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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之后，中国进入秦与汉帝国时期，政治统一带来疆域与族群认同的扩张。往西方，中国的政治控制、中国式的农业与文化价值，都向西移到适于开垦种植的地方。由于对西方人群的认识愈来愈深，“戎”已不适于用来描述所有西方非华夏人群。在此背景下，原来模糊的、神话式的西方异族概念“氐羌”，分裂成两个人群称号，“氐”与“羌”，被秦汉时人用来分称陇西一带两种西方异人群。陇西附近，在秦与汉初也被称作“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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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汉初年到东汉时期，华夏心目中的西方异族“羌人”与地名“羌中”概念，继续向西漂移。汉初“羌中”约在陇西、临洮附近，也就是在洮河到白龙江之间。由此，与羌有关的异人群与地理概念往三个方向伸展、扩张。西北一路，汉帝国势力在汉武帝时达到甘肃河西走廊，“羌中”这地理概念也向西北迁移，指这个新的西部边疆。于是此时，在酒泉、张掖间也有了“羌谷水”与“羌谷”等地理名称，当地土著也被称作“羌人”。东汉时，人们心目中的“羌人”概念更向西北漂移到天山南路。往西的一路，在汉昭帝到汉宣帝时期，汉人的势力进入河湟（黄河上游与其支流湟水流域），于是“羌”这个地理人群概念又扩及到河湟地区。汉代中国积极在湟水河谷驻军、移民，造成河湟土著与汉人之间激烈的冲突。由于与河湟土著的战争，中原人对于此处的“羌人”有更多的描述与了解，因此“河湟羌人”成为东汉魏晋时中原王朝百姓心目中典型的“羌人”。最后，在西南方，秦朝与西汉前期中原王朝之人由陇西、临洮往西南发展，于是“刚氐道”“湔氐道”“甸氐道”等地名被用来称呼甘肃南部、四川北部的新“边缘”，由于“氐羌”之关联，这里部分人群也被称为“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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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羌”或“氐羌”这些地理人群概念的变迁，表现了华夏形成过程中华夏之西方族群地理边缘的变化（见图十二）。在商人的我族认同中，西方异族主要位于陕晋豫之交。在西周时人的我族概念中，这个西部族群边缘大约向西推进到陕西宝鸡之西不远的地方。战国至秦，由于秦人的华夏化，这个边缘又向西推移到陇西、洮河一带。西汉武帝及其后，“羌”的概念一度随河西纳入中国而往西北迁移，造成历史学者所称的河西与天山南路之羌。1无论如何，东汉与河湟羌人之间绵长的血腥战争，使得河湟土著成为中原王朝心目中典型的羌人；这个概念，后来又因《后汉书·西羌传》之作而强化。因此，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由商到汉代之“羌”的历史并非是一个“异族”的历史，而是“华夏”自身的历史，或“华夏边缘”变迁的历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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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商至汉晋间华夏边缘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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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及此历史过程中的商人、周人、秦人与华夏，这里有必要对这些人群之族群本质作一些说明。过去学者们，包括我自己，常将之视为民族，或直书为商民族、周民族、华夏族等而不加诠释，这至少都失之简略。如果“民族”是一群有相同主观“认同”，并相信彼此有共同“起源”的人群，那么显然商人、周人、秦人与汉代华夏“民族”只是指在各个政治、经济体中的社会上层阶级。我们只需阅读《史记》世家、本纪中各国之“历史”便知，那只是些上层领导者的家族“历史”；以黄帝、颛顼等圣王记忆来凝聚的，只是战国以来的帝王贵胄与汉晋时期的豪门世族而已。汉晋之后，通过家族谱系记忆书写，才有愈来愈多的社会中下层“百姓”成为炎黄子孙。