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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章炳麟：《检论·序种姓》，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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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台北：“中国民族学会”，1905初版，1962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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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台北：华世出版社，1977，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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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林惠样：《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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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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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国语》卷十，《晋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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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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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1934；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第4、286—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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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陈志良：《禹与四川之关系》，《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9期，第33—42页；罗香林：《夏民族发祥于岷江流域说》，《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9期，第4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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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闻宥：《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Studia Serica 2），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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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见David Crockett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City of Washington: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58, iii。中国古文献中有舜“迁三苗于三危”，而许多学者相信“三危”在青海南部到川西北一带；显然，这便是秦学圣到岷江上游探索苗族源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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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Thomas Torrance, The History,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Ltd., 1920, pp.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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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Thomas Torrance, China’s First Missionaries: Ancient Israelites, London: Thynne & Co. Ltd.,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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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找寻失散的祖先后裔”，是指在文明程度与权力关系不对等的人类社会接触中，优势人群认为此劣势人群为本群体之分支，而产生的一种历史建构与想象。关于这个主题的探讨，请参阅拙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九章《边缘人群华夏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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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泰勒（Griffith Taylor）：《人种地理学》，台北：中华书局，1960；P. H. Stevenson,“The Chinese-Tibetan Borderland and Its People,” China Journal 6, pp. 4-6; T. Cook, “The Independent Lolo of Southwest Szechwa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8, pp. 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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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p. 9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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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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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林向：《羌戈大战的历史分析》，《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3年第10辑，第8—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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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第六章 羌族史的再建构：华夏边缘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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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羌族史是一种“历史”，一种国族主义下的时代产物。如今，在各种后现代思潮的启示下，我们体会到这种“历史”的建构性，也因此能“解构”此种“历史”。然而，这并不表示典范历史的研究、书写是错误的；当代解构各种过去“历史”与神话的学者，有时也不比这些前辈学者高明。许多现代的历史与民族文化研究，都证明学者们常常由一个谬误中挣脱后，又陷入另一个谬误之中。这是由于他们没有从解构他者或古人中，认识到群体认同对于人类认知的影响，以至于一方面解构一个国族认同下的“历史”，另一方面在新的国族认同下（或其他的主体认同下）建构另一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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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近代国族主义的学者们更有一种普遍见解，认为当代各“民族”（或国族）全然是近现代产物，产生于近现代的历史建构与文化创造之中。这样的看法忽略了人类从旧石器时代以来便是群栖动物，而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人们便用各种的文化符号（与相关记忆）来强化“群体认同”。以文字书写历史合理化一血缘群体之凝聚及其领域资源，在世界许多古文明中也很常见。以近代“羌族史”之研究、书写来说，当书写之主体（华夏）成为“中国民族”之核心族群时，在新的“中国民族”概念下，他们重新建构、定义羌族；是否“羌族史”的主要建构者与被建构者——汉族与羌族，全然是近代产物？或者，是否造就当代中国民族与羌族的“历史”，只是些被建构的历史想象而非真正的历史？我不认为如此。我也不认为，历史研究可以以解构近代形成的“历史”为满足。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的是：如果“典范羌族史”中的羌族不是一个历史上的延续体，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历史中延续？或者，什么样的历史造成当今羌族与“典范羌族史”？在这一章中，我将由“华夏边缘观点”来说明“羌”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可以解释“羌族”与“中国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本质；通过这样的历史，我也将探讨历史延续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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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边缘观点”探索华夏的形成与变迁，在我从前的著作《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有详细的探讨。简略地说，这个新的研究取向有以下特点。首先，在对“族群”（包含民族）的了解与界定上，强调由族群成员所相信或争论的“我族边缘”（哪些人是异族）来认识一族群的本质；着重资源竞争与分配体系中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以及配合与造成此变迁的历史记忆建构与再建构过程，以及影响资源分配、竞争与历史建构的群体内外权力关系。因此，在历史文献上，边缘研究强调族群的社会记忆本质，以探索留下此记忆的社会情境；在考古与民族志资料上，注重人类资源竞争、分配体系与其生态环境背景，以及相关的人群认同与区分，以及认同与区分体系下的文化表征与展演；在研究方法上，强调从异例分析（anomaly analysis）中了解一个社会的多元本质、模糊边缘、权力关系与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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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观点，在这一章中我将重新探讨、建构一个“羌族史”——事实上这是“羌”的历史，也是华夏之西方异族概念的观念历史。我将说明，“羌”作为一个华夏边缘，华夏心目中“西方那些异族”，如何在“华夏”的成长中不断向西漂移，以及这个华夏边缘在近代以来的变迁——由“蛮夷”成为少数民族。这样的“羌”的历史，事实上是华夏西部族群边缘变迁的历史，也是我所谓“华夏边缘观点”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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