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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行政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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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 由都江堰市（灌县）过青城大桥入山，车行约一小时便到达汶川县南端的漩口与映秀镇。映秀旧称娘子关。许多羌族人都认为，过去映秀与漩口都是羌族分布的地方，但目前这两地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汉族。由此沿岷江北行，约一个半小时车程即到达汶川的绵篪乡。这儿号称是“西羌第一村”——阿坝州最南端的羌族村寨在此。汶川旧县城在绵篪、羌锋一带，清代的瓦寺土司在附近镇守。今之汶川县城——威州镇，还在北去车行半小时之处。汶川县城是羌族的文教中心，威州民族师范学校与阿坝师范专科学校都在此。因此威州镇也是羌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本土研究与推广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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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县有汉族、羌族、藏族与回族。据1985年的人口统计，汉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61.88%，羌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6.18%，藏族约占11%，回族仅占0.8%。目前羌族人口可能已占汶川总人口的40%。由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推行，1980年代以来愈来愈多的地方干部与公职人员由少数民族担任。事实上，羌族主要分布在县北，岷江、杂谷脑河及其支流沿岸的龙溪、克枯、雁门、绵篪等地，是汶川羌族村寨的主要分布地。这些地区的羌族，更因为长久以来接近汉人地区，受汉文化影响相当深。目前绝大部分岷江东岸的村寨居民，已普遍将汉语当作母语，本土语言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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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县 由汶川沿岷江支流杂谷脑河西行，便逐渐进入理县地区。理县也是汉、羌、藏与回族混居的地方。嘉绒藏族在此人口最多，最具社会、政治优势。理县自古以来就是汉人与嘉绒藏族（旧称西番）贸易的孔道重镇，而今又是西去阿坝州政府马尔康之大道上的中间要镇。因此，理县羌族长期以来受嘉绒藏族与汉族双重影响。在这儿，羌族村寨主要分布在甘堡以东，西边便是嘉绒藏族的居住地。桃坪、通化、薛城附近各沟，都是羌族村寨的分布地区，其中蒲溪沟是最深入大山中的一条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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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薛城一带的羌族，常自豪于他们过去与嘉绒人同为“五屯”之民1，有事时受清政府调度出征。本地羌族各村寨在清代有的属于五屯中之“九子屯”。相较于北岸各沟的羌族村寨居民来说，蒲溪沟羌族受嘉绒藏族的影响较少。如薛城、通化附近羌族戴头巾的方式——“搭帕子”——与嘉绒藏族相似，而蒲溪沟羌族妇女则是“包帕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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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县 由汶川县城沿岷江北去，不久便进入茂县。茂县，目前是羌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县，也被认为是最典型的羌族地区。岷江东岸有南星、石鼓、永和沟、水磨沟、石大关、叠溪、太平等沟与聚落，西岸有牟托、刁林、黑虎沟、松坪沟、杨柳沟、牛尾巴等，这些都是羌族村寨聚集之地。沿岷江支流黑水河，又有三龙、洼底、曲谷、维城等沟。向东越过土地岭梁子，湔江水系的土门乡也属茂县的行政管辖范围。茂县县城，本地人称之为凤仪，也是羌族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之一。比起威州镇来说，这儿更具少数民族色彩：街道上常见进城销货、购物身着民族服饰之羌族妇女。在凤仪北方不远的两河口，黑水河在此由西方汇入岷江。至少由清代以来，当地人便称凤仪、两河口以北地区为北路；此地以南，岷江东岸各沟为东路，岷江西岸各沟与黑水河流域则是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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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岷江东岸各沟及沿江的河坝地区生活条件较佳。愈往西、往北，愈山高谷深，寨子常坐落在很高的山上。