3总而言之，古之华夏与今日中国人都在一延续的历史发展与变迁中，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古之“周人”“华夏”与当代意义的“羌族”或“中国民族”是有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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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夏边缘羌人地带之形成：东汉晚期至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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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中国对西南蜀郡的开发、移民，以及蜀地的华夏化，使得东汉魏晋时期华夏（包括蜀人）心目中之羌人的指称范围逐渐由河湟向南方山岳地区延伸，涵盖秦汉时被称作“氐”的人群，以及在此之西的青藏高原东缘各地域人群。这些地区，也就是蜀地的西方边缘。相反地，由河西往西域漂移的羌人概念失去主流位置，后来的史料记载中很少称这地区的人群为羌。无论如何，东汉（25—220年）到魏晋时期（221—419年）被称作“羌”的人群广泛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少数也分布在北部边缘。此带状区域包括：天山南路附近、青海东北部（河湟）以及甘肃南部、四川西部、云南北部等地。特定的部落名或地名，有时被用来分别不同支系的“羌”，如此便形成一个由北而南狭长的“羌人地带”（图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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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带的最北方，天山南路有婼羌。青海东部的河湟地区有不同“种落”的西羌，其东部洮河流域至陇西间也有许多羌人。在此之南，甘肃南部的武都附近，也就是白龙江上游一带，有白狼羌、参狼羌。再往南去，汉代广汉郡之西有白马羌，约在今文县、平武一带。更往南，汉代蜀郡之西有白狗羌、大牂夷种羌、龙桥等六种羌及薄申等八种羌，这些族落大概都在成都平原以西的岷江上游与大、小金川一带。再往南，沈黎郡之西有青衣羌，约在今四川西南部的雅安、芦山一带。在羌人地带的最南方，越嶲郡附近有旄牛羌，其位置可能在四川汉源、西昌一带，或及于云南北部边缘。在此地带之南，便是汉魏晋中原人所称的“南中”，当地土著多被称作“夷”。因此在交接地带的“旄牛羌”也被称作“旄牛夷”，或有可能，魏晋时中原人以“旄牛羌”与“旄牛夷”指不同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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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羌人地带”上，汉与魏晋时期的中原人也以其他族称来称特定族群。如在天山南路，除了羌之外还有“胡”或“羌胡”；在甘肃南部与四川北部，有些人群被称作“氐”；在四川南部与云南北部，有更广泛的异族称号“夷”或“僰”。无论如何，“羌”与“羌胡”这些人群称号，后来逐渐在天山南路消失。华夏对这些异族称号在特定地区之人群指涉，如在甘南、川北的氐与羌，或在川滇间的羌与夷、羌与僰，似乎都并不统一。譬如，白马羌有时也被称作白马氐，大牂与牦牛等羌有时则被称作“夷”。当时文献中又有“氐羌”“巴氐”“羌夷”或“羌僰”这样的混称。这些都显示，“羌”是一个使用广泛的西方异族称号。而且，虽然与其他族称概念有些重叠——其北方有胡、西北与西方有氐、其南有夷——但如此更凸显此“羌人地带”的大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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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代到东汉，作为“华夏边缘”的“羌人”概念由豫西、晋南逐步西移，所过之处的人群都成了华夏，终于在汉魏晋时它移到青藏高原的东缘。如果我们将汉代的河湟羌、参狼羌、白马羌、大牂夷种、龙桥、薄申等羌与旄牛羌，由北至南连成一道线，这条线便是汉代以“羌”的异族概念来划分的华夏西方族群边缘。这个成于东汉魏晋时的西部“华夏边缘”，也是汉人的西部族群边缘。今日汉族分布地区的西缘与此“羌人地带”仍大致吻合。这显示“华夏认同”的扩张，在东汉魏晋时达到它的西方边缘。此后，在这边缘地带上，“汉化”仍在部分地区进行。但由于吐蕃与藏传佛教东渐，与此相关的文化与族群认同也由西东进。于是，青藏高原的东缘成为一个模糊的华夏边缘，或汉、藏边缘。