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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明珂：《过去的结构：关于族群本质与认同变迁的探讨》，《新史学》第5卷第3期，1994，第125—126页；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5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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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 Bloch,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the Present,” Man 1977.12, pp.278-292; Joanne Rappaport, The Politics of Memory: Nativ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lombian An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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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关结合口述记忆、文本与展演的研究，见Stuart H. Blackburn, Singing of Birth and Death: Texts in Performa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8; Dwight Fletcher Reynolds, Heroic Poets, Poetic Heroes: The Ethnography of Performance in an Arabic Oral Epic Trad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关于历史心性、相关文类与文本叙事，以及历史记忆的夸耀、展演与攀附所造成的社会（历史）变迁，请参考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6—147页；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3分3本，2002年，第583—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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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关讨论见Jonathan D. Hill, ed., Rethinking History and Myth: Indigenous South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Joanne Rappaport, The Potitics of Memory: Nativ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lombian An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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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法国历史学者Jacques Le Goff有关中古欧洲社会之心性及其变迁之历史研究。见其所著Time, Work &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by Arthur Goldhamm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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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enato Rosalso, Iloggot Headhunting, 1883-1974: A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Marshall Sahlins,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5; Janet Hoskins, The Play of Time: Kodi Perspectives on Calendars, History and Excha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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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opular Memory Group, “Popular Memory: Theory, Politics, Method,” in Richard Johnson et al. ed., Making Histor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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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amela Crossley, “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1.1 (1990), pp.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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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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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第五章 羌族史：典范与解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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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羌”便有丰富的历史记忆。