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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25到1948年，另一位西方学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也几度进入岷江上游地区做调查。除了考察羌族文化外，他也追溯羌民的历史。他参考中国历史学者的著作，建立一悠久绵长的羌民历史。不同的是，他驳斥陶然士所称“羌民为东迁以色列人后裔”之说。他指出，羌民的宗教并非一神教。他更明白指出，当时有些羌民自称“古以色列人后裔”，乃受陶然士影响所致。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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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士与葛维汉对于“羌民”的兴趣，主要不在于其历史。他们和1930至1940年代中国之羌民调査者的主要研究旨趣，都在于以文化、体质及语言来寻找、建立一典范的当今“羌民”。关于这一部分，我将在本书后面的“文化篇”中说明。无论如何，他们的调査成果为后来的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一些具体材料，也引起历史学者的注意。这是因为，历史学者已从文献中逐渐建构出一个“中华民族”形成的蓝图。在这个蓝图中，“羌”或“氐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羌或氐羌与汉、藏及许多西北、西南非汉族群皆有关联，因此“羌族史”可以成为中华民族下许多民族间的黏着剂。川西的“羌民”人口虽然不多，但他们被认为是历史上广大的羌与氐羌民族遗裔中，此时仍被称为“羌”的族群。他们像一个活的历史见证。对许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当代羌族的存在，也证明了相关“历史”的真实性。因此，在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分类中，“羌族”成为一个少数民族。而且在历史文献、民族志资料及语言学分类的帮助下，这个民族有一个大致的范围——排除历史上被他族同化的“羌”，而专指晚清到民初在岷江上游仍被称作“羌民”的族群。关于“羌民”如何成为“羌族”，在后面我将作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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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具体人群被识别为羌族之后，以及在民族区域自治与相关民族政策陆续施行之后，羌族历史研究进入一新阶段。在1970至1980年代，许多著名前辈学者如顾颉刚、马长寿、任乃强等，都投入“羌族史”研究之中。在“民族”概念与相关线性历史观点下，羌族被描述为在历史上不断迁移，融入他族或形成新民族。如此“羌族史”，不仅将由商代至今的“羌”联系起来，并将许多中国西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根据他们与羌或氐羌的关系——与汉族联系在一起。如，马长寿在其《氐与羌》一书的绪论中称，住在秦陇地区的羌逐渐融合于汉，河湟地区的逐渐融合于藏，居住在岷江上游的羌人则绵延至今仍为羌族。57因此，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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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羌族，自古以来从今河南一直向西，到今新疆南部帕米尔高原，向南直到今四川西部和南部，都有他们活动的踪迹。他们不仅与中原地区，而且与北方蒙古草原、西南的青藏高原、西部的天山以南等地区的各个民族，均发生过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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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史的重要性，任乃强在其《羌族源流探索》一书之序言中，有更清楚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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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羌族演化为许多支系，其中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一部分发展为藏缅语族的若干民族。无论是在历史上出现过和现在仍然存在的我国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溯其来源，大都与羌族有关。因而，研究羌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加强我国民族史的研究以及民族识别、民族团结工作都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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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时“羌族”已为一少数民族的具体指称，此一阶段的羌族史书写，多少都提及当前川西北的羌族。这个被认为有自身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民族，被当作是历史上“羌族”的活化石证据。羌族之现实存在，赖“历史”而得到合理的诠释；“历史”也由于羌族之存在而被人们信赖。因此，清末民国以来与此相关的模糊历史人群概念，如“氐羌种族”“西藏族”“氐羌族系”等等，多被“羌族”取代。虽然如此，上述顾、马、任等前辈学者所书写的羌族史，仍然承继前一阶段的历史研究传统，强调“历史上”的羌族及其与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之关系，而对于当前的羌族则着墨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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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1980年代，岷江上游羌族的本土历史神话，羌戈大战故事，引起部分学者们的注意。58这个流行于理县、汶川一带的故事，讲述一个族群如何自西北南迁，至岷江上游与当地土著戈基人发生战争，得胜后成为“尔玛”并分别到各地建立村寨。这个民间传说，被学者视为北方羌人南迁之真实历史反映。理县、汶川一带出土的石棺葬，当地人认为是“戈基人”的墓。石棺葬中的甘青文化因素，被学者诠释为一波波羌人南迁的考古学证据。此种糅合本地传说、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的羌族史书写，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冉光荣、李绍明与周锡银等人所著的《羌族史》。这可以说是典范羌族史的极致，也是典范羌族史书写的完成与终结。这本书出版后，再也没有如此完整、全面的“羌族史”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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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本《羌族史》的正文之前，刊载了多张照片，显示茂汶羌族自治县羌族的房屋聚落、生产活动、文化特色与历史古迹。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由炎帝、大禹、商周时期的羌人，一直写到唐宋时期的羌人，最后归结于羌和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关系。下篇介绍岷江上游的羌族，由石棺葬与羌戈大战传说来印证西北羌人的南迁，然后探讨宋明以来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最后两章，主要介绍当前羌族的习俗、宗教与文艺、科技，书后并附载羌语方言分类、人口数量与分布。因此，从整部书的结构看来，上篇可以说是清末民国以来历史学者与本书作者们精湛研究的集结；下篇则是被前一阶段羌族史书写者全然忽略的“本土历史”。以“历史”所表露的族群本质来说，上篇表现的是在中华民族体系中的羌族，下篇则表现存在于本土特质中的羌族。这都显示，作者们将书作为“当前羌族”的历史。在此“历史”中，羌族与其他各民族的关系，造就当前中华民族中的“羌族”；当前中华民族中“羌族”之存在，也促成这部羌族史的书写与完成。