由谷底河坝走到寨子，常需在陡峭的山道攀爬二至四个小时。由于高寒与土地贫瘠，居民的生活相当艰苦。在这儿最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是，由东向西、由南往北，都呈现由汉至藏（嘉绒）的过渡现象。愈靠东方、南方的村寨，愈受汉文化的影响；愈往西、往北去，便愈多嘉绒藏文化因素。可以说，如果在文化上羌族是汉、藏间的过渡，那么茂县最西方的曲谷、维城与最北面的牛尾巴与双泉等地羌族，便是羌、藏间的过渡类型。他们许多文化与宗教习俗，都深受黑水与松潘藏族影响。茂县最东边的土门乡羌族，则已完全汉化，在清代时，此地与许多东路村寨都曾被官府划为“汉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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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曲谷越过瓦钵梁子，便进入黑水县藏族村寨地区。黑水县东半部的藏族，以汉语自称“藏族”，然而以母语却自称“尔勒玛”，此与曲谷、三龙各地羌族的自称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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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 由茂县越过土地岭梁子，经土门往东下河谷，便进入湔江流域的北川县。比起岷江上游的阿坝州，这儿山岭的海拔高度较低，河谷盆地较宽。成片的大森林几乎不见，只在西北角的小寨子沟一带有较完整的森林。湔江有四条重要支流：青片河、白草河、白泥河与都坝河。同样地，愈往上游去的山区村落生活较苦，愈往下游村落生活较宽裕。往西北去，还可见一些非汉本土文化遗痕；往东南，则所见与川西汉人聚落无异。目前羌族村落主要分布在西北半部的青片河、白草河两岸及其支流地区。过去在明、清时期，这一带居住的是以“好为乱”著称的青片羌与白草羌。然而到20世纪中期，本地居民几乎都自称是汉人。当前的北川羌族，大多是在1980年代中，经由民族识别、登记而成为羌族的。据本地民族干部称，目前羌族约占北川总人口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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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的旧县城在治城，附近有著名的“禹穴沟”。新县城向东移至曲山镇。由于明、清以来移入大量逃难、垦荒的汉人，因此当地居民的汉化程度相当深。到1950年代，原住民语言、文化早已完全消失，只有青片河流域最西方的上五寨还保留一点本土文化残痕。1980年代以来，北川羌族努力与茂县等地羌族交流，学习本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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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潘 县城附近的海拔高度约在2700米左右。当地居民有藏、汉、羌、回等民族。一般而言，汉族与回族居城，藏族与羌族居乡。羌族人口只占松潘总人口很小的一部分，分布在松潘南部的镇江关、小姓沟与双泉一带。镇江关由于位于沿岷江的大道上，因此附近羌族居民大多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在许多离公路较近的村寨中，本土语言已消失殆尽，居民之间只通行汉语。小姓沟北岸各小沟，是热务藏族村寨分布之地。南岸则多为羌族所居，著名的有尔边三寨（大尔边、小尔边、朱耳边）与埃期沟各寨。小姓沟中各村寨居民，特别是埃期与大尔边等，受汉文化影响较浅，受藏文化影响较深。松潘最南端的双泉沟羌族，位置接近茂县杨柳沟与牛尾巴，这几处的羌族在语言、文化上有较密切的关系。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文献中，这一带村寨住民都被称作“生番”或“杨柳番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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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关与小姓沟一带因接近松潘高原，河谷海拔高度已相当高，因此相对看来四周的山还不如茂县、汶川一带的山势来得壮伟。由于地理上属高寒地带，一般而言，农业生产不如汶川、茂县等地。然而部分地区森林植被却保存得很好，因此当地的羌族可由森林中得到部分收入，以补农业之缺。唯过去数十年来，因过度砍伐，森林受到很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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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体质外貌与文化表征：谁是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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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青藏高原边缘的羌族，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我希望在本书一开始，可以给读者们一个概括的羌族印象。