在此地带，谁是华夏或非华夏，谁是“播巴”（Bod pa）4或汉，或者什么是正确的历史，都经常在人们的争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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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羌人带的萎缩：汉化、番化与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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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到隋、唐时期（420—907年），一些比较具规模的政治体，如宕昌、邓至、党项、吐谷浑等等，出现在中国西疆“羌人地带”上。在中国文献记载中，这些大小政治集团下的部落民众主要是“羌人”或称“诸羌”。宕昌、邓至约在甘肃南部的临洮至四川北部的松潘、北川之间。吐谷浑势力强盛时，东部统有今兰州以南至松潘间，往西统有黄河上游与青海湖附近。党项兴起于宕昌、邓至被灭之后，位置在吐谷浑之南，领有宕昌旧地及于岷江上游。其南，则是被称为西山八国的诸羌部落；此大致便是今日羌族地区及大、小金川、黑水等地（见图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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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 汉代以后羌人概念的萎缩与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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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西羌传》中曾记载，这一带的诸羌部落“无相长一”，也就是说，他们是难以产生中央化政权的“无君”人群。为何到了南北朝时，这些部落中会出现“政权”？事实上，根据中国文献，党项、宕昌等是由许多不能相统的部落所构成。受北魏或南朝之封的党项与宕昌领袖，事实上只是诸多部落领袖中之一二，且为其中比较受“汉化”影响的族支首领。政权较前两者更中央化、社会更阶序化的吐谷浑，受中原影响的特质就更明显了——与北朝时期其他五胡政权类似，其社会上层人物都相当程度地接受中原制度、文物与习俗。吐谷浑政权不但对中原王朝称藩属，在政治制度上也采纳部分中原官制5。而且，据文献记载，吐谷浑男子服饰与华夏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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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纪时，原在“羌人地带”之西的吐蕃兴起，建立了可与唐朝匹敌的王国。吐蕃王国向东急速扩张，造成其与唐朝沿着青藏高原东缘发生剧烈的冲突。而这个夹在中原与吐蕃之间的地带——由青海东部、甘肃南部至云南北缘及康藏东部之地——也就是上述的羌人地带。7世纪中叶到8世纪，吐蕃王国几乎征服了所有这羌人地带上的各部落联盟，如羊同、宕昌、邓至、党项等，以及邻近的唐朝边邑州县。在战争中，羌人或为吐蕃前驱与唐为敌，或受唐军节策以伐吐蕃，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战争中的受害者。大量渭南、洮、岷的党项羌人，曾寻求唐朝保护。唐朝将他们举族安置在陕西渭水北岸各地。9世纪时，吐蕃王国逐渐衰微而终于崩解。原臣服于此王国下的党项诸羌部落，在拓跋氏领导下，于11世纪初建立西夏（1038—1227年）。这个政权在政治结构、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受到吐蕃与宋朝双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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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王国虽在9世纪衰亡，然而其影响力仍然持续存在于羌人地带上。这主要是由于在宋、元、明、清时期，此地带大多数地区控制在各个地方部落酋长手中。这些地方豪酋多自称是过去吐蕃贵族或将领之后裔，这或是真实的，或是虚构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吐蕃传下来的佛教（被称作藏传佛教）在元、明时期在这一地带的传播广泛而深入，造成此广大地区某种程度的文化共性；接受此佛教文化的土著头领，也可能因此虚构、攀附吐蕃祖源。