近代学者根据殷商甲骨文、先秦史料、《后汉书·西羌传》以及较晚更丰富的史料记载，来建构由商代绵延至近代的“羌族史”。这样的“历史”说明了“羌族”的起源、分布与迁徙，以及更重要的，他们与中华民族下各民族间的关系。这样的“羌族史”，也就是我所称国族主义观点下的“典范历史”（master history）。然而，这些创作“羌族史”的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受一些新西方思潮模塑之外，本身又是中国历史的产物与历史记忆的承载与诠释者。以下，我先介绍典范的羌族史及其意义。而后，我将在近代国族主义发展的背景下，说明此“典范羌族史”的形成过程，这也是一种对于“近现代”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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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典范的羌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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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史研究中，“羌族史”不是一个顶热门的主题，以此为题的专著并不太多。然而，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中，“羌”的问题涉及许多甲骨金文学、经籍训诂、神话与历史研究。因此，关于“羌”之枝节研究，广泛且普遍与中国上古史研究紧密结合。虽然在细节上有些争论，但百年来许多共识在中国史学中逐渐形成，凝聚为目前一些“羌族史”的蓝本。我称之为“典范的”羌族史，是因为这些观点以及背后的学术逻辑基础，几乎已成了学界共识；另一方面，这样的“羌族史”的简化普及版，已通过各种媒介成为一种历史或民族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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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典范的“羌族史”，羌族的来源至少可追溯至商代。甲骨文中有“羌”，他们是商人的西方敌人。根据卜辞地理研究，“羌”大致分布于豫西、晋南或陕西东部。1殷商卜辞中常有商，或其属国与羌之间的战争记录。卜辞也记载，被俘的羌人被商人用在祖先祭祀中作为牺牲或成为商人的奴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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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羌”与“姜”在文字上的相似，殷商之羌人又被认为与中国古史中的“姜姓”之族有关。3在基于“神话学”的古华夏研究中，这一族群被认为出于传说中的姜姓“大岳”或炎帝神农氏（姜姓）；在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也就是申、吕、齐、许等姜姓之国的统治家族。4如此，姜姓或羌人被认为是一古代民族集团，所谓“神农集团”或“姜炎集团”，他们的文化特征是一种与羊有关的岳神信仰。学者们又认为，随着羌人的迁徙，羌人的岳神信仰也散布四方，这便是中国四方“五岳”之说的由来。5“姜炎集团”由西往东迁，与“黄帝集团”发生接触、争战，最后两族融合——这是许多研究早期“华夏”形成历史之学者的普遍看法。另一种看法是，根据中国上古典籍《国语》记载，黄帝、炎帝为兄弟，因此有些学者将炎帝与黄帝视为同一民族集团，即“炎黄”集团，与“风偃”和“苗蛮”集团相对。6另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始祖大禹，据记载他“生于西羌”，有些学者也因此及其他证据认为夏民族为羌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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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与姜姓之族或羌人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上古史研究中的重要主题。据中国古文献记载，姬姓周人的祖源为“姜嫄”；在周克商的战争中，有姜姓部族或羌参与8；西周时，周王又常娶姜姓族女子为妻。因此学者皆认为“羌”或“姜姓族”是周人的西方盟友。或者说，姬出于姜姓之族，或两者原是一大族下的两个支族。9周克商之后，有功的“姜姓族”因被分封于东方而东迁，这就是西周与春秋时期历史上的申、吕、齐、许四国。留在渭水流域的姜姓族，主要是“西申”之国，后来勾结犬戎发动变乱，逼使周王东迁，结束了历史上的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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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祸”不仅结束了西周政权，也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国文献中有“姜戎氏”与“姜姓之戎”，又由于姜姓之申侯曾勾结犬戎灭了西周，因此姜姓之族（以及羌人）又被认为是广大“戎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羌或“姜姓”之族因东迁而渐文明化的支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留在西方、北方未开化的族群，便是“羌”或“戎”。10战国时西方的“戎”或“羌人”有一个文化特点，根据战国至汉初的中国史籍，这些人死后行“火葬”。根据《后汉书》记载，由于战国时华夏与秦的驱戎，部分戎人纷纷往西逃遁，后来成为汉代甘肃、青海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的“西羌”。但今之学者多认为，汉代河湟西羌是广大的羌、戎最西方的一支，他们一直住在那儿。如顾颉刚认为，住得较远的戎人，因山川阻塞与华夏关系绝少，而能保存其原来文化与种族，这便是秦汉时代的河湟羌人。