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94309
1706694310
1706694311
图十三 汉代以后羌人概念的萎缩与重现
1706694312
1706694313
《后汉书·西羌传》中曾记载，这一带的诸羌部落“无相长一”，也就是说，他们是难以产生中央化政权的“无君”人群。为何到了南北朝时，这些部落中会出现“政权”？事实上，根据中国文献，党项、宕昌等是由许多不能相统的部落所构成。受北魏或南朝之封的党项与宕昌领袖，事实上只是诸多部落领袖中之一二，且为其中比较受“汉化”影响的族支首领。政权较前两者更中央化、社会更阶序化的吐谷浑，受中原影响的特质就更明显了——与北朝时期其他五胡政权类似，其社会上层人物都相当程度地接受中原制度、文物与习俗。吐谷浑政权不但对中原王朝称藩属，在政治制度上也采纳部分中原官制5。而且，据文献记载，吐谷浑男子服饰与华夏大致相同。
1706694314
1706694315
7世纪时，原在“羌人地带”之西的吐蕃兴起，建立了可与唐朝匹敌的王国。吐蕃王国向东急速扩张，造成其与唐朝沿着青藏高原东缘发生剧烈的冲突。而这个夹在中原与吐蕃之间的地带——由青海东部、甘肃南部至云南北缘及康藏东部之地——也就是上述的羌人地带。7世纪中叶到8世纪，吐蕃王国几乎征服了所有这羌人地带上的各部落联盟，如羊同、宕昌、邓至、党项等，以及邻近的唐朝边邑州县。在战争中，羌人或为吐蕃前驱与唐为敌，或受唐军节策以伐吐蕃，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战争中的受害者。大量渭南、洮、岷的党项羌人，曾寻求唐朝保护。唐朝将他们举族安置在陕西渭水北岸各地。9世纪时，吐蕃王国逐渐衰微而终于崩解。原臣服于此王国下的党项诸羌部落，在拓跋氏领导下，于11世纪初建立西夏（1038—1227年）。这个政权在政治结构、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受到吐蕃与宋朝双重影响。
1706694316
1706694317
吐蕃王国虽在9世纪衰亡，然而其影响力仍然持续存在于羌人地带上。这主要是由于在宋、元、明、清时期，此地带大多数地区控制在各个地方部落酋长手中。这些地方豪酋多自称是过去吐蕃贵族或将领之后裔，这或是真实的，或是虚构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吐蕃传下来的佛教（被称作藏传佛教）在元、明时期在这一地带的传播广泛而深入，造成此广大地区某种程度的文化共性；接受此佛教文化的土著头领，也可能因此虚构、攀附吐蕃祖源。无论如何，由于广泛“吐蕃化”所造成的文化现象，使得宋代（960—1279年）以来，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羌人地带上的人群被泛称为“番”。这个称号有两种含义：一为吐蕃遗民；二为“蛮子”。从此，对中原王朝来说，吐蕃化的异族也就是更“蛮化”的异族。不仅对汉人如此，对羌人地带东缘较汉化的人群亦然；这儿的住民在经济、社会生产上与汉人关系密切，因此吐蕃的犯边掠夺，被他们视为野蛮的暴行。吐蕃带来的战祸以及因此造成本地民众（或边缘汉人）与汉人的共同受难记忆，应是加速其汉化的重要因素。战争中的迁徙流离，更有助于前者之“蛮夷”身份被自身以及汉人共同遗忘。
1706694318
1706694319
可以说，吐蕃王国的兴起与向东扩张以及因此与唐朝沿着羌人地带发生的冲突，还有他们对此地人群带来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彻底改变了中原人对这个地带上异族的概念。即使大致来说，青藏高原东缘仍是汉与非汉的边界，但由这时起，中原人很少称这地带上的异族为“羌”，而开始称他们为“番”。这个变化也表现在一个地名上——唐代青海西宁附近的“临番城”，便坐落在离汉代“临羌城”不远的地方。“羌”与“番”都是指异族，但他们在中古中原人心目有不同的意义，这主要是由于两者背后的历史记忆不同。对大多数人来说，“羌”代表一个模糊的汉与非汉族群边界。太多的历史记忆——如三苗、姜姓大禹和神农——可以将“羌”与中原华夏族群联系在一起。而相反地，“番”代表严格划分的汉与非汉族群边界；唐朝与吐蕃间长期战争中的挫折，强化了唐人心目中“番”的异类性。当愈来愈多西方“吐蕃化”的人群被中原人称为“番”或“西番”时，过去以“羌”这个异族概念作为划分的华夏西方族群边界，一种较模糊的华夏边缘，便逐渐被“番”这个更严峻的异族概念所取代。