也就是说，当前羌族的存在及其族群本质与典范羌族史的完成互为因果、相辅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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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冉、李、周氏《羌族史》之《后记》中，作者们的一段话也说明了此“历史”与“民族”的部分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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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书之征求意见稿，国内民族、历史、考古、语言工作者，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县政府更在干部群众中组织讨论，得到了羌族人民的各界代表，特别是老红军战士何玉龙、苏星、马福寿，以及阿坝藏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王泰昌等同志的热情关怀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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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简短的文本中，披露了清末民国以来一个“民族”形成的三个面向，或者说，三个重要的“情境”。第一，在民族、考古、语言等新学术工具与新的历史书写下，“民族”得到其客观的典范特征。第二，典范的学术知识被转化为民族常识，“民族”得以建立在土著观点（native’s point of view）与主观认同之上。第三，所谓土著观点，经常不是所有土著的观点，而是土著群体内部分人士所决定的“土著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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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早年的刘师培、章太炎到当代的顾颉刚、马长寿、李绍明等，这些学者在研究、书写羌族历史时，心中都未必要建构“羌族”。然而，在学术传承与时代背景下，他们对羌族历史之研究、书写被主流社会认为最具说服力也最具权威性，因此成为学术典范。“羌族史研究”只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为何在清末民初一度代表“新史学”主要内涵的“民族史”研究，在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形成之后，悄悄退出了历史研究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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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整个华夏或中国边缘的再建构，只是长期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刘师培、章太炎、顾颉刚等人，可以说是此历史过程的创造者。因此在新的时代氛围下，他们毫无选择地投身于一个中国边缘的再塑造工程之中。在下一章里，我将说明这个长程的华夏边缘建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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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81页；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第77—80页；［日］白川静：《羌族考》，载《甲骨金文学论丛（第九册）》，油印本，1958，第45页；［日］岛邦男：《殷虚卜辞研究》，温天河、李寿林译，台北：鼎文书局，1975，第404、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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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18—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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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章炳麟：《检论·序种姓》，上海：右文社，1919；傅斯年：《姜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卷，1930年第1期，第130—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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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森安太郎：《皇帝的传说：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王孝廉译，台北：地平线出版社，1979，第149—174页；［日］白川静：《羌族考》，第四、五、六章；印顺法师：《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台北：华冈出版公司，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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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顾颉刚：《“四岳”与“五岳”》，载《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日］白川静：《羌之岳神崇拜》，见《羌族考》，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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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徐旭生：《我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考》，载《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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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徐中舒：《夏商之际夏民族的迁徙》，载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第68—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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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民俗传说中，姜太公佐助武王伐纣之事，便是此历史记载的民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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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傅斯年：《姜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1931年第10期，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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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20—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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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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