无论如何，由于广泛“吐蕃化”所造成的文化现象，使得宋代（960—1279年）以来，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羌人地带上的人群被泛称为“番”。这个称号有两种含义：一为吐蕃遗民；二为“蛮子”。从此，对中原王朝来说，吐蕃化的异族也就是更“蛮化”的异族。不仅对汉人如此，对羌人地带东缘较汉化的人群亦然；这儿的住民在经济、社会生产上与汉人关系密切，因此吐蕃的犯边掠夺，被他们视为野蛮的暴行。吐蕃带来的战祸以及因此造成本地民众（或边缘汉人）与汉人的共同受难记忆，应是加速其汉化的重要因素。战争中的迁徙流离，更有助于前者之“蛮夷”身份被自身以及汉人共同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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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吐蕃王国的兴起与向东扩张以及因此与唐朝沿着羌人地带发生的冲突，还有他们对此地人群带来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彻底改变了中原人对这个地带上异族的概念。即使大致来说，青藏高原东缘仍是汉与非汉的边界，但由这时起，中原人很少称这地带上的异族为“羌”，而开始称他们为“番”。这个变化也表现在一个地名上——唐代青海西宁附近的“临番城”，便坐落在离汉代“临羌城”不远的地方。“羌”与“番”都是指异族，但他们在中古中原人心目有不同的意义，这主要是由于两者背后的历史记忆不同。对大多数人来说，“羌”代表一个模糊的汉与非汉族群边界。太多的历史记忆——如三苗、姜姓大禹和神农——可以将“羌”与中原华夏族群联系在一起。而相反地，“番”代表严格划分的汉与非汉族群边界；唐朝与吐蕃间长期战争中的挫折，强化了唐人心目中“番”的异类性。当愈来愈多西方“吐蕃化”的人群被中原人称为“番”或“西番”时，过去以“羌”这个异族概念作为划分的华夏西方族群边界，一种较模糊的华夏边缘，便逐渐被“番”这个更严峻的异族概念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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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番化”之外，另外两种情况也使得“羌人地带”在唐代以后日见萎缩。一是此地带上部分人群的完全“汉化”；二是此地南部人群的“夷化”。“汉化”发生在此地带东北端与东部边缘，过去曾被宕昌、党项羌与西夏统治的部分地区，也就是甘南、川北与青海东部一带。6早在汉代，朝廷已往洮河流域与河湟地区屯兵、移民，并将部分“羌人”部落内徙。东汉“羌乱”时期，也有大量“羌人”移往关中地区。移往关中的“羌人”，在唐宋时期完全融入汉人社会。战争中的人口流徙，也使得临洮、陇西、天水、武都一带的“羌人”与“汉人”在血统与文化上有相当程度的混合。西夏统治下的民众，有许多便是如此的“汉人”或“羌人”。在西夏王国糅合汉文化的本土化政策下，许多原来被视为羌的部民，因“西夏化”而有了更多的汉文化特质。西夏衰亡后，今兰州、临洮、岷县、武都、文县、平武、北川一线以西的各部落人群，仍被中原人称作“羌”“氐”或“番”。7在元、明、清时期的文献中，常有他们“作乱”的记载。明代在此置岷州卫与洮州卫，以镇压羌人。在此线之东原为氐、羌、汉混居的甘南、川北地区，宋代以来则成为汉人所居之州县。明代在此的行政设置是“府”——巩昌府，这显示本地人群此时已被视为中原编户了。所谓“汉化”，并非简单地指“成为汉人”，而是指一个接受、展演或强调汉人习俗，最终宣称祖先为汉人的过程。但宣称祖先及自身为汉人，在华夏边缘不一定因此被他人视为汉人。在此地，“汉化”是由东往西渐进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汉与非汉之间直到民国时期仍无明确的边界，在后面，我将深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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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羌人地带”中部，完全的“汉化”发生在四川西部的芦山、雅安一带（约当今雅安地区）。居于此地及西至康定之间的非汉族群，在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被中原人称作“青衣羌”。公元前1世纪，汉朝在沈黎郡设了两个都尉：青衣都尉治理汉民，牦牛都尉治羌人。可见当时雅安、芦山一带住民，至少有部分已是中原编户之民了。唐代时，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贸易，这儿都是唐朝与吐蕃往来的孔道。大量军民商贾来此经营、定居，使得这一带居民与汉人有更多的接触。在这样的接触中，汉人与非汉人群基本上相安共存。