1706694320
1706694321
除了“番化”之外，另外两种情况也使得“羌人地带”在唐代以后日见萎缩。一是此地带上部分人群的完全“汉化”；二是此地南部人群的“夷化”。“汉化”发生在此地带东北端与东部边缘，过去曾被宕昌、党项羌与西夏统治的部分地区，也就是甘南、川北与青海东部一带。6早在汉代，朝廷已往洮河流域与河湟地区屯兵、移民，并将部分“羌人”部落内徙。东汉“羌乱”时期，也有大量“羌人”移往关中地区。移往关中的“羌人”，在唐宋时期完全融入汉人社会。战争中的人口流徙，也使得临洮、陇西、天水、武都一带的“羌人”与“汉人”在血统与文化上有相当程度的混合。西夏统治下的民众，有许多便是如此的“汉人”或“羌人”。在西夏王国糅合汉文化的本土化政策下，许多原来被视为羌的部民，因“西夏化”而有了更多的汉文化特质。西夏衰亡后，今兰州、临洮、岷县、武都、文县、平武、北川一线以西的各部落人群，仍被中原人称作“羌”“氐”或“番”。7在元、明、清时期的文献中，常有他们“作乱”的记载。明代在此置岷州卫与洮州卫，以镇压羌人。在此线之东原为氐、羌、汉混居的甘南、川北地区，宋代以来则成为汉人所居之州县。明代在此的行政设置是“府”——巩昌府，这显示本地人群此时已被视为中原编户了。所谓“汉化”，并非简单地指“成为汉人”，而是指一个接受、展演或强调汉人习俗，最终宣称祖先为汉人的过程。但宣称祖先及自身为汉人，在华夏边缘不一定因此被他人视为汉人。在此地，“汉化”是由东往西渐进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汉与非汉之间直到民国时期仍无明确的边界，在后面，我将深入说明这一点。
1706694322
1706694323
在“羌人地带”中部，完全的“汉化”发生在四川西部的芦山、雅安一带（约当今雅安地区）。居于此地及西至康定之间的非汉族群，在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被中原人称作“青衣羌”。公元前1世纪，汉朝在沈黎郡设了两个都尉：青衣都尉治理汉民，牦牛都尉治羌人。可见当时雅安、芦山一带住民，至少有部分已是中原编户之民了。唐代时，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贸易，这儿都是唐朝与吐蕃往来的孔道。大量军民商贾来此经营、定居，使得这一带居民与汉人有更多的接触。在这样的接触中，汉人与非汉人群基本上相安共存。唐代在此设雅州卢山郡与黎州洪源郡，又在此两州各设二十余羁縻州，授非汉领袖为都督、刺史等官衔，任其世袭。唐武后时，曾计划以武力讨伐“雅州生羌”，以借道袭击吐蕃。但陈子昂反对此议，他的理由是“雅州边羌未尝一日为盗”。因此他认为不应侵扰他们，而引起北方“西山诸羌”的叛乱。此种相安关系，应部分归功于当地的贸易孔道位置，汉与非汉都能从中各蒙其利。此种密切往来关系，也使得许多本地部族上层人物逐渐汉化。如当时邛崃附近有“三王蛮”，据《新唐书》记载，其为“莋都夷、白马氐之遗种，杨、刘、郝三姓世为长，袭封王，谓之‘三王’部落”。8可见，当时本地部分非汉土著头领已有了汉姓。
1706694324
1706694325
宋代放弃对越嶲之南与大渡河以西之地的经营，这使得宋朝可以更有效地掌控雅州、黎州地区，也可能因此让此界之内较“汉化”的民众，觉得自身不同于南方、西方“蛮夷”。据宋代文献记录，此时黎州附近还有“青羌”与“弥羌”，时来掠夺中原边村，或与中原进行茶马贸易。9更远方的异族，雅、黎两州南方与西方的非汉族群，在宋代多被中原人称为“蛮”或“番”。元明时期在这些难以直接管辖的地区设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安抚使司”，任用当地土著豪首为安抚使，以间接控制其地其民，这便是“以夷治夷”的土司制度，后来又增置“天全六番招讨使”。明代时，这一带的土司都有汉姓，如天全高氏长期袭封“天全六番招讨使”之职。清雍正时期，以天全六番土司“贪残不法”而改土归流。据当时文献称，“蛮夷渐被声教，衣冠文物俨如内地”。于是“汉民”所居之地，渐由此西向，逼进康定地区。10
