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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不洁与污染力,不只是因为他们可能带来“蛮子”根子,她们对男人的性吸引力也可能为本地带来污染——乱搞性关系而使本地“蛮化”。这也说明为何在村寨民众心中,毒药猫经常是年轻貌美的妇女,她们到了老年时毒性也随之消退。如一位黑虎沟的老人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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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不敢说,她听了很不高兴,但群众都知道她是。通常情况下还是长得很漂亮,老了就不那么厉害了,就不那么猖狂了。二十几、三十最猖狂。现在还有人忌讳,但不能说,没得证据嘛。晚上很多人还是不敢走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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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我也曾提及,“讲究男女之防”与“乱搞性关系”是民众主观建构的“尔玛”与“蛮子”之区分。毒药猫故事中常出现的场景,一群男女毒药猫一起喝酒、宴乐、吃人肉。在许多村寨居民心目中,上游“蛮子”也经常男女杂处喝酒、宴乐;“尔玛”则是女人不能与男人们一起喝酒,跳锅庄舞都要男女分开来跳。这些都显示毒药猫影射着人们对外在“蛮子”的恐惧与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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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以“污染的”或“有毒的”,来表达他们对外界人群的恐惧与敌意。这外界人群或“外族”,包括有可能被沾染毒性的邻人直到远方的“蛮子”。因此他们担心邻近家族或邻寨的女人可能带有“蛮子”血统,他们也以“母亲或祖母是蛮子”来咒骂邻近的人。寨子里的人常悄悄警告我,到了上面的寨子或上游地区去不要喝他们的水,或说不能吃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的水和食物有毒”。甚至在同一寨内,人们也常闲言闲语——哪一家或哪一地区的水“很硬”,喝了要胀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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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使女人普遍蒙上“不洁”之名的,主要是以男性为主体的“我族”认同;一种强调血统与道德洁净的,以洁净与不洁区分我群与他群的家族、村寨与尔玛认同。由于女人是“最亲近的外人”,她们打破村寨人群与外界的区分,打破洁与不洁间的区分,因而被视为是不洁、危险与有毒的。她们是群体内部的、被经常谈论的毒药猫;尽管真正被指控或闲言为毒药猫的只是寨中一两位女子。无论如何,谈论这些故事的人,内心深处潜伏着对一层层外在异族世界的恐惧与敌意——由邻近家族、邻村、邻沟直到远方的“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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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控或闲言村寨中少数妇女为“异类”,是以她们作为所有村寨妇女及其隐喻的“代罪羔羊”,以避免将所有村寨妇女视为“毒物”。但在村寨的主流意识形态下,一般妇女也加入闲言、咒骂毒药猫的行列。她们不明白,事实上她们也是毒药猫的隐喻之一,参与咒骂毒药猫更注定了她们在村寨中的边缘地位。无论如何,咒骂毒药猫以及通过毒药猫层层的“他者”指涉,可以强化一个村寨人群的认同(包括一般妇女)。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人们讨厌、怨恨毒药猫,但又认为村寨中没有毒药猫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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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无毒不成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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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那位黑虎羌族所讲的毒药猫故事中,最后天神阻止悔改的毒药猫完全洗去毒性,怕她“洗断了根”。类似的说法普遍存在于毒药猫传说中。相信毒药猫的村寨百姓,也普遍认为“无毒不成寨”——村里没有毒药猫也不好。为何如此?他们说不出道理来,或有不同的说法。如一位北川青片老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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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无毒不成寨;每个都有。没毒药猫,寨子里的水都要闹人,水都不能吃。怕她,但没有她就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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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毒药猫改过自新的故事后,上述那位黑虎沟老人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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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瘟神——鬼,只有毒药猫镇压他。一种魔鬼害人,毒药猫没了,害人的瘟神与魔鬼就要猖狂。所以没有毒药猫不得行。就洗了八条河,就没洗了。