自然环境上的特色是：一方面，沟中垂直分布的山田、森林、草场构成丰富经济资源，为人们提供了多元化的生活所需，使得“沟”成为一个个相当自足的生态区。另一方面，沟与沟之间因高山隔阻，交通困难，这又使得沟中的村寨居民成为相当孤立的人群。唯近年来，由于沿河谷的公路开发，各地的羌族往来较密切，他们多余的农林产品也因此有机会对外运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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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的地理环境与岷江上游地区有些不同。这儿的山区海拔高度较低，山区林木以混合林为主。北方接近松潘或南坪的地区，有较丰富的林木；也由于较接近汉区，本地的开发历史较早。除了出产一些药材与出外打工之外，本地村民几乎全赖农业生产。但与岷江上游地区相比，本地与成都平原的来往较密切、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