1706694326
1706694327
至于羌人地带的“夷化”，是指此地带部分土著族群在中原人心目中逐渐不再是“羌”，而成为“夷”或“蛮夷”。这主要发生在此地带的南端，也就是前述雅、黎等州的南方，今之大、小凉山地区及丽江一带。前面我曾提及，汉代以来“羌人地带”形成后，此地带最南端的人群被称作“旄牛羌”，其位置大约是在四川南部雅、黎等州以南，凉山地区以及云南西北部边缘。“旄牛羌”也被称作“旄牛夷”，这是由于汉代时，中原人曾泛称西南边疆异族为“西南夷”。在唐代文献中，这些西南住民多被称作“蛮”；然而冕宁至西昌一带的嶲州，此时仍被视为“羌州”。11唐宋时期，南诏（738—902年）与大理（937—1252年）王国在云南地区相继兴起，唐宋王朝逐渐失去对旧时之越嶲或嶲州的控制。南诏向北发展据有今西昌地区时，曾将大量南方的“乌蛮”与“白蛮”移来西昌以北至汉源之间，以便于统治此地。12南诏与大理等政权的出现，使得中原人对西南本土人群有较多的了解。在宋代，“蛮夷”与“羌”成为中原人心目中西南、西部两大异族类别。两大范畴之交叠处，便在岷江上游一带。《宋史·蛮夷列传》记载：“冉駹，今茂州蛮、汶山夷地是也。白马氐，在汉为武都郡，今阶州、文州，盖羌类也。”由此，以及《宋史》其他相关记载看来，此时官方书写者观念中的“西南蛮夷”往北可包括岷江上游茂州、威州等地的非汉住民。他们观念中的“羌”，则是指青海东部、甘南、川北一带的非汉人群；此一异族范畴的最南端，也涵括了茂州、威州等地的山间居民。
1706694328
1706694329
明、清时期，描述四川南部与云南地区“异族”的官方文书与私人笔记渐丰。这可以说，中原人注意并描绘其西南族群边缘的历史过程从此进入一新阶段。在这些新的异域与异族书写中，中原人将许多西南族群称作“夷”“蛮”“爨”或“僰”。羌人地带南端，原“旄牛羌”所据之地的非汉族群，在明、清时期不再被中原人称作“羌”，而被称为“蛮”或“夷”。略北，雅安、芦山一带住民也不被称作“羌”，他们大部分已成为汉民，只有一小部分受土司管辖的，在中原记录中被称作“番”或“蛮”“夷”。再往北，岷江上游的茂州、威州山区民众，则有时被称作“蛮”“夷”，有时被称作“羌”。在明、清时期中原人心目中，岷江上游诸人群之“异类性”介于“蛮夷”与“羌”之间，此也显示这些文献书写者意识中的“西南蛮夷”之北方边缘所在。
1706694330
1706694331
羌人地带南端的非汉族群由“羌”变成“夷”，或“蛮夷”，这个改变也显示他们在中原人心目中的异类性逐渐增强。这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此一近代地理人群概念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性变化。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中原士人描述西南边疆的著作中，描述的对象主要是汉源（地在雅安地区南缘）以南的非汉人群与地理；对于汉源以北，包括雅安地区与岷江上游的异族，这一类的异文化描述非常少见。这或也显示，此时雅安地区与岷江上游土著文化，对中原异地游历者而言已缺乏“异类性”，因而他们对此也缺乏描述兴趣。
1706694332
1706694333
华夏心目中羌人地带的萎缩过程，大约始于唐代，至明、清时期而完成。《明史·西域传》称：“西蕃，即西羌，族种最多，自陕西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其散处河、湟、洮、岷间者，为中国患尤剧。”可见当时部分学者犹记得，此时之“西蕃”即过去的“西羌”。羌人地带萎缩后，清代文献显示，时人心目中最后的羌人只在岷江上游与北川间。如清代张澍之《蜀典》中记载：
1706694334
1706694335