11又如，冉光荣等认为，秦汉之河湟羌族有的尚在原始狩猎经济阶段，是羌人中最后进的部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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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史籍记载以及学者之研究，河湟羌人受迫于秦人的军事压力，继续大规模地远距离迁徙。向西发展的发羌、唐旄，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后来成为藏族先民的一部分；往西北迁到新疆天山南麓的一支，成为“婼羌”。更有大量的羌人向西南迁徙，成为岷江上游的羌人。13甘肃东部与青海东部的河湟羌人，在汉代造成严重的“羌乱”。汉以进剿、移民、屯兵等种种手段对付羌人，却由于汉将部分受降羌人部落迁于内地郡县，使得战祸延烧到渭水流域各郡县。对羌人的战争军费付出过巨，西北诸郡又因战祸凋敝，此为造成汉帝国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学者认为，由汉到南北朝时期，羌人不断内迁，如此虽造成许多动乱，也因此造成民族之融合。汉化程度高的南安羌人姚氏，在南北朝时期曾建立一中国式的朝廷“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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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崛起于西方的“吐蕃”，据学者研究，其得名由于“发羌”14；其所并吞的苏毗、羊同以及党项、白兰、白狗等人群，在中国古文献记载中也都是“羌人”。由于接受并传播藏传佛教的吐蕃，被认为是当今藏族的直接祖先，因此羌人也被认为是藏族形成的重要成分。159世纪末，吐蕃陷入衰乱，党项羌崛起，建立西夏王国。这是一个仿效唐宋制度建立的王国，13世纪为蒙古帝国所灭。自唐宋以来，陕西渭水流域羌人逐渐融入汉族，而甘青河湟地区与川西北的羌人，也分别融入汉族、蒙古族与藏族之中。最后在明清时期，只剩下岷江上游及附近北川地区有羌、羌番或“羌民”存在。16岷江上游汶川、理县一带的“羌民”，在20世纪上半叶以来终于被识认定为“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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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羌族历史”之建构，除了基于大量的中国文献之外，学者们也尝试由考古学、语言学上寻求支持。如甘青河湟地区的齐家文化、卡约文化、寺洼文化、火烧沟类型、诺木洪文化、辛店文化与安国类型文化，以及新疆的战国时期火葬墓，都曾被认为是羌人文化的遗存。除了这些考古文化遗存的地理分布及所跨时代，与前述历史上的羌人活动时、空相契合外，主要的证据是随葬的牛、羊骨与少量的火葬遗存。17考古学者也宣称，有些考古证据可以证明西周时期渭水流域姜姓族与羌的关联，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便是邹衡的相关考古研究。他由关中地区先周文化中存在的两种鬲——分裆鬲与联裆鬲——来印证文献中的姬姓族与姜姓族。联裆鬲来自山西地区的光社文化，分裆鬲来自甘肃地区的辛店、寺洼文化；前者代表姬姓黄帝族，后者代表姜姓炎帝族。姜姓族由西往东迁，姬姓族由东向西迁，两种考古文化交融于渭水中游一带。18许倬云与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也认为，先周族原先活动在山西、陕西北方高地，吸收光社文化与草原居民的文化。在古公亶父时，他们又迁至泾水上游，定居于岐山并与姜姓结盟。此时期羌族文化遗存，表现在寺洼与安国文化之中。191980年代陕西扶风县刘家的辛店文化墓葬发掘，使学者对于从考古上证明羌与姜的关系更具信心。由于辛店文化与历史记载中的西羌地理分布部分重叠，墓地普遍随葬石头之习俗与文献中羌人崇拜白石的记载一致，又由于死者头部的双联小铜泡可能是发卡，反映了文献记载羌人披发的习俗，因此发掘者称之为姜戎（姜姓羌族）墓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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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学方面，20世纪上半叶以来国族主义下的语言学研究，为中华民族之结构建立语言学框架。羌语，成为此框架中汉藏语系之藏缅语族下，羌语支语言的一部分。21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羌语，如此一层层由大而小之语言涵括结构，与民族学者所称的中华民族→藏族与部分西南民族→氐羌系民族→羌族，此一层层由广而狭的民族结构相互呼应。西方著名中国古代史学者蒲立本（E. G. Pulleyblank）也认为，姜姓族与姬姓周人都是羌的一部分，也就是戎的一部分。他根据《左传》所载姜戎君长之语称戎与华夏“语言不达”，以及东汉时记录的川西某羌部之“白狼歌”为一种藏缅语（Tibeto-Burman），因而认为羌是藏缅语民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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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以来，中、西学者进入岷江流域做民族调查研究。1950年代，更大规模的民族调查也在此展开。1970年代以来，西南考古的石棺葬文化、大石墓，更引起学者对古代川边“民族走廊”之民族移动的兴趣。结合这些新的民族、语言与考古资料，许多学者认为，古代羌人或氐羌沿着川藏边界的民族走廊南移，便造成后来的彝族、白族、哈尼、纳西、傈僳、拉祜、基诺、普米、景颇、独龙、怒、阿昌、土家、藏族以及羌族等“藏缅语系民族”。231980年代以来，研究羌族史的学者也用羌族本土资料来说明羌族历史。汶川、理县附近的羌族间流传着“阿爸白苟与羌戈大战”传说，其内容称羌人由西北迁来此地，与土著戈基人发生争战的经过。历史学者认为，这个神话传说是岷江上游之羌由青海迁来，或更大范围氐羌系民族南迁历史之残存本土证据。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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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国族主义下之民族与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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