唐代在此设雅州卢山郡与黎州洪源郡，又在此两州各设二十余羁縻州，授非汉领袖为都督、刺史等官衔，任其世袭。唐武后时，曾计划以武力讨伐“雅州生羌”，以借道袭击吐蕃。但陈子昂反对此议，他的理由是“雅州边羌未尝一日为盗”。因此他认为不应侵扰他们，而引起北方“西山诸羌”的叛乱。此种相安关系，应部分归功于当地的贸易孔道位置，汉与非汉都能从中各蒙其利。此种密切往来关系，也使得许多本地部族上层人物逐渐汉化。如当时邛崃附近有“三王蛮”，据《新唐书》记载，其为“莋都夷、白马氐之遗种，杨、刘、郝三姓世为长，袭封王，谓之‘三王’部落”。8可见，当时本地部分非汉土著头领已有了汉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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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放弃对越嶲之南与大渡河以西之地的经营，这使得宋朝可以更有效地掌控雅州、黎州地区，也可能因此让此界之内较“汉化”的民众，觉得自身不同于南方、西方“蛮夷”。据宋代文献记录，此时黎州附近还有“青羌”与“弥羌”，时来掠夺中原边村，或与中原进行茶马贸易。9更远方的异族，雅、黎两州南方与西方的非汉族群，在宋代多被中原人称为“蛮”或“番”。元明时期在这些难以直接管辖的地区设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安抚使司”，任用当地土著豪首为安抚使，以间接控制其地其民，这便是“以夷治夷”的土司制度，后来又增置“天全六番招讨使”。明代时，这一带的土司都有汉姓，如天全高氏长期袭封“天全六番招讨使”之职。清雍正时期，以天全六番土司“贪残不法”而改土归流。据当时文献称，“蛮夷渐被声教，衣冠文物俨如内地”。于是“汉民”所居之地，渐由此西向，逼进康定地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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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羌人地带的“夷化”，是指此地带部分土著族群在中原人心目中逐渐不再是“羌”，而成为“夷”或“蛮夷”。这主要发生在此地带的南端，也就是前述雅、黎等州的南方，今之大、小凉山地区及丽江一带。前面我曾提及，汉代以来“羌人地带”形成后，此地带最南端的人群被称作“旄牛羌”，其位置大约是在四川南部雅、黎等州以南，凉山地区以及云南西北部边缘。“旄牛羌”也被称作“旄牛夷”，这是由于汉代时，中原人曾泛称西南边疆异族为“西南夷”。在唐代文献中，这些西南住民多被称作“蛮”；然而冕宁至西昌一带的嶲州，此时仍被视为“羌州”。11唐宋时期，南诏（738—902年）与大理（937—1252年）王国在云南地区相继兴起，唐宋王朝逐渐失去对旧时之越嶲或嶲州的控制。南诏向北发展据有今西昌地区时，曾将大量南方的“乌蛮”与“白蛮”移来西昌以北至汉源之间，以便于统治此地。12南诏与大理等政权的出现，使得中原人对西南本土人群有较多的了解。在宋代，“蛮夷”与“羌”成为中原人心目中西南、西部两大异族类别。两大范畴之交叠处，便在岷江上游一带。《宋史·蛮夷列传》记载：“冉駹，今茂州蛮、汶山夷地是也。白马氐，在汉为武都郡，今阶州、文州，盖羌类也。”由此，以及《宋史》其他相关记载看来，此时官方书写者观念中的“西南蛮夷”往北可包括岷江上游茂州、威州等地的非汉住民。他们观念中的“羌”，则是指青海东部、甘南、川北一带的非汉人群；此一异族范畴的最南端，也涵括了茂州、威州等地的山间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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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描述四川南部与云南地区“异族”的官方文书与私人笔记渐丰。这可以说，中原人注意并描绘其西南族群边缘的历史过程从此进入一新阶段。在这些新的异域与异族书写中，中原人将许多西南族群称作“夷”“蛮”“爨”或“僰”。羌人地带南端，原“旄牛羌”所据之地的非汉族群，在明、清时期不再被中原人称作“羌”，而被称为“蛮”或“夷”。略北，雅安、芦山一带住民也不被称作“羌”，他们大部分已成为汉民，只有一小部分受土司管辖的，在中原记录中被称作“番”或“蛮”“夷”。再往北，岷江上游的茂州、威州山区民众，则有时被称作“蛮”“夷”，有时被称作“羌”。在明、清时期中原人心目中，岷江上游诸人群之“异类性”介于“蛮夷”与“羌”之间，此也显示这些文献书写者意识中的“西南蛮夷”之北方边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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