《汉书·西羌传》，西羌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又云羌无弋爰剑子孙各自为种，即武都、参狼、广汉、白马、汶山、冉駹、巴中板楯，今松潘、茂州诸夷也。13
1706694336
1706694337
由此记载可见，在张澍心目中汉代西羌遗民只是当时的“松潘、茂州诸夷”。这也说明，在羌人地带上大多数的非汉人群成为中原人心目中的“番”“夷”与“汉”之后，在明、清时期，只剩下岷江上游茂汶到松潘以及北川西部地区的部分村寨人群14，仍被中原人称作“羌”。或严格地说，特别是在清代，只有极少部分的中原人仍“知道”岷江上游有羌人存在。
1706694338
1706694339
四、羌人带上最后的“羌人”
1706694340
1706694341
14到19世纪，虽然在少数例子里“羌戎”与“诸羌”被用来泛称青藏高原东缘的非汉人群，但一般来说，汉人对此地带异族最普遍的称号是“番”以及“蛮”与“夷”。“番”指此地带北部、西部之人群，“蛮”与“夷”主要指此地带东部雅安地区以南的人群。岷江上游地区，可说是“番”与“蛮”“夷”的中间地带。在上一节中，我已说明羌人地带上大多数地区的人群，如何逐渐在中原人心目中自“羌”这个范畴中脱离。明、清时期，所有被泛称作“番”“蛮”与“夷”的人群中，只有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土著仍经常被中原人称作“羌”“羌人”或“羌民”。以下我将进一步解释，为何岷江上游及北川地区的土著为部分中原人心目中的最后“羌人”。
1706694342
1706694343
岷江上游地区 首先，我们先看看岷江上游的汶川到松潘一带。在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称此为“冉駹”之地。冉駹之地的土著，据司马迁记载有“六夷、七羌、九氐”。西汉初年，文献中“羌”的概念虽然还很模糊，但主要指陇西或更西方的人群是可以确定的。因此，以冉駹的位置而言，“羌”主要是指此北方的人群。“氐”在西汉时主要是指陇西之南，甘南、川北的武都、文县、平武，也就是在冉駹的东方与东北方一带的本地人群。这一范畴的人群，在汉晋时人心目中类似“羌”，但比羌人更华夏化。至于西汉时的“夷”，由于汉代“西南夷”中的主要人群是滇与夜郎等，因此相对于冉駹的位置来说，绝大多数的“夷”在其南方。如此，我们可以看出“冉駹”之地的族群分布特色，在西汉时的中原观察者看来，本地处在中原人异族分类体系中三种人群的交错地带。因此．司马迁称本地土著有“六夷、七羌、九氐”。这个记载，不见得表示司马迁基于某种严格的族群划分标准，将本地人群分为3种22类，但至少它表达在此氐、羌、夷的中间地带，族群“种类繁多”。成书较晚的《华阳国志》也记载，汶山郡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同样也是说，本地人群种类很多。
1706694344
1706694345
到了唐代，“羌人地带”在中原熟悉边事者心目中已形成，汶川到松潘一带本地居民，因而被称作“羌”。松、茂等州，也都被归类为“羌州”。当时文献所称的“西山诸羌”，主要便是指这一带的本土人群，特别是其中的哥邻、白狗、逋祖、南水等羌。15这些诸羌部落夹处唐与吐蕃之间，吐蕃势盛则依附吐蕃，吐蕃势衰则附唐。虽然《旧唐书》中记载了这“西山八国”，并称其领袖为“国王”，然而并不表示这一带只有八个“国”，也不表示这些“国”是中央化、阶层化的“国家”。从同一时代其他文献看来，这儿还有许多的羌人部落，《隋书》称它们“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因此，所谓西山八国应只是其中较大的或与中原有直接来往的部落。
1706694346
1706694347