听说以前毒药猫很多,就那一次洗了后,现在少了,但是还有。毒药猫也是一种毒,无毒不成寨,以毒攻毒,一个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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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某些村寨居民的观点,似乎不能没有毒药猫是由于他们对更严重的魔鬼、毒或瘟疫的畏惧。如果人们意识中对毒药猫的恐惧,来自他们对邻近家族或邻近村寨的敌意,那么这些比毒药猫更严重的毒或瘟疫,应代表着村寨居民对于更远方的、更野蛮的、更污秽的人群的畏惧。“一截骂一截”的认同背景是造成“无毒不成寨”这种信念的基础。在此种孤立的村寨生活中,与外村寨的人通婚,特别是娶上游生活较落后村寨的女子,对本寨而言也是一种安全保障的期望——期望因为亲家村寨与更上游村寨人群间的关系,而使本村寨不受上游“蛮子”侵扰。毒药猫所代表的“外人”或“外在世界”,是人们熟悉的、毒性轻微且可被控制或应付的。接受这些“毒”,可以避免或防止更严重而无法控制的瘟疫与魔鬼。另一方面,毒药猫的存在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对此“外人”之闲言闲语,可强化村寨居民(包括非毒药猫的女人)的凝聚。这种必要的被人们创造、想象的“内忧”,存在于各种范围的“认同”群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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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两层意义来看,“无毒不成寨”的含义几乎便是“无内忧外患国恒亡”。只是凝聚村寨成员所赖的“内忧”与“外患”,与“蛮子”的野蛮和污秽一样,它们未必是主观想象,也未必是客观事实。对于“本寨”或“本国”的认同,使得一个人群经常以神话与“历史”强化本群体与外在世界人群间的区分,以及本群体内核心群体与边缘群体间的区分。这些以神话或“历史”所强化的区分,同时也导引村寨人群的文化展演和他们对“外人”及本群内“毒药猫”的敌对行为。于是,体现人群区分的文化展演与敌对行为成为客观社会现实与历史事实。正如在当前国际政治中,有些政治人物经常提醒其民众国家所面临的“内忧”与“外患”,此“内忧”与“外患”经常是一种集体想象。然而,当敌意通过各种文化演示与集体行为影响双方的互动时,内忧、外患也渐成为真实。借此,国家得以团结其主体成员,此即“无内忧外患国恒亡”以及“无毒不成寨”的内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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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毒药猫”的例子说明,人们对许多外界“异人群”的敌意,常反射到他们对本群体内或边缘相当亲近的“他者”身上。相反地,人们对于本群体内或群体边缘相当亲近或近似的“他者”之疑虑,也常强化他们对于外界相关“异人群”的“异类感”与疑虑。如此,在主要群体内或边缘的弱势“他者”,特别容易成为该群体成员化解外界强势“他者”所造成的压力与恐惧的“代罪羔羊”。“内部毒药猫”与“外在毒药猫”相生相承,这是人类社会凝聚认同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造成许多族群矛盾与民族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现象可以在世界许多族群冲突的例子上得到印证。这可说是人类社会的严重不幸,也是值得我们深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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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经验、历史与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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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举的“毒药猫”口述资料,在我们一般的认知中有些似乎可归类为“神话”,另一些则是人们认为村寨中过去曾发生的“历史”,或某人对亲历事件的“经验”。现在经常使用汉语的羌族,他们对神话、历史与经验的概念区分与我们无别。对于神话传说,他们常说那是“条”,“条”在当地四川方言中指随便谈谈的话,真假不必当真。“历史”,他们认为这是过去真正发生过的事。如果有人怀疑,他们会认真地争辩说:“那不是条哟!”至于个人“经验”,他们则更清楚地说明,这是亲身经历的。“神话”“历史”与“经验”各有其特色,然而此三者又非截然分开,在口述中它们常交错出现并相互影响。以下我借着有关“毒药猫”的一些口述资料,来说明一些可能被我们归类为“神话”“历史”或“经验”之叙事(narratives)的一些特质,并探讨它们如何形成与互相影响,以及在经由各种媒介的传述中,它们如何成为由个人到社会、由情感到结构的中间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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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归为第一类的毒药猫故事,我们称之为“神话”。神话作为一种学术用语,它的定义仍有分歧。我认为,“神话”的含义必须置于它与其他社会记忆范畴——如“历史”与“经验”——的相互关系背景中,才能得到适当的了解。当人们在述说这一类的“神话”故事时,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这只是一种神话传说——所谓的“条”。没有人将之当作真正发生过的事。在故事中,毒药猫或乘橱柜飞行,或由袋中摸出动物毛变成动物,或聚在一起宴乐吃人;毒药猫王子身穿人指甲做的衣服,头插野鸡翎;毒药猫在九条大河洗掉毒性等等。说故事的人回忆他听过的故事情节与伴随的虚构图像,并插入自己的想象与描述;故事中的各种场景与图像,如毒药猫的聚会、人的残肢、母亲在熬盘上教女儿变动物等等,成为故事的主轴图像。这些故事的叙事中没有确定的时间与地点。作为主轴的图像,而非时间、空间,控制着故事情节的记忆与传播。在讲述中,讲述者随时加入自己的意见与评论,并将自己当作事情发生时的目击者,详细描述细节;或将自己作为当事者,以第一人称代表故事中的人物发言。