譬如，这个民族的人长得如何，他们说什么话，他们有何文化特征等等。然而，这些对我而言有些困难。我们常认为一个民族自然有其独特的语言、文化或体质特征——这是在一种典范的民族概念下人们对“民族”的刻板印象。无论如何，在语言、体质或文化表征上，各地羌族都有些差异。羌族，像是汉、藏间的变色光谱，愈往东南，那儿的羌族便愈像汉族；愈往西北，当地的羌族就愈像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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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在羌族地区最常听见的共同语言是一种汉语川西方言——他们称之为“汉话”。另外有一种本土语言，本地人称为“乡谈话”。由于各地口音差别很大，因此“乡谈话”只能通行于很小范围的人群内——通常是一条沟之中。西路与北路各沟、各村寨的羌族，许多人都能说乡谈话与汉话。岷江东路各村寨羌族，几乎都只能说汉话。北川地区大部分的羌族，在他们祖父那一代说的便都是汉话了。目前只在青片上五寨地区，有少部分老人还记得一些本地土语词汇。住在城镇中的羌族，一般都说汉话；知识分子还能说普通话。有些村寨中说的乡谈话，还夹杂大量的汉语词汇。只有离公路较远的深沟高山村寨，才是全然说乡谈话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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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乡谈话”，也就是语言学分类下的“羌语”，其中包括许多彼此沟通困难的地方方言。这些羌语方言，从某些语言学者的观点，又分为南部方言与北部方言；这两个方言群，又各分为五个地方土语。3事实上，在同一土语群中的人们，彼此也不一定能用乡谈话沟通。正如一位羌族朋友所说的：“我们的话走不远；一条沟有一条沟的话，有时同一沟中阴山面与阳山面的人说话都不一样。”正因为以乡谈话沟通有困难，所以各地羌族在一起时，说的都是汉话。东路羌族经常自豪于他们能说很好的汉话。甚至他们认为汉话是“不需要学就会的语言”，而乡谈话却需要学。相反，西路与北路的羌族虽然说起汉话来口音重，但有些男人却能说一些邻近的藏族方言。譬如，有些松潘埃期沟的羌族能说一口热务藏语；许多理县羌族也会说嘉绒藏语。在过去，语言的使用在这儿似乎也与社会阶级有关。由于嘉绒藏族土司在西路与北路较具势力，“嘉绒话”在他们的势力影响范围内相当于一种官方语言。因此从前西路、北路说“羌语”的土司头人，通常也会说嘉绒藏语。在较靠近汉区的东路地区，自然“汉话”是过去头人们最常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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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地域性语言差别外，男女的语言使用也有不同。与女人相比，通常男人的汉话（或藏话）说得要好得多。据他们说，这是因为女人不常接触外界，所以其他语言说不好。即使在乡谈话上，他（她）们也认为男人的词汇多而灵活，女人的语言则保守而较具地方特色。所谓男子的羌语词汇多而灵活，显然是因为他们用了许多汉语、藏语与邻近羌族方言的借词。除此之外，同一村寨上下世代人群间的语言似乎也有些差别。理县蒲溪沟的一个中年人曾告诉我，当地许多老年人用的词汇现在已完全不用了。更普遍的是，保留“古语”较多的羌族端公唱词，目前绝大多数的本地羌族人都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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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特征 在体质特征上，羌族也呈现由汉到藏的中间过渡形态。人们常以体质特征来界定一个民族，而羌族的例子却说明，“体质”在区别族群或民族上有其限制。譬如，一般认为与汉族相比较，藏族的鼻子较大，皮肤较黑，身材较高。如此说来，北川地区的羌族在体质外观上与汉族全然无异。在岷江上游地区，一般来说，则是靠近嘉绒藏族的西路、北路各村寨人群具有较多嘉绒藏族体质特征，而东路各村寨羌族则看来与汉族无异。这中间的羌族，则呈现由邻近人群间细微差异所构成的由汉到藏之连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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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个民族的“体质特征”，不尽然是客观存在的、依遗传学逻辑延续与散播的一些身体内外特征。一人群的“体质特征”也常在人们的主观认同下，被集体选择、想象与建构。当这样的“体质特征”想象与建构，成为流行的意识形态时，它影响个人的审美观与婚配对象选择，也因此多少影响该民族的体质构成内涵。1920年代在岷江上游地区传教的英籍教士陶然士（Thomas Torrance），曾指出羌族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古以色列人的后代。他指出，由羌族人的体质上也可看出这个族群的渊源。4由陶然士所著书中的照片看来，的确部分本地人的鼻子较一般汉族的高大。我不知道陶然士是否刻意选择他心目中“典型的羌民”作为样本证据，或是否当年土著的鼻子的确比较高。然而近五十年来，当羌族成为国家认可的少数民族时，羌族的体质成分多少有些改变。首先，本地许多原自称汉人者，现在都宣称祖先为羌族，因此也被识别为羌族，如此便产生许多体质与汉人无异或差别不大的“羌族”。