北宋时，岷江上游非汉人群被称作“蛮”或“夷”，在《宋史》列传中被置于“蛮夷”类。这主要是由于宋朝与西夏的长期战争与对峙，而西夏势力所及大约是汉代河湟、陇西羌人之域，因此使得当时中原人心目中的“羌”或“羌族”，专指受西夏控制的、宋夏战争区中河、洮、岷、阶、文等州（约今甘肃南部、四川北部）的非汉人群。也因此，《宋史》中称茂州、汶川非汉人群为“蛮”“夷”，称离此不远的阶州、文州土著为“羌”。16然而《宋史》作者在回顾历史时，称包含茂、汶、阶、文等地的西南地区都是“古羌夷之地”。显然，时人心目中“古羌夷”的范围比当时的“羌人”分布地要广。宋末，胡三省在《资治通鉴》释文中也称：“白狗国至唐犹存，盖生羌也。”可见，宋代习边事者虽称岷江上游异族为蛮、夷，以别于北方的羌，然而在历史记忆中，他们仍认为此地之异族过去是“羌”。
1706694348
1706694349
元代岷江上游的茂州、威州、通化，都归“宣政院”管辖。元之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也就是掌管原吐蕃之境及“吐蕃化”的人群。所谓“吐蕃化”的人群，主要指接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的人群。在前面我们曾提及，宋、元以来青藏高原东缘各部落人群的统治家族，常自称是吐蕃王族或将领之后。我们可以理解，在信奉藏传佛教的元朝统治下，此种祖源宣告应相当普遍。无论如何，元朝将茂州、威州、通化划归“宣政院”管辖的意义是：唐代以来逐渐由西方入侵此地的吐蕃文化，被当政者认知并强化而表现在行政空间划分上。然而这并不是说，一千多年来的汉文化影响就此消失，而是它们在新的文化视野中被忽略。因此，元朝政权覆亡后，明代政府在此面对的便是混合着汉、吐蕃与本土文化的一些人群。
1706694350
1706694351
在明代中原人眼里，岷江上游人群在文化与认同上的复杂与不明确性，表现在当时文献对当地非汉族群的称呼上。如前所言，当时中原人将原“羌人地带”上大多数地区的异族都通称作“番”或“西番”，岷江上游土著也不例外。如《明史》记载，“黑虎五砦（寨）番反”，“乌都、鹁鸽诸番亦叛”。17平乱将领之一朱纨，曾写下一篇《茂边纪事》诗文。文中叙事部分，称今茂县深沟、浅沟、浑水沟各寨民众为“番”。然而诗中“山椒归马赋平羌”“委质羌酋累乞盟”等文句，则显示在作者的历史记忆中，仍无法忘怀本地与“羌”的关联。18在《明史·四川土司传》中，有些地方称白石、罗打鼓诸寨生“番”、黑水生“番”为乱，有些地方则称松州“羌”、松潘“羌民”作乱，更有将土著称作“番羌”的例子。19在《明实录》中，同一地的土著或称作“羌”或称作“番”的例子更是普遍。无论如何，此时在熟习边事者心目中，“羌民”与“番”之间似乎有一模糊区分——居住在灌县至松潘间，接近城镇汉化程度较高的编户之民，常被称作“羌民”；叠溪、松潘、黑水等地汉化程度低且常生事的村寨人群，则被称作“生番”或“番羌”。20
1706694352
1706694353
由明至清，因着政治权力在本地的稳固与深入，进入岷江上游的外地移民也愈来愈多。他们或是聚居城中的地方政府文武官员、商贾与工匠，或是深入山中垦荒的难民。他们通过各种媒介——文书、文物、建筑、口述——为本地带来许多汉文化与历史记忆。明代宣德年间，茂州城中初次有学校建立。后来虽有毁有迁，此官方学堂一直延续到清代。除了教育城中汉人子弟外，官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也是奉祭至圣先师孔子的场所——所谓“学必有庙”。学校与孔庙则是朝廷礼仪教化的标志。有了官学，自然也有生员学额。起初，学校生员皆是汉人。到了雍正八年（1730年），也准“羌民”应试入学。
1706694354
1706694355
除了汉移民之外，清代本地愈来愈多的“汉民”，是由原来的“羌民”转变而来的。如茂州明代时只有四个“汉民里”，清代道光年间扩大为九个“汉民里”。至于这些“汉民里”是如何出现的，地方志中有些记载。如“新民里”的建置是在乾隆年代。据记载，当时茂州营所属的“踏花”等18寨，寨民“恳请输赋承役”，因此他们被编为“新民里”。21道光年间，类似的事再度发生；茂州之大姓、小姓、大黑水、小黑水、松坪等地共58寨要求内属。主其事的官员在对朝廷的报告中称：
1706694356
1706694357
各寨夷民等环跪吁求，佥称伊等久慕天朝声教。言语、衣服悉与汉民相同，亦多读书识字之人。是以一心向化，愿作盛世良民。
1706694358
[
上一页 ]
[ :1.706694309e+09 ]
[
下一页 ]