因为这只是讲故事,所以他们可以做这些虚拟与添饰。这一类故事不多,但传播的范围很广、很普遍。变动物的毒药猫,是这类故事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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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毒药猫叙事,是村民们所相信的“过去曾发生的事”。我们可以称之为村民心目中的“历史”,一种以口述传递的本土历史。这类故事的讲述,通常由“我们寨子里有一个人”或“某某寨有一个人”开始。然后便是这些人遇到一些奇怪或不幸的事之经过。如一位黑水双溜索的人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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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药猫的传说有,我们喊“毒射甚”。他们摆,女孩子会变成猫还是什么的。希尔一个人是裁缝,有一天晚上,什么声音都有。后来又有人的声音,是谁都听得出来。后来他就把门打开了。毒药猫说:“今天一定要把他吃了。”就把他拖出去到路边。后来另一户人家出来解手,毒药猫才把他放了。后来那房子就甩在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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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作为“历史”的叙事中,有特定的人物与事件,或也有特定的地点与时间。最重要的是,人们相信这是真实的。当地社会记忆中真实的人物(某寨某人或某有姓名的人),或线性时间上的某一点,或作为过去遗存的现实存在之物,都被用来强调事件的真实性。如在上例中,人们经验中熟悉的地名(希尔)与职业(裁缝),被用来特殊化这个故事中的人物,使听者觉得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也使他们相信此事是真实存在的。最后,现在仍存在的废弃房子,被用来进一步强调整个事件的真实性。这一类作为“历史”的故事,它的社会功能在于以人们相信的“真实过去”,来合理化一些本土知识。叙事中特定的人物、地点或物,是使整个述说“真实”的关键;相反地,事件本身是否真实却无法得到证实。因此,只要它们被当作“过去真正发生的事”,述说者便需以特定人物、地点或事物来维系与传递此社会记忆。在述说中,旁观者与当事者的立场较少,或不见于叙述之中,因为这种主观见解可能破坏叙述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这一类“历史”中的主角,主要也是变动物的毒药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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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叙事,是述说者个人的经验与记忆。如下面北川小坝人的个人经验回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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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毒药猫的传说,我们刘家也有。我一个小弟弟,小时候我七八岁,常背着他玩。一个老婆婆拉他的手,逗他玩。回来就不好了,当时是急惊风,现在说就是肺炎。后来就死了,人家说就是那老太婆害死的。听说她一个竹筒筒里什么毛都有,她摸到什么就变什么,她害有仇的或是最亲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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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茂县赤不苏中年人也曾告诉我一段他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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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孃孃,她一个女婿去帮忙。晚上回来遇到一个牛,就跟那牛扭来扭去打,把那牛甩到坎子下去了。他跑回来,后来几个舅舅跑去看,牛没看到,地上有扭打的印子。回来那孃孃就病了。送到成都去医都没医好,就死了。我妹妹也着过一次。肚子胀,吼。我妈妈去向那毒药猫说:娃儿肚子胀,啥子原因呢?你能不能给她想个办法。去跟她打招呼,后来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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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人所陈述的过去经验,都难以说明真与毒药猫有关。事实上,是社会中流传的“神话”与大家所相信的“史实”,为人们经历外在世界提供了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夜间奇怪的声音、家畜的异常行为,或人们遭受疾病或死亡,都在此文化心理结构中得到解释。所谓“经验”,事实上是通过文化所获得,并经过文化包装的个人对外界之印象与记忆。26它们作为一种个人记忆,由于在各种公共场合中被讲述,而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然后,它们更强化了当地与毒死猫有关的文化心理结构。此文化心理结构,也就是英国心理学家巴特莱特(F. C. Bartlett)所称之“心理构图”(schema)。27“区分”与“认同”是此“心理构图”的核心。在这些叙事中,人物、时间、地点与事件(人得病或死亡)或许都是真实的,人们只是建构(或虚构)事件与毒药猫之间的关系。在讲述中,讲述者站在参与者的角度描述,讲述者本身的存在是故事真实性与说服力的主轴。目前许多人认为“女人会变成动物害人”是不可信的,因此大多数人在讲这一类的自身经验时,所说的都是“指甲放毒的老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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