这些茂县东路与北川的羌族，普遍认为羌族是古华夏民族的一支，所以羌族与汉族“应该”在体质上没有差别。其次，许多西路、北路接近藏区的羌族都说，在过去并没有羌、藏间的区分；在民族识别、划分后，“说多了就有区别了”。也因此，过去他们与上游村寨人群结亲很普遍，但在民族划分、识别之后，他们与被识别为藏族的上游人群间的婚姻就少多了。羌族的例子显示，一个民族的体质特征有时是个别学者或社会的集体想象与选择。在此，涉及西方传教士、汉人或土著的自我认同，以及对我群与他群之典范体质或体质区分的想象。而当这些认同与典范体质想象影响人们婚配对象的选择时，自然也影响到一个族群的体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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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征 虽然在体质上很难看出羌族与汉族的区分，然而许多羌族或外来者皆认为，羌族妇女服饰鲜明表达了羌民族特色。当前羌族的确可以由村寨妇女身上鲜明的服饰分辨出来。但村寨中的羌族男人、城镇中的羌族男女以及所有北川的羌族，穿着都与邻近汉人平民无异。“服饰”可以说是个人或一个人群“身体”的延伸；通过此延伸部分，个人或人群强调自身的身份认同（identity），或我群与他群间的区分。因此服饰可被视为一种文化性身体建构。在本书中我将对此现象作进一步探讨，并说明为何只是村寨妇女，而不是所有的羌族皆穿着本民族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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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学者综合各地羌族妇女服饰之“相似性”，以建构一整体的“羌族妇女服饰”概念。然而，对各地羌族来说，一地有一地的服饰特色，一村有一村的穿着特点；简言之，愈往南、往东，便愈受汉文化影响，愈往西、往北，便愈受藏文化影响。无论如何，对本地人来说，重要的是邻近村寨与地区人群在服饰上的“相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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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文化表征上，同样地，靠近藏区的羌族有许多藏族特色，靠近汉区的则吸收大量汉族特色。如在宗教信仰上，北路羌族所供奉的诸神中有许多藏传佛教神祇，东南部的羌族信仰中则多玉皇、观音、东岳等汉文化中诸神。由于“藏化”与“汉化”程度各个沟与地区皆不同，因此我们很难说哪个地区文化能代表典型的羌族文化。当然，或许我们可以将所谓“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成分剔除，以找寻、呈现典型的“羌族文化”。事实上，在许多羌族研究学者的探索下以及在羌族知识分子与地方政府的强调、宣传下，一些羌族文化特色如羌历年、锅庄舞、羌族刺绣、神树林信仰、山神信仰以及端公文化、禹文化等等，都逐渐为人所知。在本书中我将说明，20世纪上半叶的早期羌族调查者也曾注意到这些文化特色，但他们却困惑于究竟哪些是汉文化或藏文化因素，哪些才是羌文化因素？是早期调查者之学养不如今之学者，或是“羌族文化”在近半个世纪来曾发生许多变化？在本书文化篇中我会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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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这些有关羌族的简单描述中可以看出，一族群的语言、体质与文化特质常是变动的、有内部差异的或被主观理解的。因此，我们难以由客观的语言、体质与文化来描述或界定这个族群。这也证实1970年代以来人类学界族群研究者的普遍认识——族群或民族是主观的人群认同范畴，难以被客观的语言、体质或文化因素来界定。究竟谁（who）是羌族？我认为这问题过于简化了人类的族群认同现象。在本书中，我将探讨、说明他（她）们为何（why）宣称自己是或被认为是羌族，他（她）们如何（how）成为羌族，以及如何表现或宣称自己是羌族。这样的羌族描述，必然涉及人类生态、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社会阶序与权力关系以及“历史”建构的历史过程。在说明了羌族社会以及羌族如何在历史与“历史”中得其民族生命后，我们会再回到“羌族文化”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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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乾隆十七年，清废除杂谷土司苍旺之后，在本地实行屯兵制。以本地五个大寨子为首，置五屯，统一调动诸寨兵员，此五屯为杂谷脑屯、乾堡屯、上孟屯、下孟屯、九子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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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搭帕子是将折成方块状的布置于头上，再以布条或假发固定；包帕子则是直接以长布巾缠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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